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辟谣进行时
2013年3月9日，网友“small—疯子”（后经查为张某）在微博上称，“呼吁，我认识的人及认识我的人，近期尽量别去某地游玩，我们这一对25岁的小夫妻新年正月初九去游玩回来后高烧不退，男3月7日死在医院，连尸体都不准拿回家，女还在医院命不久矣，2岁的小孩在5院。全家希望渺茫，祈祷医生赶快查出病因，救救那可怜的娃吧。”
该微博一出，立即引起了网友广泛关注，一周之内该条微博被转发近2万余次。还有一些转帖称：美国保护伞公司的实验室发生事故造成病毒泄露，将对全城进行清洁；绕城高速封口，一律只进不出。这些消息在互联网上扩散后，立即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和恐慌。
得知消息后，当地卫生局全面核查，证实上述均为谣言，并通过媒体告知市民朋友不必恐慌，不信谣也不传谣。3月16日晚8点28分，当地公安局发布了市卫生局的辟谣公告。
事实证明，保护伞公司病毒泄露和“封城”等均属无稽之谈，然而面对3月下旬披露的H7N9禽流感疫情，不少网友则心生疑虑：这是否和之前“small—疯子”谈到的“不明疾病”有关，官方的辟谣公告是否还存在一些隐瞒的信息。
2012年“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就以各种方式在坊间流传。5月28日，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员陶冬发表报告称，中国为应对经济放缓而出台的刺激措施规模可能将高达2万亿元。此后，又有报道称，发改委在5月21日当天就审批了100多个项目，超过了5月前20天的总和。
对此，官方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辟谣。而到9月份时，即有消息传出，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规划和建设项目，总投资规模逾1万亿元。这一次，发改委并未选择再辟谣，而是表态：这是正常的规划批复，但被过度炒作，发改委在两日内集中公布过去几个月内陆续获得批准的投资项目，并不意味着新一轮投资刺激计划的到来。
对于“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的辟谣，官方的态度显得前后有些“暧昧”，这给人留下了诸多的想象空间。而相比于此，一些地方政府的辟谣之举则更是“另怀鬼胎”。
据河南媒体报道，2011年6月以来，河南潢川县城至少万人出现过腹泻，部分众反映系潢川县自来水公司的唯一水源——穿城而过的小潢河水源问题。新闻见报当天，潢川县委宣传部出面辟谣，否认大面积腹泻。随后，河南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引发腹泻的最主要原因是饮用水水质变差，否定了当地有些官员的说法。其实当地政府对于水质情况早已经心知肚明，县政府在内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无不突击打深水井，经调查潢川供各单位自用的水井有100多口——其中，环保局的水井深达300多米。对此，有评论称，潢川腹泻辟谣事件，实乃地方政府掩耳盗铃的乱作为之举。
此外，备受关注的悍匪周克华“借网还魂”，沈阳商家担心被查出假冒伪劣商品而被处以重罚而上演“满城尽是卷帘门”，兰州牛肉面添加剂使用“蓬灰”可能致癌，等等事件，无不考验着政府辟谣的公信力。
官方辟谣的背后421是真的吗
梳理近年来的谣言，我们不难发现，坊间的谣言无不关乎民生与民利。以“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为例，其推出与否，地方配套刺激计划大小，直接影响股市、楼市以及通货膨胀率。而这些，又都与百姓“钱袋子”密切相关。
这也是经济刺激计划谣言不断、辟谣不断的直接原因：早知信息者早脱手，“真相”大白天下之日，往往也是投资彻底被“套牢”之日。而潢川县城的人民只是希望能喝上一口干净的自来水。悍匪周克华“借网还魂”折射出当下公众对于公共安全的恐慌，沈阳“满城尽是卷帘门”则尽显商家对于执法机构的不信任。
官方辟谣之举，理应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宗旨来解民之惑、供民之需，但实际效果却难尽如人意。这也导致“公民围观不止、官方辟谣不休”的怪圈。毋庸置疑，公民的监督意识与维权意识已今非昔比。对于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网络和网民的威慑力已达到史上前所未有之强度。虽然这种威慑力有可能泛滥成网络暴力，但如果能走上“正道”，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也不可小觑。在全媒体时代，一次微博的转发带来的乘数效应，已是无法估量的。
西方学者曾提出，谣言传播符合一个公式：谣言流传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也就是说，事态的重要性或关注度，这是与证据的充分程度是成正比的。以悍匪周克华“借网还魂”的事件为例，在质疑不断的环境下，警方更急于的是表功，在表功的速度上，政府运作的机制反应迅速，但在平息谣言方面却并不那么重视，或者害怕表达导致新的问题，惹火上身。但舆情恰恰是不喜欢在合理质疑尚未结束时，就急于表功、歌颂的传统宣传方式。正是公众出于对政府在重大公共事件上照本宣科、宣功布绩的传统做法的反感，才会认为其中可能因为政治需要而压着一些秘密。
