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配角”吴彦姝，“国民奶奶”少女心
作者：迟逸
来源：《人生与伴侣·综合版》2022年第10期
前段时间，当吴彦姝身着旗袍，优雅从容地走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台下的演员们无一不为之动容。
这是她的第一座影后奖杯，凭借一部叫《妈妈》的电影，在她84岁时获得。
站在领奖台上，吴彦姝的态度与她的年纪形成鲜明对比——谦卑到像一个新人。
事实上，自她2010年正式接拍影视剧算起，吴彦姝进圈不过才12年。
但与新人的患得患失不同，这是一个在名利场里游刃有余的“新人”。
在女明星过分追求“少女感”、男明星享受“哥哥”称号的今天，吴彦姝不止一次地回复媒体对她有关年龄的提问。
她爱自己花白的头发、美丽的皱纹、不再年轻的身体，以及经历了许久的年华。
当有人问起她如何看待自己耄耋之年才“成名”这件事时，吴彦姝说：“我只是又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我特别珍惜。”
1945年，上海市，善钟里73号。
这是一条浓缩着老上海独特风韵的巷子，来来往往的曼妙女郎，身着旗袍，手拿纸伞，行走在弄堂里，风姿绰约。
整条巷子只有两栋别墅，突然，其中一栋别墅的墙头上，探出一个女孩的头。
女孩样貌端正、古灵精怪，这就是7岁时的吴彦姝。
这一年，她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刚刚来到上海。
吴彦姝出生于广州，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
她的父亲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算得上是校友。回国后，吴父做过生意，后来又加入地下工作，辗转到了中山大学教书。
吴彦姝的母亲也是当时罕见的女大学生，在大学里主修中国文学，还兼修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家政专业——教女子怎么成为一个旧时代的好太太。
自儿时起，吴彦姝就接受了母亲格外严格的礼仪教育：吃饭的时候，碗要端起来，小指头稍微翘一点，筷子拿在三分之一处；喝水的时候，手要举起来，挡在杯子外侧，不能让人
看见牙齿；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手绢，路上遇到人打喷嚏，要马上用手绢捂住鼻子……
但吴彦姝童年生活的底，并不只有严厉。
吴彦姝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女，因为父亲告诉家里人：“儿多母苦，不需要生多了。”他心疼怀孕受苦的妻子，也对“传宗接代”的思想没什么兴趣。
父亲的新思想与母亲的旧风潮在这个家庭中交织，并在吴彦姝的身上，留下深刻的痕迹。
在上海，她读的是震旦附小，当时还是一所教会学校。
小学二年级，她就随着家人去剧院，看的是梅兰芳唱戏，演的是《洛神》。那是梅兰芳蓄须明志的后半生，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将毕生心血都献给了舞台。
台上的门帘一掀开，梅兰芳还没出场，台下的吼叫声就已疯狂。再到梅兰芳一亮嗓，每唱一句，台下就鼓一次掌，那是对台上人的钦佩与敬意。
小彦姝当时并不懂国恨家仇与戏好戏坏，只觉得“这个男人，怎么能将女人演得这么好
啊”。
那几年在上海，吴彦姝跟着家中长辈，看了许多“大家”的戏：“程派”的程砚秋、“张派”的张君秋、“麒派”的周信芳……
中原大地上几千年淬炼出的戏曲艺术，无声无息间熏陶着她。
后来，父亲又因工作变动，要到山西医学院任职，她又跟着父亲迁居山西。
吴彦姝上高中时，父亲经常会带着她去看山西话剧院的话剧。
那些年，她看过“中国话剧皇后”朱琳的《蔡文姬》，也看过戏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龙须沟》和《茶馆》……
看《茶馆》时，当3个老人撒起纸钱，舞台上高潮迭起时，台下的吴彦姝泪流满面——她并没有完全看懂故事的内涵，只是单纯地被舞台上的氛围与演员的情绪所震撼。
在那时，成为话剧演员，就成了埋在吴彦姝心中的一颗梦想的种子。
1956年，18岁的吴彦姝高中毕业，恰好看到了山西话剧院在招学员，她心痒难耐，立刻去报了名。
