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她收养的两个女孩I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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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慈善》 2012年第2期
何大章：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策划并设计宋庆龄孙中山大型展览近20个。主编《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大型画册、《宋庆龄书信集（续集）》、《宫崎家藏——来自日本的中国革命文献》等书籍，参与编写《宋庆龄年谱长编》等书籍。
文、图／何大章
一
隋学芳夫妇已经有了三个女儿。1963年9月，盼望已久的儿子终于出生了。欣喜若狂的隋学芳匆匆赶回上海。10月5日他为儿子办了满月，准备第二天返京。可就在当天，他突发脑溢血，经抢救脱险后，便偏瘫在床，不能再工作了。考虑到隋学芳工资不高，孩子又多，宋庆龄便主动负担起他的女儿隋永清的生活
费用。
永清渐渐长大，宋庆龄担心她会产生优越感，缺少集体主义思想，便把孩子送到了自己创建和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每到周末，宋庆龄就请工作人员直接把永清接到住宅，与她朝夕相伴。
1964年4月4日，宋庆龄在致黎照寰的信中写道： “隋同志去年探家时中风，现在处于半瘫痪状态，住在医院里，这确实令人很伤感。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开心，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看望他。我生怕我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他，引起他的苦恼，反而对他更加不好。我把他的两个孩子送去了幼儿园，那里对孩子的影响比他家里好。这两个孩子非常聪明。我回来的时候，到幼儿园去看过她们，发现她们对日常作息和环境都比较适应。”
中国福利会幼儿园的教育和管理水平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宋庆龄看到永清在这里的任何一点儿进步，都非常高兴。但是她并不知道，幼儿园要求所有的孩子剪短发，因为听说宋庆龄喜欢长发，幼儿园唯独没有把永清的头发剪短。这对永清的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为了宋庆龄的安全，中央请宋庆龄不要离开北京。由此，宋庆龄与永清的联系也中断了。
1969年10月20日， “”开始后宋庆龄第一次回到上海，便叫人将永清接到淮海路住宅。几年没见
面的永清身高已超过1米60，这使宋庆龄大吃一惊。1970年1月，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 “我从没有见到过隋学芳，虽然他来过几次，因为我不能忍受目睹一个年轻人成了离不开双拐的残疾者。但我见到了他的孩子们，她们长得好快。永清已经比我高了，穿着男人尺码的鞋子。她的脚真见长，吓了我一跳！她说，她穿的是她母亲的鞋，但她母亲的裤子她不能穿了，太短，要不她也会穿上的！”宋庆龄心中不忍，便把熟悉的老裁缝请到家里来，为永清量体裁衣。
1972年4月，在宋庆龄的请求下，永清由总政文工团招收为文艺兵，14日乘车来京。
1973年，宋庆龄又收养了隋学芳的二女儿隋永洁。宋庆龄把这两个女孩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爱护。她分别给她们起了英文名字“约兰达”和“詹尼特”。当向别人介绍时，她明确地将其称之为“我的那两个被监护人”。
这两个女孩儿，特别是隋永清，陪伴宋庆龄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刘晓庆有几个儿子和女儿
隋氏妹给宋庆龄带来的乐趣是不言而喻的。对这一点，与宋庆龄结识多年的朋友们都十分理解。 “”前，周恩来到后海北沿住宅来看望宋庆龄，会和永清妹玩耍，并满面笑容地牵着她们的小手在园子里散步。宋庆龄当然十分乐见这样的场景。她说： “你们看，总理也喜欢小孩儿啊！”朋友们在给宋庆龄的信中，一定会问一问隋家妹的情况，他们知道这会使宋庆龄高兴。
二
然而，带大一个孩子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看到“妈妈太太”受到众人如此崇高的尊重，隋氏妹渐渐地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她们开始要求丝袜、卷发器、手表、修指甲工具等物件。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简直算不上是一回事。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却只能在专供外宾的友谊商店或到国外才能买到。宋庆龄很少为自己的事求人。可是，她绝对看不得孩子失望的表情。她请朋友帮忙，一一满足了这些要求。按照她一贯的性格，宋庆龄坚持自己付款，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同时，她也违背自己一贯的原则，很不情愿地满足了孩子们请她托人办事的一些要求。
宋庆龄一直关注少年儿童的教育。几十年来，她提出了很多很有指导意义的、极为正确的教育思想。但是，和许多从事教育研究或教育工作的人一样，在教育自己孩子的实践上，她是不成功的。宋庆龄多年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曾写道： “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
