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引走上革命道路的五位女性
作者：梁贤之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7年第8期
青年十分尊重和关心女性，他曾引导和帮助5位女性走上革命道路，鼓励她们解放自己，争取革命胜利。这5位女性中有的是他的亲属、亲戚，也有的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苦难的童养媳。
毛家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位烈士
毛泽建是的堂妹，因为家里很穷，毛家又没有女儿，9岁那年便过继给的父母做女儿。她的乳名叫菊妹子，“毛泽建”这名字是给她起的。的父母相继去世后，14岁的毛泽建又从上屋场回到东茅塘自己家里，接着父母又把她送到附近的肖家去当童养媳。
1921年春节，偕夫人杨开慧回到韶山建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把毛泽建从肖家接回来。一天上午，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对大家说：“这些年，国家动乱，民不聊生，有志青年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随后指着毛泽建说：“菊妹子这几年受的苦就更多了，这怪不得哪个，不革命就不能解放自己，也就没有出路可走。”毛泽建一听，急切地说：“三哥，我要跟你去读书，去革命，我再也不回肖家了……”
帮助毛泽建解除了不合理的婚约，带着她来到长沙，在职业学校读书，接着她又进入中共湘区委员会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班学习。由于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在的引导下，毛泽建除了学习功课外，开始接触革命，主动为文化书社送书籍和报刊，帮助工会刻印传单，张贴标语，还为在清水塘秘密召开的党的会议站岗放哨。在革命斗争中，她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于1921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春天，军阀赵恒惕通缉，不久离开长沙前往上海。行前，将毛泽建改名毛达湘，委托夏明翰介绍前往衡阳。同年秋天，她考入湖南省立女三师就读。
毛泽建是中共女三师的负责人，又是湘南学联的干事，在掀起“驱张”学潮的斗争中，她表现得很英勇，同时结识了男三师的学联干事陈芬，他们发动众，智斗团防局长钟亚阶，打击恶霸地主罗宏轩。当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衡阳城，毛泽建和陈芬组织同学到街头、工厂和城郊讲演，热情宣传北伐战争的形势和伟大意义，动员各界众支持北伐。随后，毛泽建受党的派遣，到衡阳县集兵滩农讲所，讲授共产主义学说，辅导学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共同的理想，使毛泽建和陈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24年4月，借道衡阳赴广州农讲所，来到湘南学联演说，认识了陈芬，在三哥的撮合下，毛泽建与志同道合的陈芬结为革命伴侣。毛泽少
婚后，毛泽建和陈芬离开了女三师和男三师。毛泽建成为中共衡阳县执委，在集兵滩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陈芬任衡山县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毛泽建也调离衡阳县，去衡山县担任秘书兼妇女委员，与陈芬战斗在一
块。不久，衡山县工农游击队宣告成立，毛泽建参加了游击队的领导工作。她有时扮成珠光宝气的贵妇人，有时扮成朴实无华的农妇，来往于城乡，刺探敌情，部署工作。炸毁县衙门，打击土豪劣绅，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成了远近闻名的女游击队长，敌人闻风丧胆。
1928年4月，笼罩着衡山县城，中共湘南特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县委里有人当了叛徒。党组织考虑到毛泽建和陈芬的身份已经暴露，让他俩迅速转移到陈芬的老家耒阳。5月初，毛泽建和陈芬领导的耒阳县游击队与挨户团在夏塘铺遭遇，经过一场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毛泽建和陈芬不幸被捕，双双遇难。毛泽建是一家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第一位烈士，年仅24岁。
她被刘少奇赞扬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何宝珍1902年出生于湖南道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姊妹多，迫于生计，她幼年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稍大一点，随婆婆到当地一户姓蒋的地主家当小佣工。地主老爷见她小小年纪，聪明伶俐，便叫她侍侯小到私塾里念书，不久又让她去县城国民小学当伴读。这个地主小在学校里生活一切都是何宝珍侍侯，实际上是贴身丫环。由于何宝珍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她在教室门边偷偷地听课，成绩居然远远超过地主小，这被老师发现了，破例让她成为正式生一起上课，免交一切学杂费。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本县师范，而被她侍侯的地主小名落孙山。地主老爷肺都气炸了，依仗财势，强迫何宝珍把学籍让给他的女儿。富有正义感的校长坚决不允，在他的斡旋和帮助下，何宝珍得以冲破了地主的阻挠，入衡阳女三师学习。不久，她结识了衡阳进步学生领袖夏明翰和蒋先云，同他们一道带领同学参加了全市学生反对封建礼教的示威游行。
1922年3月，何宝珍当众揭发了女三师顽固守旧派校长欧阳骏贪污学生伙食费的丑行，发动同学团团围住校长室，迫使欧阳骏承认错误。
欧阳骏为了扑灭学生中燃起来的革命火焰，耍了一个阴谋，勾结道县姓蒋的那个地主，以违反封建礼教为借口，把何宝珍监禁在学校的工具室里。经衡阳党组织负责人张秋人和墨舜华的搭救，她才逃了出来。这时，她无家可归，又身无分文，张秋人见此情景，将她送到长沙，住在的家里。那时，与杨开慧结婚不久，担任中共湘南支部书记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
何宝珍在1921年10月就认识了。那是参加第一次党代会回湖南后，在夏明翰的陪同下，第一次来衡阳以女三师为重点，开展建立党组织时，何宝珍多次听过的演讲，那生动活泼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道理，在漫漫长夜里给她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住在家里，何宝珍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湘江评论》《工人周刊》等进步刊物。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杨开慧一道帮助整理文件，油印刊物，有时去文化书社给刘少奇送文件。接触中，对何宝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何宝珍也把当作自己的兄长，无话不说。言谈之中，何宝珍流露出对刘少奇的好感，细心的把她的话记在心里。为了让她深入社会，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特地派她到刘少奇的家乡宁乡县做社会调查。她根据调查来的材料写成文章，请修改，然后在报上发表。
