大家好,我是莫言,这是我的故事
    言说如何毁了管谟业,又如何造就莫言
    “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只能加快速度,把这些当作动力:我在他们后面,他们会用肩膀挡我;我们并排着,他们会挤我;我跑他们前面,他们会伸脚绊我;远一点,他们会扔小石头砸我;再远一点,他们会骂我。我要跑到更远,远到他们挡不着我,挤不着我,绊不着我,小石头砸不着我,骂我我也听不见了。我要拼命往前跑,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莫言的朋友、翻译家许金龙回忆起莫言对他说的这段话,时隔多年,他仍可以清清楚楚地背出来,因为朋友们都知道,莫言人如其名,不爱说话,尤其不喜欢袒露内心,这样的表达,在他们17年的交往中也是不多见的。
    “他说我也挺难的,很多人为我付出代价。农村孩子,没什么基础,一点点奋斗出来的,取得一点成绩,有人酸不溜叽,嘲讽、攻击,他跟我说,他没别的办法。”许金龙说。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时,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终于跑到了很远的地方。
    一
    “莫言不爱说话。”“莫言太会说话了。”
    谈到莫言的口才,他的亲人、朋友、作品编辑、翻译、同学、前同事等《人物》记者的采访对象给出的答案出奇一致,而答案本身则看似对立:莫言不爱说话,但他太会说话了。
    出版过《莫言王尧对谈录》的作家王尧感慨,和莫言对话时,他才感受到“叙述就是一切”,“和别的作家在一起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
    “莫言本人长得不像他的作品”,与莫言相识20多年的图书编辑猿渡静子认为,“他要长得跟海明威那样,才和他的作品配,可是他白白胖胖的”。莫言说话“自控、谨慎”,“能感觉到他说话是经过思维的”,不过,“现在已经比20年前好一些,比较放得开了”。
    莫言的大学同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文学系主任黄献国觉得莫言20多年没有变过。“总是微微一笑,话特别少,同学3年里,逢年过节会餐什么的,永远觉得这个人不存在”。他想了想,补上一句,“会咬人的狗不叫。神侃的作家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我听过他在军艺的课,一讲俩小时,能不会说话?他说话特犀利,特准,话不多,声调特别低。在公共场合上需要一个扩音器。别人批评他,他也是笑着说,哎呀,这些人真是。”莫言在《检察日报》时的同事、导演高伟宁回忆。
    “不该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多说一句话。该说话的时候头头是道,妙趣横生。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兄长,很私密的事情,包括情感上的困惑,我都愿意跟他交流。”虽然相识只有两年,同
为作家的麦家在心里把莫言当大哥看。
    “谈吐非常得体、有气氛,幽默感也合适”,新经典外国文学部总编辑黎遥觉得,莫言在写作的时候却控制了这种能力,“会反而用比较粗的语言来写作”。
    二
    当莫言还是那个叫管谟业的其貌不扬、家庭出身也不好的少年时,他的表达欲已经让当地人印象深刻,“特别碎嘴、爱说话”,“哪儿热闹往哪儿跑”。2003年,48岁的莫言向作家王尧回忆起他的童年,“在我们农村我这种叫炮孩子”。
    管谟业还爱乱写。“认识两个字,就捡了个粉笔头,块光光的墙就乱写,有一次无意中写出来一条反动标语,把家里人吓坏了。”
    农村人觉得,“炮”就像“懒”和“坏”一样,是一种需要矫正的毛病。但在小说《四十一炮》中,莫言描述过“炮”的快乐:“‘炮’是一种言说的状态,也是一种说话的腔调;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创造……情绪高涨,灵感大发,口齿利落,犹如大河奔流,滔滔不绝。手舞足蹈,眉飞舞,忘乎所以。”
    对炮孩子来说,“”人多、热闹、口号响,就像一场节日。小学五年级冬天,管谟业当上了小,他创办《蒺藜造反小报》,贴大字报,编顺口溜:“三家村,四家店,都是一些大坏蛋。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伙去偷瓜”,还写了一首诗叫《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那大概是他一生中说话最肆无忌惮的岁月。
    像“”中的很多人一样,管谟业也曾做过一个“向组织表忠心”的告密者。有一日回家,爷爷问他:“孙子,你们是闹‘长毛’吧?”他感到爷爷的话有点反动,就赶紧去学校向老师汇报,想当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你爷爷说得基本正确,‘长毛’造反,我们也是造反,回去告诉你爷爷,‘长毛’是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众的污蔑性称呼,应该叫太平天国。”
