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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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小人物向迅

一

每个个体生命都是不可复制的，虽然我们常常讲，我们只是在重复别人的命运，似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大同小异，命运只不过是一个接力棒，是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的，可是我们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逐渐清晰地意识到，无论你的生命经历是坎坷曲折、轰轰烈烈，还是无所事事、平淡无奇，都是富有传奇彩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了都只能是平庸之辈，但正是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成就了寥若晨星的英雄。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一口断定，平庸就等于“无意义”，因为我曾说过，生活在这片多苦多难的土地上，人人都是英雄，更准确一点说，是人人都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地观察过一片花海的经历，不管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是在视野逼仄的山坡，那

些开得灿烂的花朵，看似并无二致，但若详加辨认，其实每一朵都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它们自身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它们认真地生长着，一丝不苟地盛开着，甚或是真诚地怒放着，奏响命运的绝唱，把不可重复的春天演绎到极致。人亦是如此。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把这部历史打开，我们就可以识人知心见性，读到一部极其震撼的心灵史。有极端的说法：“人生就是一出悲剧。”这大抵是以生命必须面对的结局为出发点而得出的悲观结论；倘若以生命过程来衡量，我们至少可以将人分为两种：喜剧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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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悲剧性的人。有的人一辈子荣华富贵，有的人却一生穷困潦倒；有的人生来顺风顺水，左右逢源，有的人却毕生郁郁不得志，胸怀不展；有的人先苦后甜，有的人先甜后苦……这无数种不尽相同的生

命际遇，实在让人觉得命运这根绳索的变化无常。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悲喜剧，都是一出再也无法重演的剧。有句广告词说得好：“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容我补充一句：“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的主角，你所生活的时代只是背景，你身边的人无法取代你的位置，哪怕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只能是个配角。”我曾无端妄想，要是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实记录下来，一定能让神秘莫测的命运露出“狐狸尾巴”。

每个人的故事，包括他的生命际遇，生活路线图，隐秘婉转或汪洋恣肆的内心世界……都要比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精彩得多复杂得多，尽管我们卑微，甚至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但事实就是如此。艺术，永远是生活的模仿者，它不可能替代生活本身，因为它不可能尽数道出生活的真相，而我们则是鲜活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们成全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瑰丽多姿的艺术。而这，也正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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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卑微的生命，都怀揣着一个颤抖的灵魂。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小人物”为什么风靡至今的秘密——

—“小人物”往往比脸谱化、崇高化的英雄要真实丰满，容易辨认，也更易于亲近。他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二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文学意义上的“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他兼具多种身份：儿子、兄长、丈夫、父亲、祖父……他集“小人物”所扮演的诸多角于一身。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小人物”们所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考量，他最准确的身份是一个中国农民，以种地为生，一辈子与贫瘠的黄土地打交道。他也确实熟悉四时节令，能辨识五谷，对乡村的繁文缛节、风俗人情也都熟稔于心；他具有一个农民对农事应该具备的敏感，并掌握了作为一个农民应该掌握的全部本领，他知道田地里所有的秘密，涌动在乡村里的各种暗流也休想躲过他的眼睛。他和我所认识的那些经验丰富的乡人一样，对乡村的人事变化和话语动向明察秋毫，仿佛村子是穿在他们身上的一件衣裳。

他确乎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一个地道的中国式的“小人物”。

我曾经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甚至在暗地里对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某种毫无来由的失落感，或者说是自卑。认为他胸无大志，只是一味地被命运这条狗追赶着向前奔跑，他的生活是被动的，无奈的，困顿的，坚硬而易碎的，强颜欢笑的；也不曾觉得他所掌握的那些基本的劳动技能有什么可谈之处，毕竟他是一个农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慢慢意识到，我的父亲简直是个天才。我在刚刚完成的篇什中，夸他是一个“全能型人才”，亦并非夸饰之词。在中国广袤的乡间，我遇见过、听说过许多奇人奇事，那些主人公因为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一件事情而赢得美好的声名，但很少遇见像父亲这样的多面手。

每年秋冬交替之时，父亲都会扛着犁铧牵着水牛到地里犁地。这不是每个农民都能掌握的本领，它需要过人的胆量、精湛的驭术和扎鞋底般的耐心，不然，即使你扯破了嗓子使劲吆喝，或者握根竹条对牛施以暴行进行恐吓，那脾气倔强的牛，宁愿默默流泪，忍受皮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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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也是不会听任你摆布的。牛，也需要交流。而父亲总是把这个活干得相当漂亮，且在收尾时，会不厌其烦地多出一个闲来之笔——