“报名话剧院”这件事，在家里还引起了一场小型风暴。
在那个年代，“演员”这个身份还不被大众认可，母亲自然难以接受。
但好在吴彦姝还有父亲这个“同盟”，他告诉母亲：“行行出状元，你就让她去试试。”邬倩倩个人资料
谁知这一试，竟真让她考上了。
1959年，21岁的吴彦姝出演了个人首部电影《流水欢歌》。这是她人生第一个电影角，也是前半生里唯一出演的电影角。除此之外，她专注于话剧舞台，话剧生涯与一位先烈的名字缠在了一起：刘胡兰。
考进话剧院时，吴彦姝并不知道，自己应试的岗位正是为了“刘胡兰”这个角设置的。
彼时的她长得瘦瘦小小，脸却圆乎乎的，看上去很精干，与刘胡兰的形象很像，这才轻松进入了话剧院。
只是仅仅长得相像，并不足以撑起一个有血有肉的角。
由于吴彦姝的成长背景与刘胡兰相差甚远，刚进话剧院的前两年，吴彦姝一直在品尝挫败感——她不会演。
“站也不会站，手也没地方放，脚也不知道该怎么摆，连转身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她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苦难，演出来自己都觉得假。于是，剧院干脆把吴彦姝派到了刘胡兰的老家，山西省吕梁市云周西村。
整整半年時间，吴彦姝就住在刘胡兰家旁边一个老乡家里，每天都要跟着刘胡兰的母亲一起下地、做饭。刘妈妈一边做活，一边与吴彦姝讲刘胡兰的故事。
刚到云周西村的时候是冬天，天很冷，吴彦姝睡在炕上，一不小心得了感冒。她强忍着不敢和剧院里汇报，觉得自己“既然是来体验生活，就要适应这个环境，体会透彻”。
但咳嗽许久都不见好，老乡看不下去了，就用萝卜皮给吴彦姝烧水喝。这是当地的土方法，60多年过去，吴彦姝还清楚地记得那碗萝卜皮水的味道，也切身体会到了当地农民对人的真诚与热情。从那一刻起，她就决心要演好“刘胡兰”。
“下定决心”与“成功做到”之间相隔了多少故事，吴彦姝如今已然记不大清了。她只记得这出戏排了整整3年，上台之后就开始全国巡演。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要演5场《刘胡兰》，从早上5点化妆，到晚上10点下台，连演1个月，场场座无虚席。
除此之外，她也演别的剧目，但演得最有成就感的，还是“刘胡兰”。
1965年3月19日，吴彦姝所在的山西话剧院接到了去人民大会堂汇报表演的通知。这一年，吴彦姝27岁。
没曾想，在表演中途，院长突然激动地跑到后台宣布：“总理来了！”话一落地，所有人都惊呆了，吴彦姝自然也被喜讯砸蒙。
演完戏之后，总理走到后台，所有演职人员站成两排，吴彦姝作为女主角站在最中间的位置。她看着总理向她走来，握完手又去旁边接着慰问。吴彦姝呆站着，看着总理的背影，直到身旁的同事拍了拍她。吴彦姝涨红了脸，抓紧又去与副总理握手。
事情已经过去57年，当时的场景吴彦姝依旧历历在目，这是她记了一辈子的至高荣誉。
实际上，早年间，话剧院的生活算不上轻松。与现在明星们动辄好几个生活助理不同，那时的话剧演员说白了只是“单位职工”。
冬天，为了储存物资，女演员还需要去榆次，将大白菜背到太原，20多公里的路，一个人要背9棵白菜。
上了车，她们扶着白菜筐，不敢坐下。下了车，她们再背起白菜筐，走回话剧院。
“但当时都没觉得苦，只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吴彦姝说。
她将这些酸甜的记忆，转化成演技的一部分，骄傲地说：“就像戏里我演一个挑菜篮子的人，虽然我筐里没什么东西，但我演的沉重感，肯定有。”
吴彦姝说，生活对于演员，特别重要。
自18岁进入话剧院开始，吴彦姝将自己的青春与热情，都奉献给了舞台。结婚、生女，都没有耽搁她的事业，她按部就班地巡演、谢幕，享受着整个剧场的掌声。
“那时候根本顾不上家，我的孩子都是母亲帮忙带大的，我就以工作为主。”
多年之后，她也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止一次地强调：“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女性，就算是你的先生对你很好，你也要独立。这样你才会有一种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精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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