    因言得咎的那一天终究无法躲避。在一个值班监听“阶级敌人”的夜里,他和同学张立新无意溜达到老师办公室外,从窗户纸的破洞中,看到了后来改变他性格的关键一幕——头头正在往一名女代课老师的裤腰里塞花生,花生香喷喷的,而女代课老师咯咯咯咯笑个不停。后来莫言在散文《我的中学时代》中真名实姓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管谟业感到“革命热情受到很大伤害”,“岂止是失望,简直就是绝望”。第二天,他把耍流氓的事告诉了村里人,张立新还在大队部的白粉墙上画下了这一幕,“画面比我们见到的情景还要流氓”,一下子把老师们“得罪到了骨髓里”。
    五年级结束,那个女代课教师剥夺了管谟业上中学的权利,她告诉管谟业前来求情的,
让中农的孩子读书,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管谟业成了一个的小社员。
    从此以后,炮孩子管谟业沉默了。
    三
    农村不养闲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所有无主的坏事,都被认定是管谟业干的。
    不知道怎么死的牛一定是被他弄死的,发挥想象力:肯定是用家里破扫帚的铁丝把牛谋杀了;猫叼走了邻居家的一块肉,那猫一定受他指使,不然怎么他一跟邻居说话猫就来了?弟弟爬树摔了腿是他推下来的,弟弟那么小怎么会说谎?婶婶冲进家里骂“你从小就这么坏,什么时候能坏到死啊”。
    管谟业起初拼命辩解,冤枉啊,我没有,谁干了谁是狗,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结果他发现根本没人听,他越辩解,母亲越打他——“你还犟!”
    “那时候我非常压抑,一说话别人就骂我,任何一句话好像都是多余的。”他回忆。“很多时候明明是满心好意”,哥哥的朋友来家里,衣裳很破,他天真地问人家:“你来走亲戚,为什么不穿得新一点呢?”
    这话伤了对方的自尊心,也让他厌恶了说话的自己。
    他还太小,无法判断说话的场合和分寸,他只有强硬地封住自己的嘴,不再与人交流。他
把自己关在家里,没事儿就歪在炕上看母亲糊墙的报纸。哪儿的小麦亩产10000斤啊,天津郊区农民芦苇和水稻嫁接成功啊,某地农村医生发明了计划生育的新方法,和丈夫同房前生吞20只蝌蚪能避孕。成为作家莫言后他回忆,这些报道是他最早看到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夸张,变形,没一句真话。
    慢慢地,管谟业“一见人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这种在人前说话的恐惧感被顽固地保留下来,在近半个世纪后的诺奖之夜发挥到极致:上百名记者撬不开他的嘴,他关掉手机,换掉家庭座机号,不回复邮件,暂停更新微博,紧闭家门,生病发烧了。
    四
    “批林批孔”那几年,在棉花厂打工的管谟业琢磨着怎么能混出来,在这儿,谁嗓门大,谁朗读不结巴,就说明谁水平高。
    他决定练习说话。
    善表达的基因让他占了便宜,“在棉花加工厂里两三年的锻炼,使我第一次敢在人前讲话,以前见了人就躲,现在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知道你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动脑筋。”他后来在《莫言王尧对谈录》中回忆。
    管谟业甚至学会了说谎。进厂登记时,管谟业犹豫来犹豫去,把小学五年级的学历登成了
初一。但很快就有一个曾经在他们村的联中上过学的邻村小伙子揭穿了他,弄得他见人抬不起头来。去部队后,因为超龄一岁提不了干,他听朋友支招,回乡下,开了份证明,把出生日期推后了一年。这两件事自此成了他的心病,他感觉自己“欺骗别人,欺骗社会,欺骗同志”。
    他一丁点一丁点往前挪。从普通棉花工人到发言代表,到工厂夜校老师,靠故意“团结”厂里有部队关系的同学,挤进了部队。部队缺数学教员,小五文化程度的他就硬背下高中数学课本,缺政治教员,他又背下政治课本。为了提干,恐惧说话的管谟业讲起课叽里呱啦,嗓门大得让别的教室无法上课。
    获得诺奖后接受央视采访,他想起了提干的感受—“比拿了诺贝尔奖还高兴”。
    除了表达才能之外身无长物的管谟业终于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奋斗目标—离开农村。
    “我想我小时候还是很有表达能力的,听人家讲故事,我可以非常完整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复述出来。经过‘’这一折腾,我一见人就紧张,一讲话马上就变成结巴了。当兵的时候慢慢好一点了,当政治教员时慢慢有意识地改过来,恢复了讲话的能力。”
    33年后,莫言在散文《我的中学时代》中谈起自己性格转变的过程。为了生存,他恢复了讲话的功能,却没有恢复说话的快乐。
    他为自己难以抑制的表达欲感到羞耻。1981年10月,在部队写完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当他意识到需要取个笔名时,26岁的管谟业变成了“莫言”—管谟业的“谟”拆开就是莫言。