—将田坎边的泥土往回倒犁几路，以防止最肥沃的泥土滚落到山野之中！在农事上一向挑剔的母亲，为此也多次表扬过她脾气暴烈的丈夫，夸他在犁地这件事情上下过一番功夫。

我的父亲不仅在种地犁田上是一把好手，而且是一个颇有名望的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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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他在家落脚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这么多年来，即使他现在已至花甲之年，家中仍不时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来客请“向师傅”去主持大局。向师傅在早年是要讲一讲排场的，颇有一个大师傅的派头。来客要对他的路数，合他的礼数，方才请得动他。（在乡村，请师傅进门，确实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情。）他若看来客不爽，或嫌来客礼薄，便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人家，因为门庭热闹，他总有选择的余地。然而，这一二十年来的形势较往年发生了一些十分显著的变化，毕竟，当年豪气干云的向师傅已垂垂老矣，而且腿脚也不是十分方便。于是，他再也摆不起谱来了，我甚至觉得他能在附近捞个事儿做，已是别人念其旧情了。不过，我发现他仍是傲慢的，虽然他这些年就像是吃着苦菜喝着苦汁熬过来的。我在他并不如意却又无可奈何的神态里，发现了一种壮志未酬的愁绪。

在过去的乡村，掌握一两门手艺，就可以养家糊口，甚至可以把日子过得比较宽裕了。在计划经济和半市场经济的时代，农民除了把一亩三分地收拾好，好像没有特别多的“副业”可做。那是靠天吃饭的日子。若风调雨顺，则一家温饱；若遇旱涝，则炊米告急，一到二三月，就青黄不接。在那个黑白照片一般的年代，出一趟远门，还需村委会开一纸证明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手艺人就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性来了——

—他们可以在农闲时背着“家业”跑出去挣几个活钱，或者是常年辗转于各个村庄之间。手艺人，曾经是乡村世界的红人和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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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手艺出众的石匠，木匠活也干得不赖。他手上的功夫是一流的，可以将石头敲出花来；经过他的敲打调教和排列组合，一堆乱石也能变成一堵具有某种审美品质的石墙。有人请他去做楼梁瓦椽，雕刻门窗婚床，都是毕恭毕敬地背着他的“家业”在前面引路，他甩着手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叼着一支烟，慢悠悠地走；只有给人家做完了工，才见得着他亲自背着他的一背篓“家业”回来，手里还捎着一把锯子。这个时候的父亲，才是一个木匠的样子。

此时的父亲，三十来岁，正处在人生的上升期，热血沸腾，脾气火爆，目空一切，在上衣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的村干部面前也多出言不逊。

我们兄妹那时都还年幼，畏于父亲的威严，像老鼠一样战战兢兢地生活着。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有这样一位严父，在言行上受了一些约束，虽然日子也过得艰苦，难得穿上一件新衣裳，但我们的童年仍是金的。毕竟，严父的内心也是柔软慈爱的，只是不轻易让我们看见罢了；毕竟，我们还有一位善良贤淑的母亲。

“我怀念年轻时代的父亲。”曹魏五谋臣

这是我在一个篇什里写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道出了我面对老父亲时的全部感受。

三

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的轨迹也并非永远是一条直线，总会出现弯道，甚至是剧烈的转折。世外桃源般的乡村世界，终究没有用逶迤绵延的山堵截住那个“强大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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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抄和盘算，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偏僻的地理位置，其实毫无防守之力。黄永玉曾经在他的作品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时候，走几十里来看磨，磨经过很多努力，很多运动，磨圆了，磨光滑了，跟人生的经历一样。看着轮子不停地转呀转，重复不停在转，像历史一样，像生活一样，又像灾难一样，人生的欢乐都包含在内。有时轮子走到你前面，感到它很沉重但又没有危险，从面前滚过去，像一个大时代。”我们总是被那个轮子似的大时代裹挟着向前飞奔，好似有一股强劲的气流冲击着我们，而我们只是风中的一粒沙子，来不及整理自己的仪容。

又或许，那个敌人就驻在我们身体内部，它秘密地操控着我们的行动，怂恿着我们，就像许多人类文明的消失并非始于外力，而是源于内部的瓦解。早早地，就有人像探险者和冒险家一样，揣着村委会开出的一纸证明你是“良家子”的证明，到遥远的沿海城市去讨生活了。记得有一位叔父到外面闯荡了几年，回来时西装革履，一头波浪卷被梳理得一丝不乱，逢人便掏出各种厂牌炫耀，似乎是说：“我在外面混得不错呢！”然而，此位被文明熏染的叔父，却在村子里被他的父亲手握扁担追打，扬言不让他回家。远道归来，家人本该杀鸡宰羊才对，他之所以受到如此“礼遇”，不为别的，就在于他的舌头忘记了我们村子的语言，见着他老子了，也操着一口怪腔怪调的话。他父亲怕他忘了根，便用扁担给他提提醒。

也是那两年吧，一位没有读过几天书，从来不曾出过远门的姑姑，竟然单匹马翻山越岭地投奔她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的去了。许多男人在私底下都透露出他们真诚的担心，担心她在中途会被人贩子拐走而抵达不了那座遥远的城市，还担心她在灯红酒绿之地迷路回不了家。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纪小小的姑姑又单匹马地从远方好端端地回来了。惊愕的男人们直夸她有本事：“胆子大得很呢！”

