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４年第１期(总第２０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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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社会科学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１ꎬ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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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２０２
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
以袁静«刘巧儿告状»①为考察中心
马海娟ꎬ牟婷婷
(延安大学文学院ꎬ陕西延安７１６０００)
摘㊀要：延安时期婚姻家庭的变革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ꎬ也是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ꎮ«刘巧儿告状»是袁静于１９４４年根据陇东传统婚姻纠纷案创作的秦腔剧本ꎬ不仅借此宣传了当时实施的婚姻家庭变革制度ꎬ而且还在文本中表达了 新女性 对婚姻家庭观念制度的某些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回应ꎮ这种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ꎬ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ꎬ验证了个人与家庭㊁国家之间建构的关系ꎮ
关键词：延安时期ꎻ 新女性 ꎻ婚姻家庭观ꎻ袁静«刘巧儿告状»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４９３７(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８５－０６
①㊀
参见袁静:«刘巧儿告状»ꎬ东北书店１９４７年版ꎮ
作者简介：马海娟ꎬ１９７０年生ꎬ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ꎻ牟婷婷ꎬ１９９７年生ꎬ延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㊀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以政治动员为中心的婚姻家庭变革制度ꎬ这次社会变革ꎬ壮大了妇女解放道路上的女性队伍ꎮ一方面ꎬ许多农村妇女ꎬ无论是在思想还是个体身份上都实现了一定的解放ꎻ另一方面ꎬ受 五四 时期婚姻家庭变革观念影响的知识女青年的思想观念再次得到重塑和升华ꎮ这批来自城市的知识女青年在 五四风气 的影响下ꎬ对女性教育㊁婚姻家庭㊁妇女解放以及社会发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认识ꎬ有着反抗封建压迫㊁追求自由解放㊁构建民主社会的共同目标ꎮ这些知识女青年与 五四 时期的多数追逐个体自由的女性以及陕甘宁边区思想逐渐开化的农村妇女比较而言ꎬ她们身上有着一些无法比拟的 新 特征ꎮ当时聚集于延安的女性ꎬ有随大部队迁移至此的女干部ꎬ亦有从农村基层选拔上来的模范ꎬ还有从其他城市入延的知识女青年等等ꎮ因此ꎬ为了区别于延安其他女性ꎬ同时ꎬ厘清这些知识女青年在延安的观念重塑的过程ꎬ在此ꎬ将这
批涌入延安的后五四一代知识女青年界定为 新女性 ꎮ
现有的延安时期女性研究ꎬ多是以乡村妇女权益的获取㊁旧婚姻家庭制度的动摇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为关注点ꎬ而对于婚姻家庭变革过程中既是 参与者 又是 启蒙者 的知识女青年却缺乏一定的关注ꎮ她们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和高昂的革命激情ꎬ奔赴延安ꎬ投身革命ꎬ随后又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ꎬ成为政策㊁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ꎮ在推动妇女解放这一过程中ꎬ其自身 新女性 形象和 异样 的思想观念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ꎬ而后更是在农村逐步地宣讲㊁推行新的婚恋观和党的制度政策ꎮ这种双重身份的角ꎬ促使她们不仅在现实中积极投身民主建设ꎬ而且还将自己对婚姻
