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远处的刘晓庆
当我准备回忆和谈论刘晓庆的时候，才发现，最有资格谈论她的，是我母亲。上世纪80年代“刘晓庆”无处不在，母亲更是真正把她带进了我们家，带进了我们的生活。
刘晓庆有几个儿子和女儿
1982年，我家在和田地区策勒县农机公司的大院，母亲是县革委会秘书，父亲是农机公司的工人。生活非常简单，上班下班，上学放学，住房由单位分配，蔬菜由单位供给，民族地区优惠政策也辐射到我们，许多物资都是优先供应的，布料、电器，就连邮票也会提前在新疆发行。在偏远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电影（包括内部电影），以及无处不在的刘晓庆。
《小花》、《瞧这一家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火烧圆明园》、《北国红豆》、《芙蓉镇》……还有1988年解禁的《原野》，她在里面扮演花金子。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那些电影，她都有份，《大众电影》总是出现她的照片，报纸上刊登她的言论、轶事、绯闻，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盛世和刚刚起头的娱乐消费潮里，她是绝对的主角。
电视时代开始，她又顺理成章地进入电视。先是春晚，再来是电视上出现的一种摇奖晚会，一边公开摇奖，纪念奖三二一等奖这样摇上去，一边表演节目。一等奖通常是大彩电，非常刺激。
刘晓庆常常出现在这些晚会里，唱一段《刘海砍樵》。有次在隔壁人家里看电视，又是摇奖晚会，她出来了，模仿港台明星的打扮，穿一身中式的花褂子，头上插着许多绢花，唱了一首《家乡》：“青青绿草铺满山下，路边开野花，河水弯弯，围绕着它就是我的家，风儿吹动花儿树枝，天边挂彩霞，一片安详一片幽雅，它是我的家……”唱着唱着，她非常妩媚地蹲了下去，用手绢朝天比一比，站起来又唱，那是内地明星身上完全没有的一种做派。
终于有一天，她切切实实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不是以一个远处的明星，而是以一个在“自我”上有突破的人。当年的《文汇报》有一块小说连载，在阅读材料稀缺的当年，那块报纸是要剪下收藏的。有段时间，我因为勤做家务，得到特权，可以剪报收藏一部侦破小说。小说里的大反派，为了方便走私，长年累月地在眼睛里放一片薄薄的鱼鳞，伪装成瞎子。后来，《我的路》开始在《文汇报》连载，我7岁，不爱看，但还是每天追，有个细节现在还记得，她写到一个男人，帮她把自行车抬到楼道里，两个人默默无语。也是那段时间，报纸开始批评刘晓庆，因为她的高调张扬、她的自我奋斗论，以及她的离婚——在当年，离婚是件大事，我们整个策勒第二小学，也只有一个同学的父母是离了婚的，他放学要晚走半个小时，以避开我们。但是，有天我发现，母亲在剪报收藏《我的路》，剪掉了那一栏连载的废报纸，丢在垃圾桶里。
在实现自我这件事上，母亲是夹心阶层，她的父亲——我的姥爷，比她有魄力也更有机遇。他在上世纪30年代卖掉家里的水地投奔革命，他也很有生意头脑，为给组织筹措经费，他开过煤场和纺织作坊，都很成功。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一开，他就鼓励母亲和几个舅舅“赶快做生意”，但舅舅们已经被造就成单位人，战战兢兢，从那时到后来，一直没脱离“单位”的荫庇。母亲稍微活络些，一直酝酿做点买卖。上世纪90年代中，她生病退养，曾经筹划开一间电器商店，货源都联系好了，启动资金难住了她——3万块，当时一套房子不过1万多块。
1982年，剪报收藏《我的路》时，母亲也有爱慕者，那位男士是武装部部长，来自河南——这直接引发了我对河南人的良好印象，并且持续多年。部长每到周末就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家的人要去和田，他就负责联系军车。他喜爱摄影，郊游的时候，负责给我们全家人拍照。但30年后，当我翻检旧照片，却发现我们没有他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在当时，他可能已经决定，要把自己从这家人的记忆里除掉。
而在我母亲的对面，有一个刘晓庆，她做了她本来能够做却永远没能做成的一切事。她一生低眉，她却那么风生水起；她经历了衰老和死亡，她却永远那么明艳地站在远处，不老，甚至逆生长，像一个幻觉，甚至母亲的生意人之梦，她也那么剽悍地实现了。但母亲没看到刘晓庆2002年遭遇的牢狱之灾，母亲在1999年去世了。
我把母亲对她的观望、好奇延续了下去。后来，我知道了好多事，比如因为连载《我的路》，《文汇报》的总编马达先生还曾和高层领导对谈，讨论刘晓庆的“个人奋斗”是否值得宣扬，我还知道了李翰祥和刘晓庆的合作，知道了《家乡》是汪明荃的歌，知道了刘晓庆曾经作为内地演员的代表和林青霞对话，知道了亦舒对她的讥讽，看到了海外华人写下的刘晓庆出访印象，也知道了她和《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关系。还有那些与她有关的书——《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们为刘晓庆辩护》、《刘晓庆422天的痕迹》，或者在旧书网上搜寻，或者电子书，我也都来读过了。关注一旦成为习惯，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而这一切，始于1983年，始于我在垃圾桶里看到那张破损的报纸——我7岁，心里却“咯噔”一下，仿佛隐约看见了一个秘密。在不被允许渴望的时候，渴望，就是一个莫大的秘密。那张剪报，暴露了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