在他们看来，那个不曾造访过的外部世界，是神秘的，危险的，巨大的，辽阔的，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人贩子和骗子扎堆的。一句话，那是一个人心叵测的江湖。所以，没有几个人轻举妄动，尽管每一个人都对那个江湖表示出些许好奇。他们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苦苦地挣扎着，然而无论怎

样辛勤耕耘，都不曾挖出半个金元宝来，脸上堆满了失落。

终于有一小撮人按捺不住了。他们告妻别子，背着铺盖卷，提着内心的恐惧，像无头苍蝇一样，一脸迷茫地到镇上坐着破旧的巴士车出去闯荡江湖了。这些因为地少而糊不饱肚子，因为不会手艺而挣不到活钱的农民，被迫背井离乡，远走天涯，成为了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批打工者和“淘金者”。他们像是涌动在一条历史大河里的最早的一股涓涓细流，却充满了悲壮的英雄主义彩，毕竟他们是要到别人的地盘上开疆拓土的。

没过几年，这条大河就已成气候，势不可当，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以种地为生的人，把外出打工当成了唯一的出路，甚至是活路，仿佛这是一股历史潮流，无人可以逆流而行。村子里确实有几户田产多的殷实人家，狠狠地咬了几年牙关，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农民的尊严。立夏文案短句

我的父亲不是最早闯荡江湖的那一拨人，但也不是最晚的一拨。他和中国所有打过工的农民一样，丧失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尊严。

四

父亲这个“小人物”的命运，从此就被改写了，被那个席卷而来的大时代改写了。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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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的父亲，一个倔强如牛的中年农民，开始了走南闯北、流离失所的生活。我无从知道他在他乡异地，有没有梦见过他的玉米和麦子，他的妻子和孩子。我猜想，一定是梦见过的吧，脚大走四方的人，其实也是最想家的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父亲从远方归来，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在年关将近之时。在那么漫长的一段岁月里，父亲一次次背井离乡，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曾目送过父亲一次。每次都是留守在家的母亲很平淡地告诉我：“你爸爸又出远门了！”在母亲泪光闪烁的眼里，我读出了她的不舍，尽管她在我们面前尽量掩饰着内心的情绪。父亲不在家，她得用柔弱之躯把这个家扛在肩膀上。

在长达二十年的打工生涯中，父亲遍尝人间滋味，多次经历生死，还好有苍天保佑，他才得以逢凶化

吉，一次次死里逃生。在他的描述中，那些年的江湖是不大太平的，路上随时可以遇见盗贼车匪路霸黑店。譬如说，他们所乘坐的大巴车停靠于某个陌生之地，所有的乘客都是必须下车吃饭的，否则就会危及人身安全；即使你不吃饭，喝一杯白开水，也是要掏一顿饭钱的。我后来对此就有过切身体会，那些路边店都是由一些强人所开，车一停靠在店门口，就有膀粗腰圆的穿着军绿大衣的人吆喝着前来，猛烈地敲打车窗，胁迫着途人去吃饭了。江湖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至于父亲在人生地不熟的外省遭受了多少苦难，吞咽了多少泪水，实在是一个秘密。即使是吃尽了苦头，他也是不会向我们透露半个字的。

2002年，成为了父亲生命中的一道分水岭。他在这一年遭遇了人生中的“滑铁卢之战”。此前此后的父亲迥然不同——

—他在新疆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右脚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不

得不在家休养生息。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父亲的下半生，也影响到整个家庭生活的运转。我私下里认为，通过这个事件，父亲应该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暗中存在却又不可捉摸的命运；在休养生息的间隙，他应该也对生命进行了一番严肃而深入的思考。这两年的父亲，确实是有一些消极的。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既出自于一个男人的敏感与自尊，也与他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不无关系：在还不能站立行走的时候，他大概不知道该怎样坦然接受那样一个无法面对的事实，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即将到

来的与以前迥然有别的生活。父亲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烦忧，心情极其不好。他害怕再也站不起来了，害怕“当下的生活”将成为生命的常态。

事态显然是严重的，一家人都有些不知所措。这件事彻底打乱了既定的计划。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虽然对于生活从来就缺乏长远的打算，并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以为将地种好、把香火延续好、安分守己地生活就是正道，但他们也有“体温的需求”。我忽然意识到，在这儿与其说是“计划”，还不如说是“惯性”更为准确。中国农民的生活，历来是要看天地颜的，他们蝼蚁般的命运，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左右着。他们一辈子匍匐在地，偶尔抬起头来，也是仰天长叹。说他们是草芥之命，一点都没错。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姓氏和骨肉，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他们的。一阵大风，一场大雨，都有可能让他们惶恐不安而默默祈祷。他们拥有的东西，太容易失去了。他们是依靠惯性生活的一个阶层，如果把惯性打破了，事态就严重了。

我那时虽已成年，却尚未完全懂事，固然同情父亲的遭遇，却又对他的坏脾气十分不满。或许就因为这些，我也就不能体会父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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