    “当年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要不断地说话。这是我的矛盾。”作为这一矛盾的产物,持续30年不断地言说,让“莫言”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著名的一个笔名。
    五
    黄献国记得,1984年第一届军艺作家班开学第一天,班里李存葆、宋学武、钱钢、李荃等都得过全国奖,系主任徐怀中没有提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向大家推荐一部优秀的小说《民间音乐》,作者是我们的管谟业”。
    随着身份从军人向作家转移,被管谟业克制多年的表达天分突然有了发挥的平台,他觉得,是时候撕掉嘴巴上的胶布了。
    “当时是一路狂气呀”,压抑多年,他上来就写了一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课堂作业《天马行空》,包含了对同学猖狂的蔑视,他要“彻底颠覆他们的小说”。黄献国至今还记得那篇作业,“才华横溢!”
    继蔑视同学后,他对红经典作家的蔑视也在当代文学课的考卷上一览无余。
    考试题目是谈十七年文学,他写道,这些小说写得“好像只有无产阶级才懂得爱”,无产阶级的婴儿,“不但体无血污,而且没有肚脐眼”,“爱情本身那种蓬勃的生命力被彻底阉割了”,要么就“真堕落”,要么就“假正经”。
    这“一路狂气”直到李存葆讨论会上终于又撞上南墙了。
    讨论的是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撕掉了胶布”的莫言口无遮拦,“这根本不是一篇小说呀,像宣传材料,散发着一股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
    有人悄悄说:“瞧他那德行,我真想打他。”
    会开完了,李存葆一脚就把门踹开,说管谟业干什么的!是个什么人!
    当时,莫言只在河北保定刊物《莲池》上发表过一个豆腐块,写过《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已经是得全国头奖红遍半边天的作家了。
    无名小卒骂李存葆的故事在文坛上传开,管谟业感觉在同学前抬不起头,“被自己逼到悬崖上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说话再次毁损了管谟业,却同时建立了莫言—他靠这股气憋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红萝卜一出,把我们都放倒了”,莫言的一个同学说。
    对莫言有知遇之恩的徐怀中专门为《透明的红萝卜》开了作品讨论会,有些老同志批评他,军队的作家不要这样写,还是要多写一点战争。室友崔京生记得,莫言回来说,写一篇军事让他们看看。很快出了《红高粱》。“他当场不说什么,他憋在心里。而且能憋出东西来。他永远是用他那双小眼睛死死盯着这个莫名的世界。”黄献国说。
    莫言后来承认自己很后悔,“说明我当时幼稚,一点也没城府,现在你就是写得再差,我也不会这么说了。”
    他一直努力跟李存葆恢复关系,还在军艺30年纪念特刊上发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在学校大门口的榆树下吃羊肉串,边吃边想,向那些我伤害过的人道歉。
    六
    黄献国说,以莫言的言行方式,他从来不搅入作家间的矛盾,也不会拉帮结伙,谁说跟莫言怎么怎么好,是哥们儿,未必。“他就是那种淡淡的,他跟谁也没有掏心窝子,但是你又不觉得他难接触。”
    临近过年的一次作家聚会上,莫言当时在作协里当了个小官,有的作家不太舒服,夹带棒地说莫言,你当官了,你不错了。莫言一句话也没说,只在回去的车上跟朋友提了两句,还是淡淡地。他说你看他欺负我了吧,我一句话都没说他吧。又说算了不说不愉快的事,说
愉快的吧。
    “他不伤害别人。别人来伤害他,他想的是怎么躲,怎么藏。”莫言的这位朋友对《人物》记者说。
    他的感情生活也是这样。管谟业喜欢上了只有二年级文化程度的杜勤兰,“作家在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他一定到作品中去实现。莫言你说他那么具有一种叛逆性格的作家,你看他写女性,他写得那么有彩,有感觉。但是他跟他的乡村夫人,这么多年,相濡以沫,一起走过来了”。
    “大概以莫言的性格,和谁都会相濡以沫地走过来。”黄献国补充。
    班里中秋节晚会,都是书生,无非是朗诵诗歌,附庸风雅。轮到莫言表演,教室门敞开着,同学崔京生骑个破车子进来,莫言坐在后座上,反穿一个破雨衣,满脸贴着条子,大家哄堂大笑,节目就完了。黄献国在回忆这一幕时忍不住大笑,“节目没内容,就是恶搞一下完了。一个字没说,亮完相回宿舍该干嘛干嘛去了”。
    “他所有的小说都这样,偶尔露这么一下,打一就跑,打一换一个地方。骨子里很单纯,在作品里也是,永远有一股孩子气,动不动跟你来点恶搞。不知道从哪里滚来一个东西,闪一下就消失,恨不得闪一下子就消失,这就是莫言。”黄献国用莫言一部叫做《球状闪
电》的小说的意象来形容他,“在高密他说赶紧结束吧,意思是现在这种热闹赶紧结束吧,球状闪电,那都是他灵魂里的东西”。
    七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写出第一批成名作的军艺宿舍楼却正准备要炸掉盖新楼,“你过一阵来可能就没有了。”黄献国说。
