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第40卷第7期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Jul.,2019
Vol.40No.7论李健吾与林徽因的交往史
任荣娟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的邀见，从1934年1月至1935年8月，李健吾以本名进入“太太的客厅”，以笔名“刘西渭”离开
这一文学场域。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常客的李健吾与林徽因交往密切，也是在这种交往活动中完
成了对“刘西渭”的转变。其中李健吾对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评介，使得此作品的“现代
性”被更多人接受，也使“刘西渭”的批评理念更加独特丰富。从李健吾到“刘西渭”成功的转变
过程中，“太太的客厅”作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空间，起到了助力和扶持的作用。
关键词：李健吾；林徽因；“刘西渭”；“太太的客厅”；人际交往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4476（2019）07-0060-05
文化古城这一词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其时间上限是1928年6月初，其时间下限是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间十年时间，中国政府南迁南京，北京改名北平。⑴因为迁都南京，政治中心南移，北平的文化氛围相对浓郁起来。1930年代一批具有留学欧美背景的知识分子回到北平，并在各个高等学府任教。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体：一个是以胡适等具有浓郁的政治关怀的学院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学者体；一个是以周作人、俞平伯等具有鲜明的文化关怀和文艺趣味的作家为中心的文人体；一个是以林徽因、朱光潜、金岳霖等既受到传统文化濡养又开放地吸纳、融通了西方现代生活方式为主的文人学者体o[2]286-287
1930年代初林徽因一家搬到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定居，每个周六下午，以林徽因家客厅为中心，逐渐聚集起一批京城学者名流。然“太太的客厅”名字的确定是因冰心1933年9月27日连载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期至第10期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当时的北平界，此客厅被广为传颂，一知识界上
层人士在固定的时间来到这一客厅，喝东西、吃点心、聊天。这不仅因为林徽因个人的人格魅力，也与她显赫的身世背景相关，更与这一客厅里的客人以及他们所尊崇的文艺趣味有关。林徽因赏文识人，以文会友，在刊物上阅读到优秀的作品，便极力邀请作品的主人来客厅做客。李健吾因1934年1月1日发表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的《包法利夫人》受到了林徽因的邀请。从1934年1月份以后，李健吾成为“太太的客厅”的常客，并在这一阶段内，完成了从李健吾到“刘西渭”的转变。
一、交往环境
（一）身份（职业）问题
考察李健吾与林徽因的交往活动，须要分析他们各自的身份或职业，以此来观察他们交往时期的心态和趣味。李健吾在1933年9月初回到北平后，借住在七叔家,10月31日结婚，妻子尤淑芬婚后有孕无法完成学业而离校。此时的他尚没有工作，经杨振声与朱自清推荐，他成为由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任务是写作《福楼拜评传》并翻译《福楼拜短篇小说集》，有少量薪水报酬。⑶刊由此可见，李健吾虽然此时依旧有作品不断被刊载，但是作为一位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尚且没有工作，还要担负养家糊口的重任，确实需要迅速拓展社交圈子。而此时“太太的客厅”里面坐着的大都是大学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等。林徽因作为林长民的女公子和梁启超的儿媳妇，本身显赫的家世背景加上留学背
收稿日期=2019-03-04
作者简介：任荣娟（1995-），女，河南新乡人，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任荣娟：论李健吾与林徽因的交往史
景，以及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过程中被文坛圈子家喻户晓，一跃成为公认的“大红人”。
当国民政府颁布了教师待遇法规后，知识分子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和保障，改变了北洋时期因政府拖欠薪金而拮据的生活。抗战前的北平大学教师体中，更是出现了一个“万元户”的知识阶层，其时教师月收入多在200圆以上（一个圆约为今50圆）。⑷相比较而言，李健吾的处境较为艰难，他需要参与沙龙聚会向外拓展朋友，结识这一文化场域的精英知识分子，掌握隐形的文化资本，进而为自己立足北平提供机会。
