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2022年第32期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晋中民间美术文化旅游开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YJAZH0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武丽敏（1969—），女 ，汉族，山西孝义人，北京大学艺术学硕士，晋中学院美术系教授，研究方向：民间美术、东方美学。
［摘 要］山西地处中原腹地，不仅有绵延数千年的三晋文化，更是女娲崇拜的主要诞生地之一。与女娲相关的历史遗存遍布太行山麓，其中较著名的有柿子滩岩画、人祖山娲皇宫以及赵城娲皇陵庙等。围绕众多历史遗存的是当地极具地域性特点的女娲崇拜现象，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神话学价值和极具地方特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山西女娲崇拜；柿子滩岩画；人祖山；赵城娲皇陵庙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2）32-0006-03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武丽敏.山西女娲崇拜的遗存考证与美学管窥［J］.天工，2022（32）：6-8.
武丽敏 晋中学院美术系
女娲作为远古神话中的创世神，其信仰根基深厚，历史遗存广泛，并呈现出多信仰中心的态势。就山西女娲的研究状况而言，主要囿于其神话探源、原型考证及相关史料搜集、整理等方面，且多为个案，缺乏整合性，至于对其进行美学角度的考量更是少见。
笔者试对山西境内几处具有代表性的女娲遗存进行地域性考证，努力探寻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信仰需求，并拟从美学角度对其地域特点进行探讨。
一、女娲神话与山西女娲崇拜
关于女娲的传说，仅其发源地的确切所在已是众说纷纭，或认为源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或认为源于黄河流域［1］。虽然女娲神话及其信仰在漫长的流播过程中已形成了诸如山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2］多个文化中心及故事版本，且有《山海经》和《淮南子》的文字记录，但毕竟其诞生在神话时代，自然被排除在可信史之外。加之神话本身所具有的真实历史与民间叙事文学相结合的特点，使人很难探寻其母本。若从神话传承的完整性来看，笔者认为山西版本更具有完整的证据链及信仰体系。
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曾属“冀州之域”。炎黄、嫘祖、夏禹、商汤、虞、舜等众多先祖都曾在此开疆拓土，而流传至今的三晋文化源头则可追溯至“女娲补天”的神话时代［3］。1980年4月8日，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发掘便直接佐证了山西作为“女娲故里”的事实。
吉县柿子滩遗址距今两万年至一万年前，其附近岩棚下的远古岩画是山西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作品。据1989年第3期《考古学报》载，该处岩画共两幅，均由赭红矿石颜料绘成。一幅绘一女性形体， 高、宽各约20厘米，双乳下垂，头部疑似佩戴一兽角面具，两臂平举向上， 右手举握一牛角物。另一幅画面较为抽象，描绘的可能是狩猎或舞蹈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两幅岩画中除人像之外，还绘有数量不一的神秘圆点。对此，目前学界存有以下看法：有学者认为女性人物像上方圆点代表北斗七星，下方代表南斗六星。“狩猎图”下方的圆点则代表着一种远古先民对天人关系的感悟，或是寄托着一种多子多孙的美好寓意［4］。另有学者认为这些圆点是粮食的象征形态，表达的是先民对农作物丰收的祈愿［5］。笔者认为，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中的女性人物双手上举、胯部分开下蹲的造型颇似黄土高原尤其是晋西北地区剪纸中的 “抓髻娃娃”，郭沫若考证其为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族的族徽［6］，靳之林则直接指出“抓髻娃娃”的原型之一正是有着中华始祖神之称的女娲［7］。
反观另一幅“狩猎图”，画面中描绘的是与羊肖似的长着巨大兽角的动物。据《易传·系辞下传》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8］此处的包牺氏即指伏羲氏。据传，伏羲曾受“羊角柱”的启发推演出八卦，伏羲二字中的羲又有“从羊从我从兮，上出之气也”［9］的含义。如此看来，作者应是利用图腾化的羊形象来暗示与伏羲之间的联系。