    莫言自己接电线,顺了一盏灯在水房门口,宿舍熄了灯就去水房写,一部接一部,在文学中,他拉开闸门,试图释放当年那个炮孩子,《爆炸》、《枯河》、《白狗秋千架》……兰州军区作家李本森被莫言的速度和产量震惊,他发牢骚:“莫言就是一台造币机!稿费都被他挣走了!”
    《欢乐》的创作状态让莫言几乎飞起来,他放纵自己的天分,哆嗦、喘粗气、像抽风一样,好句子滚滚而来,笔完全赶不上思维,莫言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一泻千里地表达,成文8万字的小说没有分段。
    这是他憋了太久后的一场泄洪。
    很快,洪水一样的骂声又反过来倾泻到他身上。
    《欢乐》被骂亵渎母亲,《酒国》被骂丑化干部,《丰乳肥臀》被骂既亵渎母亲又丑化干
部。他写刽子手写得太像,别人就骂他暴虐;写写得太像,别人就骂他情。“我写一个精神病人,不代表我就是一个精神病人,”莫言无奈地解释,“很多批评常常混淆这个常识。”从头至尾,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我和这帮人发什么言,不吱声,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刘璇王弢    1987年,《欢乐》发表之后,一些报纸整版批评,甚至间接导致了《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下台。现实中说话的压抑渗透进来,文学并不是一块飞地。
    到了《天堂蒜薹之歌》,他使用虚幻的笔法,来讲一个最真实的故事:莫言的四叔被公社党委书记醉酒撞死不了了之。现实中他只能噤声,但可以在文学中“把我积压多年的作为一个农民的愤怒和痛苦发泄出来”。
    1989年,莫言的表达方式越来越谨慎,他不得不学着保护自己。小说《酒国》,他故意选择了醉汉李一斗的视角,他承认这是一种预设好的技术措施,如果有人质问他怎么能如此丑化我们的干部,他可以回答—这是一个醉鬼的醉话嘛。
    “也是逼出来的,”他有些无奈,“结构也是一种政治。对社会黑暗和丑恶的现象,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我也就没办法。”
    技术处理再精细,也没能阻止明暗箭刺向《丰乳肥臀》。小说被指责歌颂了一个“破鞋”,
一个。莫言说他“非常痛心”,“对一位母亲来说,最大最深重的痛苦、最沉重的负担莫过于被逼得不断地和自己素不相识也不爱的男人去睡觉。”
    很多人看不懂骂他,看懂了也骂他。看不懂的人骂他低级下流;道德批评家们给有关领导和部门写了很多告状信,那些信后来莫言都看到了,骂他丑化共产党,为国民党唱赞歌,搞大批判,故意装作看不懂,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是最重的一击。1996年,作家莫言一整年没有写作,同时默默删掉了《丰乳肥臀》中最易招致批评的地方,删除时他感到别扭、无奈,最后还是删了。
    同年,军人管谟业离开了部队,作家莫言藉此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这是苦苦向上爬了几十年的农村孩子管谟业第一次撤退。曾经,在部队提干和生二胎不可兼得时,他放弃了妻子腹中已经6个月大的儿子。但这一回,他想保护“莫言的自由”。
    “离开对我好,对部队也好,很多人骂,部队怎么会养活这样一个作家?我在部队这么多年本身就是很荒诞的事情。”莫言说。
    15年之后,2011年冬天,作协开会时,黄献国约他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回母校当文学系主任。
    莫言没吱声,反问,你说呢?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儿,你一穿军装可就拿不上了。”
    莫言微微笑了下,点点头。
    “他没回来,诺奖是很大的原因。他知道,但不愿说。”黄献国说。
    八
    莫言总是回避文坛排名的问题,只有一次,他说,自己在当代中文作家中可以排前15名。对方说肯定再往前,莫言答,那我就不敢说了。
    对莫言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而不是用他的文学去理解现实世界。莫言的一位朋友记得,有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到北京来,国内可能够得着的作家汇到一块儿,大家开始批判“”批评政府,气氛越来越热烈,莫言一声不吭。
    有人将他的军,请他发言。
    全场都在听莫言怎么说,“最适合我写作的主题并不是‘’,而是高密东北乡,我的热土,我的老乡们。作家选主题是自由的,不能你们谈‘’,就强求每个人都去写‘’。”
    九
    伴随诺奖的争议,很大部分源于莫言参与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纪念抄写,并因此被指证为“为体制创作的主流作家”。
    10月12日的发布会上,被一再追问的莫言反问道:“难道抄写《讲话》就是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吗?”