家庭变革的感悟融入到文艺创作当中ꎮ因此ꎬ无论是现实自我的转变ꎬ还是文艺创作的实践ꎬ都对大众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且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ꎮ总之ꎬ沿着历史的脉络走近这些 新女性 ꎬ不仅能够了解延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新女性 是如何 解放自我㊁启蒙大众 的ꎬ同时也能够重新定位女性与家庭㊁国家㊁社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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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ꎮ
㊀㊀一㊁ 新女性 婚姻家庭观的转变
全面抗战的洪流将这批 新女性 带到了革
命圣地 延安ꎮ为实现民族解放㊁社会变革的
共同目标ꎬ她们积极自觉地融入当地妇女的生活
中去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成长过程中ꎬ她们自己的
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重塑[１]ꎮ尤其是婚姻家庭制度推行的过程中ꎬ最先接受和转变婚姻家庭观
念的就是她们ꎮ延安时期正是这些 新女性 转
变为革命女性的重要阶段ꎮ在 五四 自由㊁平等
风气的影响下ꎬ她们是脱离家庭㊁追求个性的单身
青年ꎬ但是进入延安之后ꎬ尤其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以后ꎬ这些出走的 新女性 逐渐走入婚姻的殿
堂ꎬ由女儿成为妻子㊁母亲ꎮ这一过程中ꎬ 新女
性 的成长不仅是身份属性的转换ꎬ与之相关的
婚姻㊁家庭观念也在不断被重塑着ꎮ(一)婚姻观的转变
婚姻是成就一个家庭的前提ꎮ这些 新女
性 多是在 五四 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
人ꎬ很早就接受了婚恋自由的观念ꎬ成了反抗封建
压迫㊁追求自由解放观念的继承者和实践者ꎮ在１９４２年整风运动之前ꎬ延安较为宽松的氛围使自由婚恋成为革命队伍里的美好愿景ꎬ延安一度成为 新女性 的天堂和浪漫乐园ꎮ当时在边区最先实践男女平等㊁婚姻自主的是机关㊁部队等政府机构ꎬ尤其是学校里的年轻人最能体现对这一观念的接受和实践ꎮ在长期的工作㊁学习㊁生活中ꎬ有着共同理想追求的青年人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下萌生情愫ꎬ且延安各机关㊁学校实行星期六休假制度ꎬ为年轻人相互接触提供了好机会ꎬ自由恋爱也成为普遍现象ꎮ每逢星期六ꎬ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在延水河畔结识ꎬ在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奋斗中结成伴侣ꎬ在红根据地 延安ꎬ实践着男女平等㊁婚恋自由等 五四 时期宣扬的具有西方社会气息的婚姻家庭观念ꎮ
直到 黄克功事件 发生之后ꎬ这种没有边界
的 自由 在延安的实践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动荡ꎮ
无论是恋爱自由还是婚姻自由ꎬ都对当时延安的
政策实施和社会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ꎮ因此ꎬ
党中央对当时的 恋爱与婚姻 关系提出了很多看法ꎬ张闻天指出: 恋爱和婚姻对我们的事业应
该成为健康的㊁有建设性的推动力ꎬ而不是颓废
的㊁有破坏性的腐蚀剂ꎮ [２]政治与生活两方面的并重㊁协调是恋爱㊁婚姻与家庭的基础ꎮ之后ꎬ毛
泽东也作了关于 革命与恋爱问题 的报告ꎬ阐述
革命队伍里恋爱问题必须遵循政治一致㊁双方自
愿㊁不妨碍工作三项原则[２]ꎮ在革命和解放的双重奏下ꎬ青年们不应过分地追求 自由 ꎬ在目前
的环境下ꎬ不应把恋爱与婚姻看得高过一切ꎮ因
此ꎬ在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摸索下ꎬ于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的法律实践中提出了 婚姻自主 的实践原则ꎬ
这一原则的出现避免了 婚姻自由 引起的家庭㊁
社会混乱ꎬ同时给这份婚恋的 自由 增加了政治