（二）文学生产环境
以北总布胡同3号的客厅构建的社交网络，林徽因是这一网络的核心，处于网络中的其他人是在高等学府任教的教授们和在很多刊物发表作品的文人，他们拥有充足的文化资本，得以有相应的从事文学生产与交流的空间。在“文化古城”时期，文化资本与物质资本处于双向转换关系，出资出版刊物与文字发表在刊物之上本身就是一条生产链，因此这时期的名流学者在文字发表具有超高的话语权。客厅里除了商
量刊物的发表与出版，大部分是文人之间资讯的交换。资讯的交换是社交活动的一环，甚至，有时社交的目的就在于资讯的交换。文人知识分子在茶楼里的交流时常围绕着自己赖以谋生的文章展开，他们在交谈中相互分享看法，交换意见。⑸在客厅里同样如此，喝茶本来就是开展社交的一种手段，固定的沙龙聚会更是向自由的表达和交换迈进更深一层。
李健吾作为在文坛发表作品的“成熟文人”，已不像青年大学生（如萧乾）一样需要借助这一空间迈进文坛。不同的是，李健吾更多需要的是认可而不是提携，在政治淡薄的氛围中，需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而得到上层名流且大多掌握着文学生产的知识分子的认可和交往，是李健吾力求做到的事。此时的林徽因，作为沙龙女主人，且与文化出版界要人有着良好的交往，是促成“林李之交”稳定且辉煌的重要因素。
二、交往脉络
（-）社交活动：迈进“太太的客厅”
1933年8月，李健吾回国,9月初，返回北平住在七叔李少白家（北平盔甲厂1号）,1935年8月，奔赴上海到国立暨南大学报到o[3]56-701934年1月“从未谋面的林徽因女士看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约我到梁家见见面，”⑹这是李健吾与林徽因建立友谊的开端。在七叔家居住的日子也是李健吾与林徽因交往最密切的时光。首先，地理位置的便利是李健吾迈进客厅以后成为常客的一个客观因素，林徽因“太太的客厅”
在东城区东南部的北总布胡同，盔甲厂胡同也在东城区东南部，并且这两个胡同在如今的行政划分上同属于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管辖。从城市空间发展看，李健吾居住的盔甲厂胡同1号与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所处的北总布胡同3号属于社区范畴，“社区是一个主观概念，取决于人们离家之后的去向——当然是步行，因为社区（邻里地区）意味着’走路就能到’”。⑺从1934年1月至1935年8月，李健吾以本名进入太太客厅，以笔名刘西渭离开这一文学场域。在这一时间段内，频繁的交往不仅仅是因为“社区空间”的便利，也与有共同的空间记忆有关。李健吾清华毕业，留学法国,1932年2月在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有关课程，并且得空去伦敦游览参观。在1933年7月进行一个月的意大利漫游。⑶53®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也是清华的学生，他们都属于清华同学会的成员。林徽因在少女时期与其父游历了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比利时等一些城市，并且在1920年9月考入伦敦圣玛丽学院学习。在与梁思成结婚后，再次游览巴黎、意大利等城市。因此在李健吾与林徽因的初识阶段，两人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谈论，比如对卢森堡公园、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圣彼得教堂等的印象。拥有对共同场所的不同记忆可以使得双方通过交换记忆迅速熟络起来。此外，据《朱自清日记》中记载:“三十一日，参观装饰艺术家沙龙和法国艺术家沙龙。”⑻记载日记时间是朱自清从英国来巴黎游览，李健吾作为朋友陪同活动，因此可以推测李健吾在法国参加过文艺沙龙活动。林徽因的才识是“太太的客厅”这一沙龙构成的基本因素，她是此沙龙的组织者，更是聆听者。李健吾对沙龙的文艺向往是进入“太太的客厅”的主观前提，在这一空间中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主观需要。
（二）文学活动:《学文月刊》的编纂与作品发表
“’太太的客厅'里，并不仅仅是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浅酌慢饮地喝着’午茶\1934年春，林徽因、叶公超、沈从文、闻一多等人组成'学文社’o1934年5月，《学文》月刊创刊。”⑼“学文社”成员并不只有高恒文所叙述的那样少，据李维音整理第一手资料而编写的《李健吾年谱》中有更详细的记载:“本月至8月，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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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主编《学文》，共出了四期。参与者除《新月》原班人马：梁实秋、闻一多、林徽因等外，又增加了朱光潜、季羡林、何其芳等，刘西渭（李健吾）也在其列。”①韩石山也在《李健吾传》中认为“李健吾是为其同人之一”。［1。］李健吾在《学文》的刊发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客厅里，他参与“学文社”的讨论，积极献言；客厅外，他给《学文》创作高质量作品。在客厅内外的实践活动中，其与林徽因的互动始终交织着。