    现实中,莫言越来越坦荡。他承认抄了《讲话》,改过年龄,曾经谎报过学历。他可以用最真实的、最放得下的视角来写自己过往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也不刻意做出低姿态的反省。
    2003年,莫言在与王尧对谈时明确批评过“在《讲话》指导下写作的”红经典作家,认为他们笔下“没有个性,如果有个性,那这点个性也正是被批判的靶子”,“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作家自己”。
    他更喜欢《罪与罚》这类作品,觉得作家应该是超阶级的。对社会反而没说什么,但对自己心中善与恶的搏斗却写得淋漓尽致。一个人内心斗争比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更打动人。他曾经直言,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叩击自己灵魂的勇气。遮遮掩掩,就算有时说自己是流氓,内心也不这么认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个世界上谁不是流氓?
    这些话,他在发布会上并没有说,他保持了一贯的温和,表示自己并不后悔抄写,要突破《讲话》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自己创作的心灵需要。
    这是管谟业历来的温和。有点“怂”,软塌塌,习惯妥协。张艺谋来他想改编《红高粱》,
他说“你绝对不要忠实于原著,你愿怎么改就怎么改。”《红树林》的导演高伟宁也记得,开机前,一向很照顾他的莫言留了一封信,手写的,信里说,认真和坚持是对的,但要根据实际条件,学会妥协。
    莫言在小说里常常写到乡亲们,有时把活人写死了,有时把丑事抖搂出来了,《红高粱》出版后,村民王文义气哄哄上门问罪,“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可以把我写死呢?”住在老家的父亲常常要为儿子解决麻烦,“是,是,是管谟业不对”,赔礼,讲道理,再送上一瓶酒。
    发布会上,软塌塌的管谟业也开始捣糨糊,“我比较麻木、比较模糊,没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出版社的编辑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没想到出了这么多的批评意见和辱骂”。对这个回应,很多人并不买账,诺奖加身之后,收获平生最多赞誉的同时,他也收获了平生最多的批评。
    他偶尔也有一言半语为自己开解,发表在多年前酣畅的访谈中,只有一行,像是小声嘟囔:“出名以后,有时在有的场合也是身不由己。说归说,写归写,看我的作品就是了。”
    十
    莫言说,有时自己都不知道,潜意识里不知不觉会回到童年的状态。
    小时候,油灯昏昏的光下,他给读《林海雪原》里“白茹的心”一节,听得眼泪汪
汪,听得母亲忘了手中的针线活儿。母亲想起了多年前见到的爱情故事,听完去跟村里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
    几年前,莫言还去看望小学语文老师,老师说现在好像所有人都教过你作文,就是我没有教过你。莫言告诉老师,谁都没有教过我作文,只有你教过我。
    老师说,我也没别的要求,把你的书拿两本给我看看?
    看完后老师表示没看懂,主题模糊,还没有莫言小学时写的好。
    获得诺奖第二天,莫言接受央视采访,他说:“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这样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
    那个黑孩子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也看天,看地,看鸟,看虫,看美丽的姑娘,他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莫言本人长得不像他的作品”,与莫言相识20多年的图书编辑猿渡静子认为,“他要长得跟海明威那样,才和他的作品配,可是他白白胖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