界限[３]ꎮ她们在接受组织的安排与教育的过程中ꎬ积极践行着婚恋自主的原则ꎬ延安时期 新女性 的婚恋观向着 革命＋浪漫 的方向开始转化ꎮ虽然革命的正当性在当时是无可置疑的ꎬ但因为 革命＋恋爱 有着多重的表现形态ꎬ分化出了革命产生爱情㊁爱情促进革命㊁爱情服从革命三种形态ꎮ它们或是相辅相成ꎬ或是冲突对立ꎬ这在当时的不同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４]ꎮ因此ꎬ无论是延安时期的现实实践还是艺术创作中呈现出来的 革命 恋爱 关系的叙说都有着些许的差异ꎮ
整体来看ꎬ延安时期 新女性 的婚恋观经历
了从追求个性独立到寻求共同进步的转变[５]ꎮ在那个特殊的革命时代ꎬ她们用革命的方式来处理感情问题ꎬ因此ꎬ那个时代的 浪漫 也多是以革命做脚注的ꎮ
(二)家庭观的转变
相比婚恋关系来说ꎬ家庭的关系就复杂得多ꎮ
家庭不仅是男女以婚姻为基础组合的 小家庭 ꎬ
还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亲属团体ꎮ尤其
是这批离开家庭㊁奔赴延安的单身都市 新女
性 ꎬ在东闯西荡之后也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成
立家庭的时期ꎮ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文学天地
里为婚姻法改革带来新婚恋观咏唱赞歌㊁勾画蓝
图时ꎬ也不乏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现实
生活ꎬ注意到了女性在真正面临婚恋选择时的尴
尬处境[５]ꎮ尤其是在 成家 与 立业 之间犹豫不定ꎬ许多奔赴延安的知识女青年原本打算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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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ꎬ但是现实的抉择却让她们犯了难ꎬ一旦结婚ꎬ生育就成了一大问题ꎮ
要不要孩子 这件事是许多女同志所忌惮的ꎬ兼顾家庭与工作㊁权衡母职与公职ꎬ这样的两难抉择给当时的 新女性 带来了很大的困扰ꎮ在当时许多 新女性 只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ꎬ要么结婚后避孕ꎬ要么生育后雇人照顾ꎮ在当时的情况下ꎬ只能认清现实ꎬ并敢于面对ꎮ与此同时ꎬ为了让妇女能够更好地参与革命事业ꎬ陕甘宁边区当时已经逐步建立儿童保育系统ꎬ如设立延安托儿所㊁鲁迅小学等ꎮ中共中央给予了 新女性 一定的援助ꎬ鼓励她们做家庭与社会的 新型贤妻良母 ꎮ
除了恋爱双方组建的小家ꎬ这种家庭观念还涉及到了 新女性 的原生家庭ꎮ这些从家庭里逃离的女性ꎬ观念上接受了对家庭的某种批判ꎬ但是从情感上来说ꎬ却有着复杂的联系ꎬ往往有的知识女性会因为这 不完全的解放 而陷入困境ꎮ在新女性个体出走过程中ꎬ 观念解放与情感解放 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该如何弥合的问题就成了 新女性 在妇女解放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６]ꎮ通过 离家 ꎬ新女性以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份进入社会之中ꎮ虽然在观念上克服了家庭情感对她们的羁绊ꎬ但当她们以决绝的方式走出家门时
ꎬ在情感上对家和家人还是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ꎬ这也是令 新女性 产生困扰的一个方面ꎮ当这些新女性投入社会革命和新式爱情时ꎬ在新式社会空间中重建了一些新的情感关系ꎬ比如与同学㊁老师之间的情感ꎬ与职业体之间的友情ꎬ乃至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ꎬ并试图以此来填补家中情感缺失后的虚无ꎮ这些情感可能会冲淡萌生的家庭情感ꎬ但是对于缺失的家庭情感是否能够完全弥合似乎还有待考察ꎮ
无论是婚姻还是家庭观念的转变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国家民族的关怀ꎮ在延安的这一段时期ꎬ虽然奔赴延安的知识女青年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教育下ꎬ比较系统地阅读㊁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和中国革命的理论ꎬ但她们却往往没有深入实践ꎮ有不少 新女性 ꎬ只知道到处背诵一套 婚姻自由㊁经济独立 的口号ꎬ却未能走近众去看看ꎬ抗战中的妇女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ꎮ 新女性 该如何在当时的环境中到女性在公共场域中的位置?