《学文》月刊的创刊号上刊载了林徽因的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与《九十九度中》隔着两篇文章的是李健吾《萨朗宝与种族》。出版物也是一种空间，处于同一出版物的同一期有着两种意味：一方面，对于作者而言，自己的作品发表会主动关注，并且也会注意到同期其他作品；另一方面，对于读者而言，某一作家与另一作家的作品排在一起出现（尤其是《学文》月刊这样纯文学的期刊），会给人造成“非帮即派”的视觉感。“太太的客厅”里也不仅仅只是结社和出版刊物，最普遍的茶会活动还是聊及各自的创作，因此，对于共同参与创办的刊物以及各自在刊物上呈现的作品来讲，客厅里的话题就绵延不绝了。
（三）批评活动：评介《九十九度中》
李健吾以刘西渭的笔名在1935年8月18日《大公报•小公园》上发表《〈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此时距离《九十九度中》发表的时间已一年有余，那么为什么当时李健吾没有对和自己同期发表的作品评介，而是一年多以后才着笔？一方面，李健吾在1934年8月份才第一次使用“刘西渭”这一笔名，此前他在文坛发表的文章多戏剧和论文。在第一次使用刘西渭这一笔名之后，他笔耕不辍，连续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数篇文艺批评相关作品。虽说李健吾在求学时期就对蹇先艾的作品有所评介②，但那是不成熟、不深入的文学批评，“刘西渭”笔名的使用是他真正意义上在文学批评这一领域打的头响炮。所以李健吾真正意义上文学批评起步是在1934年末期，已错过《九十九度中》发表近小半年。另一方面，李健吾留学法国，受到印象主义派法郎士与勒麦特的影响，对30年代流行的公式主义批评极为厌恶。在评介《九十九度中》发表的前几天，他刚写了一篇《〈边城〉与〈丿I骏图〉》（写于1935年8月7日）用来反驳汪馥泉、王集丛的文章《一年来的中国小说—
—沈从文的〈边城〉》③，李健吾为京派打抱不平也是促使他进行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类似的还有这篇《九十九度中—
—林徽因女士作》，因林徽因创作《九十九度中》的时候，正是京派文人活跃的时期，但是这篇作品发表后，很少有人评价，评价者多谓之“苦涩难懂”“不知所云”等。但李健吾偏要介绍这篇过时且不受欢迎的
作品，因为他读了有自己的很好的印象与感受，他宁可相信自己的感受，也不愿随俗或先入为主的“公式”去衡量与解释作品。他以独特的视角感受到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现代性”，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o，，［n］35李健吾不仅指出了其中蕴含的人生之意义，而且肯定了作者的表现力。在这篇评论文章中，他叙述了两种思想观念：第一，形式和内容不可析离，犹如皮与肉之不可揭开；第二，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角度是最重要的；在这观念之后开始分析《九十九度中》，指出作品具有的现代性不仅在于材料，也在于观察、选择和技巧。林徽因的这篇小说能引起李健吾的共鸣，也与他们有着相近的京派理念有关，而这种一年之后又发表评论的做法也是李健吾对于好作品的一种惺惺相惜的态度。并且相对于《九十九度中》的“苦涩”，读者读起来李健吾的评论反倒很轻松，根本不必正襟危坐听传道，而很自然感应批评家的印象，引发比作品评论本身多得多的哲理感，进而也能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九十九度中》。
三、交往成果
（-）"从李健吾到'刘西渭…
李健吾1934年1月被邀进“太太的客厅”，此时燕京大学生萧乾已在1933年11月迈进了这个神圣的客厅。两人因这一空间而熟识，萧乾为李健吾成为刘西渭之后作品的发表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大公报•文
①李维音:《李健吾年谱》，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8页。此处年代有误，应统计在1934年，而不是1935，但除年代有误，月份及其他无误。
②1927年，在清华求学的李健吾为蹇先艾的《朝雾》写了一则书讯，刊于《清华周刊》。后不久又写《蹇先艾先生的〈朝雾〉—
—读后随话》，这是最早的一篇评论文章。
③此文载于1935年第一卷第四期的《读书顾问》，其表现出对《边城》的责难。
任荣娟：论李健吾与林徽因的交往史
艺副刊》创刊于1933年9月23日，每周三、六出刊，由杨振声、沈从文主编，至1935年8月25日；《大公报・小公园》于1935年7月4日由萧乾接编，每日出刊，于8月31日停刊。前两者从9月1日起合为《大公报・文艺》，每周一、三、五、日出刊，由沈从文、萧乾主编（除了星期日由沈从文主编外，其余由萧乾主编）,1936年3月29日，沈从文宣布全由萧乾主编。［⑵据统计，李健吾在1934年至1936年内以“刘西渭”的笔名共发表作品13篇。①由下图所示，其中和萧乾主编有关的《大公报•小公园》《大公报・文艺》共10篇。由此可见，李健吾在“太太的客厅”与萧乾结交，是他从此空间所获取到的隐形文化资本。李健吾与萧乾均是林徽因写信邀请而来，与客厅里的上层名流教授均不同，但是这两者都从与林