当对隋氏妹的批评出现时，宋庆龄并不相信。她认为这只是嫉妒。1975年年底，她写信给廖梦醒。她说： “我最近为永清的敌人疯狂地攻击她的恶毒的流言而感到非常气愤。我现在寄希望于真相和尊重事实的人。在我们见面之前，不要谈论这件事，因为心怀恶意和妒忌的人会向所有人歪曲我所知道的事实。我爱永清，我知道她是清白无辜的，虽然她有缺点。”
半年以后，她的态度有了缓和，但仍把原因归为外部的影响。她说： “人们只是别有用心地去扭曲她
们妹俩的性格。可悲的是她们被周围的坏分子带坏了。请不要相信那些居心叵测的敌人所散布的流言蜚语。我爱她们，我准备设法不让那些妒忌的因素毁了她们的前途。我希望她们成为这个社会可以信赖的人，为我们可爱的祖国而勤奋工作。当然，她们也有她们的缺点，我有责任尽量帮助她们改正过来。下次你来看我时，如果能与她们谈谈，那就太好了。”
宋庆龄自己也曾说过：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随着隋家妹一天天长大，她们和周围一些人的矛盾也渐渐加剧。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不断传出“宋庆龄和她的秘书结婚了”、 “隋家妹是宋庆龄的孩子”等谣言，企图借此败坏宋庆龄的声誉。朋友们看着着急，但也毫无办法。
一次，一些老朋友到宋庆龄家聚会。趁着宋庆龄还没有下楼，便向宋庆龄信任的廖承志进言。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廖公，您是不是劝劝夫人别再管那两个孩子了。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引出了多大的麻烦。何苦呢？”听到这话，一向乐天的廖承志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缓缓地说： “你们也要替夫人想想。在上海她还有两只猫。在这里她身边连猫都没有……”于是，大家不再做声，而人人心中都浮起一丝凄凉。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宋庆龄的心情放松了。年纪越来越大的她，对永清、永洁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她和友人的书信中，关于这两个女孩儿的文字经常出现。1977年7月，她写道： “永洁现在在外
国语学院念英语，已三个月了。……她是一个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学舞蹈。她不幸摔了两次，双膝受到重伤，须动手术。但她不认输，仍然坚持把舞蹈作为她的终身职业。不过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出的芭蕾舞演员了，她的双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很为她难过，希望她改学别的专业。” “收到你的来信时，永清和永洁正在我房里，她们很兴奋，就像是收到了你给她们的信似的。她们问道，你为什么不回来度假，同她们一起在我们住宅前的大湖里游泳。我们园子里的小溪中有很多鱼，所以厨师喜欢坐在溪边用西瓜皮捉鱼。”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两个女孩子带给宋庆龄的家庭式的欢乐。
宋庆龄写信给在法国的画家高醇芳：“约兰达二十岁，正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詹尼特十八岁，进了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父亲已瘫痪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喜欢你的！”
1978年2月，宋庆龄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副委员长。毕竟是上了年纪，那些长时间的会议，使她感到精疲力竭。她说： “所幸的是我有詹尼特用她那强壮的胳膊搀扶我走过那些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去参加连日连夜的大会和小组会。” “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尼特（我的‘被保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搀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有摄影记者在给我们拍照，她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宋庆龄对永洁的精心照顾十分满意，甚至是有些得意了。
然而，周围朋友和工作人员对隋氏妹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增长。年轻人朋友多、电话多，违反常规的举动也屡屡出现。这些反映使一向注重自身形象的宋庆龄无法忍受。她气恼地说： “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 “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约兰达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
宋庆龄的老朋友戴爱莲回忆：有一次，宋庆龄对她说： “约兰达要买鞋，我给了她钱。可她没有买鞋，却买回了一个很大的洋娃娃。还有的时候，我教她做人、做事的道理，她却装做没听见！她还经常给我的司机点‘小恩小惠’，目的是为了能搭他的车出门！”
1979年1月，在写给秘书杜述周的信中，宋庆龄说： “关于永清的情况，我听到了很高兴，因为我日夜在担心她，怕她又去做违反纪律的事！希望她继续下去好好工作！”言语中颇有一些给人添了麻烦、心怀歉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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