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涌：放大的细胞人生
    一长在“物理之家”,读书取向从小见大
    1919年1月28日,何泽涌出生在苏州的“两渡书屋”。
    “两渡书屋”是何泽涌父亲何澄“灵石何寓”院内最早盖起的一幢房屋。“灵石何寓”为何澄亲书,由工匠镌刻烧制成一个长方形的搪瓷匾镶嵌在大门旁边的院墙。当时的门牌号码是苏州十全街一四三号(后改为151号)。“灵石何寓”门匾,不仅开宗明义地标明了何澄是灵石移居到苏州的山西人,而且在“灵石何寓”的界地十全街和五龙堂小巷的拐角处,何澄还立有一块不同寻常的界碑——“灵石共和堂何”。这既是何澄于1902年就已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心路和创建共和的政治身份写照,也是从小印刻在何泽涌心上的一块基石。
    何泽涌出生的当年,“五四”运动中的“科学”与“民主”已是深入社会大众的两个名词了,更别说“灵石何寓”和苏州王家,早已从“科举世家”嬗变为“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家族,甚至已开始产生中国近代物理学家的闻名大家族了。
    少儿时,何泽涌常常到“怀厚堂”去玩,每当舅舅们从外边回来,他们也带自己的孩子到“两渡书屋
”来玩。大人谈大人们的,小孩玩小孩的。与何泽涌同辈的哥哥及表哥表表弟表妹,有一多半是中国物理学起步阶段的鹤立人物,如果再加上他们的配偶,中国现代最显赫的物理族不外何、王两家。
    大何怡贞(1910.11.14—2008.7.31),1937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光谱学家、固体物理学家;大夫葛庭燧(1913.5.3—2000.4.29),金属内耗研究大师。1943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二何泽慧(1914.3.5—),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二夫钱三强(1913.10.16—1992.6.28),“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二表王明贞(1906.10.3—),1942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统计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物理教授。1943—194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雷达研究所理论组任副研究员,参与“辐射实验室”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雷达研制,为全人类加速打败法西斯主义立下不巧的功绩。当时,参与“辐射实验室”雷达关键技术研究的还有国际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和
我国无线电电子学和波谱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孟绍英,他们与王明贞一道被称为“中国三杰”。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如激光、导弹、雷达、电脑等等都源于这个实验室,后有8人获诺贝尔奖。
    七表王守黎(1912—),物理著作翻译家。翻译有《实验晶体物理学》、《征服了的电子》、《物理实验室应用技术》(与陆学善合译)等,清华大学毕业后,嫁与“中国X射线晶体学创始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陆学善(1905.9.21—1981.5.20)。
    大表哥王守竞(1904.12.24-1984.6.19),中国第一位研究量子力学并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1926年获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个博士。因在量子力学的应用方面作了分子间的交互作用,不对称转体的转动能,氢分子理论,基态能的计算等突出贡献而名噪物理界。尤其是氢分子的海特勒—伦敦理论的文章,竟让吴大猷赞不绝口:“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很出名很出名!”(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
    表弟王守武(1919.3.15—),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1949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中国半导体科学奠基人之一,我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半导体器件工厂、半导体研究所和半导体
测试中心的创建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郑容和资料    表弟王守觉(1925.6.27—),微电子学家、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专家。1958年研制成中国首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1963年首先研制成功硅平面工艺和平面器件,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研制成国内最早的4种固体组件,为专用微型机创造了基本条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生活在这样一个星璀璨的“物理之家”,不成个什么“家”也难。
    何泽涌的小学是在振华女校小学堂上的。王季玉介入振华女校的校务后,增设了中学部,原先设在外婆家余屋的校舍不敷应用,于是典得严衙前望星桥十六号(今十梓街)顾氏房屋为小学部和中学部的校舍。虽然这所大户人家的百年老屋可以容纳百十来个学生,但对于一个有着小学部和中学部的学校来说,仍然显得有些窄小。何泽涌记得最清的是,那时的振华小学非常重视礼节。早上同学们相见,不管年级大小,都要说一声“早”,见到老师要问候“早晨好”,晚上回到寝室时,也要互道“明天见”。每日早中晚三餐,有一个八仙桌,正位坐一位老师,其余三面各坐两位学生。老师没来上坐,学生不能坐下;老师没动筷子,学生不能动;老师没用完餐,学生不能先走,直到老师放话说“你们先去吧”,学生道一声“老师慢用”,才能离开饭桌。管理上是这样,但振
华的老师上课却不用旧的教习方法,不但不可怕,而且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人格都很高尚,让学生们普遍感到可亲可敬。
    在小学部,何泽涌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费孝通。1920年,费孝通全家由吴江搬到苏州十全街。费孝通母亲杨纫兰与王季玉是好友,考虑到费孝通体质羸弱但又天性多动的性格,杨纫兰就把她最小的儿子送到了不分男生女生的振华女校小学部。在这个春风化雨的女校,费孝通处处沐浴着爱的教育。1941年10月1日,费孝通从云南呈贡县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所在地魁阁,前往不远处的三叉口探望友人徐季吾。当听说他在振华女校最喜欢的老师沈骊英在云南荣昌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时,回来后就坐在魁阁的窗边,给他20年没有见面、也没通过消息的老师写了一封长达5张纸的信。信中说:“当你在试验室里工作得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有一个曾经受过你教育的孩子,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老师,也在另一个性质不同的试验室里感觉到工作后疲乏的可贵。”这封信寄出后,费孝通屈指数日子,盼望得到一封会使他兴奋的回信。然而,不到一个星期,徐季吾跑到魁阁告诉费孝通:10月7日,他最喜欢的老师沈骊英猝发脑溢血,殉职于荣昌中央农业实验所内。于是,被退回来的这封信便成为费孝通一封未拆的信。若干年后,费孝通以《一封未拆的信》为文,纪念对他早年精神成长影响颇深的沈骊英老师。
    何泽涌上振华女校小学部时,费孝通早已升入中学部,和他大何怡贞同学。据说,费孝通曾有意与何怡贞结为百年之好。由于有这层关系,又由于两家都住在十全街,振华一校两部还在一起,所以费孝通和何泽涌十分相熟,见了面,总是很亲近地叫他“涌涌”。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何泽涌暑假到北京探望他大二,在清华园碰到费孝通,费孝通热情地请他到家里吃饭。在聊天时,费孝通夫人孟吟还开玩笑说,孝通总是说你大这么好那么好的。
    1946年11月1日,费孝通还写过一篇《爱的教育》的文章,后来改为《〈爱的教育〉之重沐——振华女校四十周年纪念并献给校长王季玉先生》。这篇回忆王季玉承道传礼的文章,后来被费孝通收入多种集子之中。1957年“反右”前夕,费孝通路过苏州,专门谒见他的老校长王季玉,可见费孝通对王季玉是何等的感知感恩。而这篇《爱的教育》一直是何泽涌爱读的怀人忆往的好文章之一。文章所引龚自珍的诗句“一声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竟成了费孝通与何泽涌在清华园会面后对振华女校人与事的最深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