徽因的交往中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资本。李健吾虽不需提携，但对于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需要一个场域尽快融入所处的文化圈子，而林徽因是抛出橄榄枝的那位女神。
署名刘西渭作品统计（1934—1936）
（-）"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
考察林徽因与李健吾的交往，林徽因最大的收获是寻得一位知己。在李健吾误知林徽因去世的消息，在《咀华记余•无题》曾说:“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⑶而当李健吾得知“林徽因去世”是误传时，又撰文《林徽因》称林徽因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⑷这篇《林徽因》虽然简短只有千字左右，但是却写出了林徽因最为准确的性格特征，也是这样一位有着赤热心肠的人给我们留下了稀少但经典的佳作。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李健吾出现在林徽因的客厅里，是帮助她排解忧愁并且为自己的作品寻知音的化身。
除了个性知音之外，李健吾对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有着至高且经典的评论。“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o，，［11：35这篇评论被收入《咀华集》中。他对于这一文本的评论成为了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并且此评论直接奠定了林徽因写作具有“现代性”的历史地位，被收入有关林徽因的书籍中（例如刘小沁编选的《窗子内外忆徽因》）。也正是因为“李健吾鉴赏品味在读者中颇有口碑，经李健吾如此褒扬，人们开始注目《九十九度中》，它渐成林徽因最享声誉的小说，近年来学界开始把《九十九度中》列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经典，屡屡选入高校读本。”［⑸无论是对林本人或其作品的评价，李健吾都为林徽因增添了后世人所不能领会的佳人风采。
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
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⑵^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在知识的场域中占据决定性地位。这里所谓的知识场域，指特定的机构和市场的策源地，其中，艺术家、作家以及学者们竞争有价值的资源，以便获得对其文学艺术创造以及学术或科学研究工作的合法性的承认。［⑹林徽因与李健吾的交往是两个维度的催生和哺育，相比较而言，李健吾在这一空间中索取的资本更为多些。才华横溢的林徽因以其家世、留学背景、结社朋友相当一流成为沙龙的主持者，也因这一沙龙构建的社交网络在北平具有的声誉，处于这个核心的她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和爱好文学的人。李健吾虽只比林徽因小两岁，并且参与“太
①刘淑玲统计的《神•鬼•人》发表在1935年12月27日，据笔者查阅报刊，没有发现此文。李维音在《李健吾年谱》中称此篇文章完成于1935年12月16日，后收在《咀华集》中，没有提到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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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的客厅”茶会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但是这一社交网络迅速地使得李健吾完成了对刘西渭的转换。林徽因学贯中西，喜好文学，与有着相同趣味的李健吾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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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倪向阳) (上接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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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倪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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