㊀㊀二、真实案件到艺术剧本的呈现
１９４４年底到１９４５年初ꎬ延安的女作家袁静根据现实案件创作了剧本«刘巧儿告状»ꎬ后改编为秦腔搬上戏剧舞台[７]ꎮ袁静在剧本中不仅塑造了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女主人公 刘巧儿ꎬ还借助文本虚构了一位具有 革命象征 的女性 李大婶ꎮ刘巧儿在李大婶和政府的帮助下ꎬ反抗家长制下产生的包办婚姻ꎬ高举婚姻自主的旗号觅得意中人ꎮ一方面ꎬ«告状»的出现是从民间现实走向文本叙事的一个转变ꎬ也是司法实践上的一个里程碑ꎮ它既是对以往民间 封捧儿案件 的故事化概括ꎬ也是农村革命 新 妇女形象树立
的开端ꎮ另一方面ꎬ袁静在剧本中融入了中国革命妇女解放的历史叙事ꎬ塑造了具有些许 五四遗风 的反叛女性和具有国家象征的革命女性形象ꎬ同时也将自己缺失的某些家庭情感寄托在了 社会(国家)母亲 ①这一形象上ꎮ袁静利用自己敏锐的直觉捕捉到了这一民间素材ꎬ在宣传«婚姻法»㊁婚恋自由的同时融入自己的人生㊁情感经历ꎬ借助具有象征意味的 李婶形象 对延安青年女性的婚姻加以指导和帮助ꎬ从而将国家对女性(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关注和影响带入了家庭ꎬ又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置于社会之中ꎮ(一)反叛 新女性
在«告状»中ꎬ袁静一改«婚姻法»的政治性解读看法ꎬ将叙述重心放在巧儿这一人物身上ꎬ塑造了一位反抗包办婚姻㊁追求婚恋自由的 叛逆者 ꎬ将封捧儿艺术化为活泼美丽㊁性情刚烈地生活在边区新社会中的新型劳动女性ꎮ自从在劳模会上对赵振华一见钟情ꎬ她内心涌起的首先是对包办婚姻的抵触之情ꎮ通过剧本来看ꎬ在得知刘振华就是柱儿的时候ꎬ并没有表现出因退婚而错过的懊恼ꎬ相反却是呈现出了一种爱恋中的羞涩ꎮ因为遇见良人ꎬ才对以往的包办婚姻感到抵触ꎮ退婚前后皆是 同一人 ꎬ她的反应体现出了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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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概念参见丛小平«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㊁法律与女性身份»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ꎮ
婚 是因为包办式的婚姻形式ꎬ而不是指人ꎮ反对包办婚姻的形式ꎬ并要和包办婚姻的对象结婚ꎬ能够反映
出一个乡村女青年的成长ꎬ此过程也见证了其价值观和爱情观的形成ꎮ
作者袁静生长于 五四 时期一个封建礼教严厉的资产阶级大家庭ꎮ重男轻女㊁从大让小的家庭环境ꎬ经常让她受夹板气ꎬ从中体会到 不平等的待遇 ꎬ因而常常引起强烈的不满㊁委屈和对立ꎮ正如她所说的: 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挑选的ꎬ只有走什么道路可以选择ꎮ [８]于是她冲出家门ꎬ毅然踏上了革命的道路ꎬ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笔代戈ꎬ从事文艺创作ꎮ在边区中共中央婚姻家庭变革制度的影响下ꎬ袁静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素材ꎬ并将这种婚姻纠纷塑造成典型的年轻女性反抗传统包办婚姻形式㊁争取自我婚姻的文艺作品ꎬ可以说是她对延安婚姻家庭观念变革的认同和实践ꎮ
巧儿和柱儿的爱情建立在对自由㊁民主的强烈渴望的基础之上ꎬ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彩ꎬ同时也是建立在新的婚姻法和制度之上ꎬ给予了他们自由恋爱的法律保障ꎮ因此他们能够坚定地冲破封建及落后思想的束缚和阻挠ꎬ这与 五四 时期渴望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却又不到出路的彷徨孤独的心态形成对比ꎮ延安时期这样的爱情婚姻能和新社会解放㊁政权结合起来ꎬ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涵ꎮ在此基础上ꎬ袁静更是结合自身受到的国家关怀的一些感受ꎬ试图通过李婶这一形象建立起个人与家庭㊁国家的联系ꎮ
(二)虚构的 母亲
现实案件中的捧儿是有母亲的ꎬ正是因为跟随母亲去邻村 过事 (红白事)ꎬ在母亲间接的帮助下才得以与张柏 相遇 ꎬ才有了后来的抢亲一事ꎬ若无此事ꎬ两人可能会因误解而错过ꎮ而在剧本中ꎬ巧儿却是被塑造
成了 没娘的孩子 ꎬ婚姻完全由父亲做主ꎮ但她接受了妇女主任李婶的关心㊁指导和帮助ꎬ巧儿得以与柱儿相认㊁相恋㊁相守[９]ꎮ袁静抛开现实塑造一个虚构的 革命母亲 形象ꎬ这一改写不能不引人深思ꎮ