山西女娲崇拜的遗存考证与美学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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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中所绘人物画像正是伏羲、女娲。该岩画的发掘不仅以实物的形式为山西作为女娲始祖地提供了确凿证据，同时也为该地流传至今的相关神话及始祖崇拜信仰体系奉上了一条能追本溯源的可靠渠道。同时，岩画所在地的柿子滩遗迹也使验证这些远古传说的完整性成为可能。清代《吉州志》云：“人文初祖，出在吉州”［10］，即是旨在强调女娲信仰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悠远的历史。
二、山西女娲崇拜与先民的“审美”觉醒
浩翔的意思是什么远古时代恶劣的生存条件和低下的生产力致使原始人的平均寿命不及二十岁［11］。由于知识匮乏，繁衍的过程便被先民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而女娲便成为这种未知力量人格化、神格化的产物。
门女娲崇拜在山西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民众基础。其中，壶口之东的人祖山可谓是孕育这个斑
斓传说的文化母体。万历十九年《重修吉州苞山伏羲庙碑记》记载：“吾州治北百里，高山之上有伏牺之庙。因庙而名山，曰人祖山。”［12］如果说人祖庙是该地历代伏羲、女娲信仰的精神圣所，那么蜚声一时的“女娲遗骨”更为此地平添了几分“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的神秘彩。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文物中，有黄绫木函、明代女娲塑像、历代祭祀用兽骨以及各类碑文、题记等，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时至今日，人祖山一带仍保留着吃枣堆、放夜火等原始农耕时代的习俗。
此外，据孟繁仁统计，山西的女娲遗迹有数十处，常以“娲皇陵”“娲皇窟”“娲皇庙”等命名［13］。“娲皇遗迹”就像一部漫长的“女娲信仰编年史”，充分印证了以吉县人祖山为中心的区域应是山西境内年代最久远、信仰传承最完整的伏羲、女娲文化的肇始地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绝非偶然。山西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和怡人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其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孕育出深厚文化积淀的同时，亦使其社会风气淳朴向善。女娲信仰便悄然滋生，且历经数千年不变。在当地人心目中，女娲既是创世神，又是平易近人的守护者。
此外，女娲的神格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如吉县柿子滩岩画中的女娲置身于天地星辰之中，四围的北斗七星与南斗六星象征着生门与死门，表达着石器时代人类对生的崇敬和对死的畏惧。正如马克思所言：“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15］彼时的女娲寄托着先民敬畏自然而又渴求战胜自然的祈愿，将其绘于赭石之上属于巫术行
为，而巫术本身则属于一种激发原始人类审美活动的主要触发因素。对女娲进行神化和祭拜旨在于天人之间搭建沟通桥梁，是生存功利性使然。但这种行为背后的深层驱动力是人类整体的发展和延续，这从某种意义上切合了康德所谓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故此，女娲崇拜最终生发出先民对于“美”的觉醒，而由此衍化出的女娲神话故事及其形象作为美的创造物也反作用于人的审美活动。它们在精神层面强化了参与者宗教情感的同时，也会潜移默化地将人变为审美观照的主体，并使审美主客体之间产生实践性联系。但这一时期人类产生的美感体验及相关的审美心理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它们还只是身处襁褓之中的婴孩，正所谓“二义初剖，四维未张，大朴闷闷，元气惶惶”［16］。
到底是神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神？如果站在一元论或二元论的视角上去思考，或许无解。但若从美学的角度去分析，笔者认为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创造了符合接受主体审美期待的神。这个神的原型可能来源于人类对于外界共有的集体情感或体记忆，是人类从集体无意识中投射出的具象化产物；也可能来源于一位或多位拥有超凡品格的人类精英，他们带领自己的族冲破自身力量的局限，甚至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成就了一番伟业。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的原型都可以归为此类。孟繁仁在考察山西平定县东浮化山“补天台”遗址时发现其四周遍布一种蜂窝状的五浮石，经地质专家考证，这种矿石是由远古火山喷发的岩浆凝固而成，这一发现也直接证明了女娲补天神话存在着现实原型［17］。
三、山西女娲崇拜的单纯、和谐之美