1922年9月，刘少奇受的委派，与李隆郅（李立三）去安源领导路矿工人罢工斗争。安排何宝珍与刘少奇一道前往安源，协助他的工作，她的公开身份是路矿工人子弟学校教师。
何宝珍心里明白，除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之外，这是在关心她的婚姻，让她同刘少奇一块战斗，加深了解。共同的革命事业使何宝珍与刘少奇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心心相印。第二年春天，他们在安源结婚。
1925年9月20日深夜，路矿反动当局用重金收买了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兵包围了路矿工人俱乐部，切断了所有交通，实行大拘捕。何宝珍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同刘少奇化装成砍柴的山民，在工人的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屠刀。
离开安源后，何宝珍继续跟随刘少奇从事党的工作，辗转于武汉、广州、沈阳、哈尔滨等地。1934年10月，何宝珍只身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英勇牺牲。刘少奇在江西瑞金得到消息，悲痛之余题词赞扬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从童养媳到省党报编辑
刘天民是湖南韶山杨林村瓦子坪人，生于1902年。她原姓庞，因为家里十分贫穷，兄弟姊妹又多，父母无法将她养活，从小寄住在外婆家，随外公姓刘。刚满5岁，她便到附近一户姓肖的地主家里做童养媳，丈夫是个瘸子。因刘天民性格倔强，大胆反抗旧式婚姻触怒族长和肖氏地主，他们互相勾结，视她如眼中钉，肉中刺，狠毒地惩处这个叛逆女子，把她吊在一棵树丫上，扯落她一把把头发，并将其头部往树干上撞来撞去，痛得她晕死过去。
这是1923年夏天的事。当时与李耿侯来到刘天民的娘家瓦子坪，看望刘天民的母亲，因李耿侯是刘天民的夫，也是幼时的塾师李潄清的长子，他是一个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追随参加革命。当李耿侯听岳母一把鼻
涕一把眼泪哭诉了女儿刘天民的不幸遭遇，怒形于，忙同李耿侯骑着快马，飞奔肖家，解救了刘天民，又力劝刘母解除女儿的婚约，让她获得自由。
刘天民离开家乡后，跟着来到长沙，在昭谭女中半工半读，叮嘱她，一边好好读书，一边学习职业。刘天民牢牢记住的话，除了认真学习外，夜里做些针线活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刘天民人很聪明，学习刻苦，进步很快。在的引导和教育下，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1923年10月由的秘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青年部长、省学联干事、区委常委等职。
1923年11月，在长沙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解放妇女”。内容是写一个女孩从小被遗弃，刘家带大，5岁送给一个残疾人做童养媳，惨受人间折磨。刘天民一看文章，就知道写的全是她的经历和遭遇。她把这文章剪了下来，保存了30年。从此，她更加深深敬佩对中国妇女问题和中国妇女如何求解放精辟的见解。
1925年8月，刘天民随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被反动军阀赵恒惕的部下侦知。赵恒惕指使任湘潭县县长的胞弟赵恒哲派兵去韶山抓捕。刘天民机智地从县议事员郭鹿宾嘴里获得情报，急派共产党员郭仕逵连夜从湘潭大步赶往韶山冲，火速将信交给，让他马上转移，使赵恒哲扑了一空。
大革命失败后，离开长沙，先后去武汉、上海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英勇就义，碧血长沙，刘天民悲痛不已，只身回家乡教书。由于身份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总是怀疑她，迫害她，准备随时拘捕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才脱离了党组织，与少年时的好友郭梓材结婚。郭梓材大革命时期在湘潭从事过革命
活动。此后，刘天民一直在湘潭以教书为生。
解放后，考虑到刘天民是湖南早期的共产党员，有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曾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被迫脱党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因而念旧情深，在百忙中给她写过两次信，寄款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告知当年救过她的革命者李耿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牺牲，死得其所。
刘天民后来安排在湘潭市政协工作，担任了几届市政协委员，直到1976年去世。
小脚女人身上居然藏有共产党的许多机密
王淑兰是毛的发妻，因毛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叫她四嫂。王淑兰是缠过足的旧式女性，她与毛的结合，完全是依照传统规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是包办，夫妻倒也相敬如宾。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因长年在外，家政便由毛主持。
1921年春节，同杨开慧及毛泽覃回家过年。正月初八晚上兄弟妯娌围炉烤火，毛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来。向他扬扬手，示意不必说了。
这些年来，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夫妇操劳和侍奉病中的双亲，他很感谢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李大钊等人后，已确立了改造中国的志向，他多么希望毛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件前人所没有干过的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我觉得如果老是纠缠这些银钱谷米的家庭事务，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小商人，
或者猪牛经纪人。但农村最缺少的，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缺少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我看这些账都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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