结合袁静自身的经历来看ꎬ从家庭出走之后进入延安ꎬ在这个革命青年的另一个 家 感受到了来自党中央和同志的关怀ꎬ尤其是受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㊁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㊁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同志 邓妈妈 ①的关怀ꎬ使许多寻求独立生活的都市 新女性 也由一个个 叛逆者 转变为坚定的革命女性ꎮ然而对于当时的边区妇女来说ꎬ在长久以来的封建观念影响下ꎬ这样的关怀或是进步母亲形象并不存在ꎮ同时这些农村 新女性 又没有独立的这种可能ꎮ因此ꎬ袁静深知如若没有国家社会的包容或是引导ꎬ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突破延续已久的封建家长制ꎮ这一点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已经将现实的严峻呈现出来ꎬ且又在«伤逝»中以子君的孤单离世做了印证ꎮ所以ꎬ虚构这一带有国家象征的母亲形象ꎬ既是想通过某种方式使国家介入家庭ꎬ又是想对这些孤立无援的年轻女性给予指导和帮助ꎮ这不仅是袁静思想观念改观后的艺术实践所为ꎬ更是她自己亲身经历的见证ꎮ这种现实与文本的融合正是对她这一 虚构母亲 形象的最好阐释ꎮ
总之ꎬ袁静试图在这个反抗封建家长制的艰难时刻塑造一个第三方的形象ꎬ将家庭与社会做一个联结ꎮ尤其是来自国家的类似于 邓妈妈 的母亲关怀ꎬ这种情感的寄托ꎬ不仅为当时许多
新女性 排解了原生家庭带来的思念之苦ꎬ也是在遇到烦忧与困难时的人生向导ꎮ从历史资料记载中可以
发现ꎬ袁静自身可能因为延安时期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问题ꎬ陷落到了个人㊁家庭与社会的缝隙中[１０]ꎮ众多的遗憾使她一直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母亲 ꎬ直到与孔厥离婚后ꎬ因为第三任丈夫的女儿间接完成了往日的心愿ꎮ或许是因为前半生的遗憾以及革命工作的忙碌ꎬ使得袁静将所有的情感寄托到了文本中ꎮ直到后来她成了一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ꎬ依然坚持将这份特殊的 母亲关怀 浸入文本中ꎬ为继女所写的童话多次得奖ꎬ也为许多的孩子送去了温暖ꎮ可以想象ꎬ她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完成她作为母亲的愿望ꎬ也正是通过扮演 社会母亲 的角ꎬ间接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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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颖超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传»一书曾作 神州儿女 的题词ꎮ她深知女性成才之艰难ꎬ格外关心和同情在事业上有成就的各界女士ꎮ参见魏传玉:«邓妈妈心中的 神州儿女 回忆当年从延安走出的２４位女作家»ꎬ人民日报客户端山东频道ꎬ２０２３年ꎮ
了国家的建设ꎬ体现自己社会价值的同时为社会更多青年带去关怀[８]ꎮ
㊀㊀三㊁延安时期 新女性 观念重塑的意义延安时期婚姻家庭的变革ꎬ使得 新女性 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ꎬ由个人转变成了 公家人 ꎮ«告状»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及延安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ꎮ这出剧目的成功ꎬ不仅体现了袁静对当时农村婚姻家庭变革的关注ꎬ还通过将现实中的案件进行艺术化的改写ꎬ在其中贯注了自己当时对婚姻家庭变革的一些看法ꎮ袁静对 国家母亲 这一形象的塑造ꎬ融合自己的实际经历ꎬ
到了个体观念与情感的寄托ꎬ又促进个体更好地融入到妇女解放的运动当中ꎮ既要解决 作为妇女 这一体的自身问题ꎬ又要到革命中去处理妇女组织的相关问题ꎮ因此ꎬ在这种双重压力下ꎬ妇女就需要成为具备与民族革命㊁阶级革命相匹配的革命资质的 新女性 ꎮ刘璇王弢
(一)妇女的解放运动