生活在柿子滩的远古先民们或许没有想到，那幅刻在赤铁矿石上的“女娲原像”会成为山西境内绵延数千年女娲信仰的原爆点，其是那个时代女神神权不可替代性与独立性的典型体现。至秦汉，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神话作为宣传工具。如女娲抟土造人时“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18］的表述就明确了人有贫贱之分。之后的封建时代，天授皇权的思想更是浸润在女娲神话中［19］。
值得玩味的是，类似上述女娲神话被政治化的内容在山西境内却十分鲜见，天堑遍布、交通闭塞及生产方式的单一化等因素导致了其原始信仰得以较为完整地留存后世。
以洪洞县赵城镇为例，此地的“娲皇陵庙”自宋始即是皇家公认的“根祖文化发源地”，享受着历代皇室高规格的祭典礼仪。庙内《大宋新修女娲庙碑》上的“四时享祭，庶百姓祈福焉”［20］字样记录了宋太祖命人修葺此庙的初衷，而该庙保存的数十块宋、元、明、清碑碣更是皇帝遣官致祭不断之盛况的有力佐证。碑文内容多表达皇帝对女娲功绩的景仰，祈求沐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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娲皇的荫庇之下。此外，在当地的女娲神话中，女娲一直保持着至高地位，在内容上也偏向于原始的
童话式的故事描述，极少涉及礼教纲常之类的道德因素。加之当地民众直呼女娲为娘娘，并坚信造人的过程完全由她一人担当，这与“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21］的史书记载相呼应。由此可见，在山西女娲化生化育的创世神格和神力是得到一以贯之的强调和传承的，这与其他信仰区将伏羲、女娲供奉为人类始祖神的做法完全不同。
政治倾向的不明显使得山西女娲神话成了研究远古女神崇拜不可多得的活化石。而这些神话之所以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原始风貌，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也取决于一代代山西民众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文化选择。
首先，在女娲崇拜的审美意象中，突破死亡限制的生命是单纯的、自由的、永恒的，这种夺人心魂、亦真亦幻的美的召唤力促使先民对其产生了跨越时空的融入情感的敬畏。于是，以生殖崇拜为核心的对现实生命的执着便导致了山西女娲神话的审美结构和内涵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地域性特点。同时，由于女娲神话与信仰直接将生存和繁衍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最基本、最有力的基础和出发点，这就导致在其鲜明而具体的形象上寄予的是先民纯朴天真的情感、对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丰富想象以及追求生命自由的执着精神。故此，女娲神话本身体现了人、神、物之间共生和化生即“物我同一”的和谐之美。
其次，山西人向来有着较重的“守家”观念，长达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浸润出山西人民淳朴、勤俭的性格
特质，也使他们极为重视以血亲纽带为基础的根祖文化。截至清末，中国历史上的七次人口大迁徙中有五次山西都是重要的参与省份（如明初洪洞大槐树人口迁移）。远离故土的悲恸、祈盼亲人团聚的忧思已然成为当地人脑海中抹不去的烙印。这些片段式的内心体验通过口耳相传在一代代游子心中传递下去，最终成为深埋在潜意识当中的集体回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会将“归乡守土”的迫切愿望大而化之，使大槐树下的子民对故土的文化产生一种别样的依恋，抑或是一种极其纯粹的信仰，而这恐怕也是历经千余年山西人心中的女娲娘娘还是如此原始而纯净的原因之一。
当然，山西女娲崇拜中亦包含着先民自我形象理想化的原始审美意识，而直觉思维又决定了女娲形象及其传说故事具有原生态的朴素特质，从而呈现出该地区女娲神话稚拙的美学风格。正如温克尔曼所言：“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22］
妈妈的心声简短几句话四、结语
陈僖仪车祸女娲崇拜在三晋大地的广为流传所体现的是百姓
心中对生活的诉求或相应的世俗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图腾，它刻画了千百年来山西人灵性生活的众生相，是对天、地、人自然和谐关系的不懈追求。但令人痛心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新生代已逐渐淡忘了这些传统民俗。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担忧道：“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此言不差，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对于传承千年的女娲文化而言，屈原在《天问》中的那句：“女
娲有体，孰制匠之”［23］的发问便当真成为笑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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