由此，不少专家表示，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我们政府信息公开的不足以及方式的传统和呆板。不可否认，目前政府在辟谣中，信息的发布方式太像公文的往来，发出的公告规范有余，却没有温度。在义正词严地驳斥某某某“纯属谣言”的同时，关键的细节却语焉不详。试问：这样怎能和深谙人们心理弱点的谣言相抗衡呢？
可见，质疑已经成为民众的习惯性心理，其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政府公信力危机。经过多年的谣言应对，政府其实对于信息公开能有效克制谣言的道理都很明了。但在面对自媒体、公众的时候却总是捉襟见肘。长期从事公共突发性事件研究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税根教授认为，其原因在于背后的官僚机制运作缓慢，技术操作层面缺乏应对公共传播的经验。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永里表示，突发事件谣言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如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和不透明，使谣言产生获得了空间和机会，对社会不满体或人员借机发泄不满；有的人缺乏法治观念，抱着好玩或猎奇的心理随意在互联网上发帖。这都是谣言产生与扩展的基础。
“在网络谣言发生后，政府部门要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及时辟谣。可以让微博成为政府的网络麦克风，同时，尽可能借助权威人士澄清网络谣言，减少公众的误读。”张永里说道，“事故发生后，当地平面媒体少有及时发出详细、客观的报道，反倒是其他地方的媒体报道非常集中和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地的
谣言滋生与蔓延提供了空间。”
重塑官方辟谣之道
相比于以前，当下政府面对各类谣言，不再含糊其词或者固守“沉默是金”，正是成熟和重视民意的体现，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对于官方辟谣的公信度，却越来越受到考验。
现实中，对一些官方辟谣，公众听了只是“一笑而过”，率直者更会忍不住打趣：这，你也信？更有人调侃：“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
客观说，公众不相信并不意味着官方辟谣是在说假话。但是，不相信的结果显然与辟谣的目的背道而驰。有人指出：辟谣没有拨乱反正，反而越描越黑，问题不在该不该辟谣，而在辟谣的方式。因此，重塑官方辟谣之道已然迫在眉睫。
首先，辟谣在信息供给上需要做足文章。不能简单否定、不能只给结论，需要有坚实的数据和证据。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认为，应对社会恐慌和谣言的重要做法，首先是官方信息渠道要畅通，主动去引导舆论。同时，信息发布除了冷冰冰的数字和工作口吻的语言，还应该有人性化的表达。
应对突发事件谣言，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和处理，是在“堵”。除了“堵”，还要“疏”，就是要扩大官方和权威信息的覆盖面，把谣言给挤走。
其次，辟谣方式上需“推诚出新”。
著名媒体人阮次山认为，网民的以讹传讹，积非成是，会使政府的公信力遭到腐蚀。对于辟谣必须要有力而且直接。就如沈阳的卷帘门事件中，说政府要对一条街的商户罚45万，这本是子虚乌有的，可是辟谣的方式过于机械。政府用网站来辟谣虽然已成为一种惯用的做法，但是功效甚微。各级政府，包括外交部在内，除了发言人之外，还必须要有一批精明能干的高阶层官员，来应对谣言与对政府的误解，可以出来力辩、激辩，甚至可以跟记者辩论。
最后，不能总是自我辟谣，更需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与监督。
2011年5月18日，辟谣联盟成立并发表宣言对谣言“宣战”。辟谣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网上的信息检索，用搜索引擎将一条微博的多个关键词在新闻、论坛、博客等里面检索消息出处，如果是原创就联系本人，甚至让网友现场调查，尽可能多渠道查证消息真实性。
据悉，自成立以来，“辟谣联盟”揪出了6月23日北京暴雨中3张移花接木的照片，查出“卖裸体受审
照片”其实来自越南，澄清了“出血性大肠杆菌已入侵北京”的不实信息。
“成立辟谣联盟，这是自媒体时代作为公民的一种社会责任”，发起人之一的吴丹红说道。在吴看来，如今每个人都享有直接发布信息的权利，但个人素质却参差不齐，网络的自净功能有时又是滞后的，所以“辟谣联盟”其实就是一个网友的自律组织，一方面约束自己，另一方面为净化微博舆论生态贡献力量。
无疑，在当下社会，面对来势汹汹的谣言大潮，政府亟需从理念和机制上予以创新，重塑官方辟谣之道，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让谣言随风而逝。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