«告状»依然呈现出了 五四 时期的反封建特性ꎬ通过强调恋爱双方的自由意志来反抗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ꎬ与以往不同的是作者在文本中透露了国家性质的革命理性ꎬ并以此对个人提供支援和帮助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革命与婚恋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ꎮ这批延安时期的 新女性 真正做到了在 启蒙广大民众 的同时又做到了 向人民众学习 ꎬ成为兼具 启蒙 与 实践 的主体ꎮ中国共产党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根据地的婚姻改革逐渐改变了以 五四 话语为基础的婚姻自由原则ꎬ代之以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婚姻自主ꎮ«告状»对民间现实的艺术化改编既是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实施的婚姻家庭变革制度的宣传与巩固ꎬ又是对妇女解放的鼓舞与启示ꎮ
延安时期ꎬ这批外来的知识女性率先成为政治培养和训练的先锋ꎬ使之不仅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工作主力ꎬ也成为连接党与劳动妇女㊁众之间的桥梁ꎮ确实ꎬ这些延安知识女性在党中央的教育和培训下成为了期待的模样ꎬ延安妇运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ꎮ婚姻家庭观念的变革使 新女性 重新认识到了个人与国家㊁社会之间的关系ꎮ她们身体力行ꎬ在妇女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中国共产党在
延安㊁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以改革婚姻家庭关系为突破口的实践中ꎬ动员了广大乡村妇女争取解放㊁参与革命ꎮ政治逐渐转化为 第三方 力量ꎬ于家庭和社会之间调整㊁处理问题ꎬ从内部事件入手借 外力 来冲击存在已久的封建制度ꎬ达到改造家庭㊁继而再建新型社会的目标ꎮ这些 新女性 学习并接受恩格斯㊁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阐释ꎬ相信妇女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分子ꎮ她们知道ꎬ 惟有民族与社会得到解放时ꎬ妇女才能真正解放 [１１]ꎮ
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ꎬ也存在一些缺憾或是不足ꎮ尤其是对于 新女性 个体身份而言ꎬ革命大爱对个人情爱弥合的限度到底有多大?同时ꎬ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约束ꎬ延安时期为了动员更多妇女参与劳动㊁变革运动ꎬ当时的关注重点也多是集中在底层劳动妇女身上ꎬ延安新女性则被无差别的纳入革命队伍的阵营ꎬ成为了 公家人 ꎮ虽然其中也不乏 新女性 自身对革命的主动贴近ꎬ但是对她们的这种转变历程的关注很少的 现象 ꎬ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ꎮ(二)当代女性的婚姻启示
作家自身的观念重塑以及作品中有意为之的改编ꎬ都可以看出在当时的背景下ꎬ新女性婚姻家庭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ꎬ并且在当时的宣传活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ꎮ但是ꎬ置于现在的立场来看ꎬ当时的这种转变未免太显仓促ꎬ有着一定的局限性ꎮ如今ꎬ对于接受先进教育的多数女性而言ꎬ无论是 单身主义 还是 丁克 还是同居等事件ꎬ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延安都能到类似的情况ꎮ 丁克家庭观 不婚主义 在当时也是存在的ꎮ满腔热血奔赴延安ꎬ一心为了参与革命ꎬ奉献自己ꎬ但在延安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ꎬ组建了家庭ꎬ生育不免就是一个大的问题ꎮ许多知识女青年为了革命ꎬ就是尽可能地不结婚ꎬ或是结婚了尽可能地
避免要孩子ꎬ这在当时是困扰革命女性的一个问题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ꎬ只能采用相对缓和的办法ꎬ培养一种 新型的贤妻良母 ꎬ既要生孩子又要参与革命ꎮ在看似妥协的实践中将女性置于主导者位置ꎬ但这种主导却并非是父权制家庭关系的翻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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