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南湖春早》是唐代⽩居易的七律诗歌。诗歌表现了国家内忧外患，国势⽇益衰微，⽽诗⼈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计可施，对于⼀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
白居易的名诗  《南湖春早》
  唐•⽩居易
  风回云断⾬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
  乱点碎红⼭杏发，平铺新绿⽔苹⽣。
  翅低⽩雁飞仍重，⾆涩黄鹂语未成。
  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情。
  【赏析】
  这⾸诗是作者谪居江州时期的作品。诗的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之景，后两句抒发作者消沉郁闷的⼼情，反映出作者对国家政治形势的焦虑与担忧。
  ⾸联总写⾬后的南湖给⼈带来的“暖复明”之感。中间⼆联则分写南湖美景，为读者展⽰了⼀幅⽣机勃勃、有声有⾊、清新
明丽的南湖早春图。春⾬初晴，阳光返照，春意融融，湖边温馨明媚。“乱点碎红⼭杏发，平铺新绿⽔苹⽣”两句分别写⼭⽔，着意刻画⼭之红杏、⽔之萍草：红杏盛开，零零散散地点缀着青⼭，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明媚可爱；⽔⾯上新长出的萍草⼀望⽆际，⼗分翠绿，犹如整齐地铺在⽔⾯上的绿⾊草坪。红杏开得烂漫，零零星星，毫⽆秩序可⾔，故⽤“乱点”，显⽰出⼤⾃然的⽣机与活⼒；萍草细⼩，繁⽽多，它整齐地布满了湖⾯，看起来犹如⼀张地毯，故⽈“平铺”；“平”字⽤得极传神，⼀则描绘出萍草的整齐茂盛，这也是它主要的⼀个特点；⼆则“平”与“铺”字连⽤，有平展、阔⼤⽆边的意思，令⼈想见湖⾯之⼴阔。这两句所写之景，⾊彩对⽐鲜明，绿中带红，给⼈以美好的视觉享受；此外，句中的景物虽呈静态，却因“乱点”、“平铺”⽽带动感，蕴含着春天难以掩饰的⽣机。“翅低⽩雁飞仍重，⾆涩黄鹂语未成”两句则从⾃然界⽣命活⼒的动物⼊⼿，描绘的是动态之景：因为⾝上⾬⽔未⼲，翅膀变得沉重，⽩雁不得不低空飞⾏；同样由于⾬⽔的浸润，黄鹂的⾆头也有些⽣涩笨重，以⾄于“语未成”。即使这样，仍然打消不了它们翩翩起舞、放声⾼歌的兴致。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之态。有了这⼀联，⼀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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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的⼤诗⼈，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在独善。奉⽽始终之则为道，⾔⽽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居易⾃⼰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
前⼆类体现着他“奉⽽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的⽂学主张：“⽂章合为时⽽著，歌诗合为事⽽作。”⽽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奖之。”（六⼗⼋《议⽂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直⽽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的“质⽽径”、“直⽽切”、“核⽽实”、“顺⽽肆”，分别强调了语⾔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浅显易懂，还便于⼊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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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集中是⽩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之⼀。他⼀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件事，突出⼀个主题，“⼀吟悲⼀事”，主题⾮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诗的艺术特⾊还表现在刻画⼈物上，他能抓住⼈物的特征，⽤⽩描⽅法勾勒出鲜明⽣动的⼈物形象。但⽩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惊⼼的艺术效果。《轻肥》⼀诗描写了内⾂、⼤夫、将军们赴会的⽓概和席上酒⾷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这是⼀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称道，但相⽐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效法陶渊明的⽣活态度，因与后世⽂⼈的⼼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居易有“相争两蜗⾓，所得⼀⽜⽑”（《不如来饮酒七⾸》其七）、“蜗⽜⾓上争何事，⽯⽕光中寄此⾝”（《对酒五⾸》其⼆）的诗句，⽽“后之使蜗⾓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即以宋⼈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周必⼤指出：“本朝苏⽂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章皆主辞达，⽽忠厚好施，刚直尽⾔，与⼈有情，于物⽆着，⼤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出⽩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