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戏中的经历和对演员的评价dnf武器强化技巧
1、突破风格: 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好看的国产动漫
    《海上花》是个意外。本来要跟日本的平沪市合作拍《郑成功》,因为郑成功在日本出生,7岁时他父亲郑芝龙才把他带回国内。日本人到我,我说我帮你们写剧本,你们去资金。
    郑成功不到20岁时,被他父亲送去南京太学。以前的文人喜欢在青楼听听剧、喝喝酒,秦淮河嘛,一定会有那种情景,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青楼的背景,就看了《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写的是19世纪末的上海,我一看简直是爱到不行,临时就转弯先拍这个,不管什么郑成功不郑成功了。
    这部电影难度很高,要搭台。所谓搭台就是你需要制造一个环境,搭一个台子,你站在台子上。正好我们那个美术是从美国回来的,他跟我合作了《好男好女》,还有《南国再见,南国》,他很有一套,所以我才敢动。
    那时候是1996年,在上海石库门,本来我想用实景,后来发现太费事了。我就买了两货柜的古董、家具运回台湾,我搭了一个景物台,全部是内景。那个小说太厉害了,对白千锤百炼,剧本我只需要从小说中截取就可以了,我只要挑四个演员。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决定了
演员,给他们剧本,让他们练习,不会讲上海话的人要练习。像李嘉欣,她妈妈是上海人,但她说不好,也在学。潘迪华的上海话非常好,一个月前她和李嘉欣就在对练。
    他们练习好之后,我就开始拍了。通常我拍片没有试戏,也没有国内叫纪录——就是让演员去体会那种。我的能力在观察和选择上面。我为什么会选这个人,这个人能演活,这其中的道理很难说明白。
    中午我到现场——我拍电影的习惯一直这样,我把现场擦得干干净净,我是让自己沉静下来,沉静下来脑子会灵活。别人都知道我这个习惯,不会来帮忙。
    日本演员跟梁朝伟那一组,譬如它有五场,我就从第一场开始拍,每天拍一场。第一天拍第一场,第二天拍第二场,第三天拍第三场,照次序下去,拍完从头再来一次,从第一场再拍到第五场,而不是每一场一直拍到满意再拍下一场。他们那一组最少三次,其他组有的还有第四次。你拍到第三次、第四次时,演员已经有味道了,青楼的氛围开始出来了。每个人都进入状况,就会有一种密度,有一种质感。
    这里面有一个日本演员,他每次拍完一条就问翻译,导演怎么讲。他希望我提示他,他马上可以用。我要让他投入,所以我通通没讲。到第三轮时他才知道,他应该面对自己。
    刘嘉玲太聪明了,现场拍戏反应很快,她有这个自信和能力,花那么多时间练习对她来
讲是很烦的。日本演员演的角本来的是张曼玉,她一听讲上海话就跑回去了,不演了,可惜!梁朝伟说上海话,练了几次之后打电话跟我说,不行,罩不住。我说你不要紧张,我会有一部分用广东话的,因为我把他的背景就设计为广东去上海的买办。
    为什么选择讲上海话?为了制造距离感。假使梁朝伟、刘嘉玲、高捷、李嘉欣这些人讲普通话,就会南腔北调,一演大家就开始笑,观众看了也会笑。上海话,除了上海人听得懂之外,其他人都听不懂,听不懂就不会分散注意力。
    我本人很喜欢《海上花》原作,我非常喜欢世故,世故是有分寸的,那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拿捏,呈现出来又不着痕迹。
    《海上花》是我在摄影风格上的又一个突破,我感觉作者在旁边一直看着这些人,我设计的移动机位由此而来。
2、舒淇非常悍
    《海上花》完了接下来就空了,我空了差不多有——1999年开始,到2006年。所谓空的意思是什么?你没有绝对肯定要拍什么。
    然后我开始要拍现代的,所以我就在迪斯科舞厅混了几个月,认识了一堆年轻人,他们每天都在那边摇,我的耳朵被他们的口水喷得不行。我问他们怎么嗑药,他们就啪啪啪啪
地跟你讲一堆,我就开始拍《千禧曼波》。
    《千禧曼波》第一次跟舒淇合作,因为舒淇年轻时就溜——玩过的意思,她很悍,非常悍,我们之间就有一种张力。其实我对人很好很好,她不知道,我也不说。每天,我都下午才开始开工,让她睡足,每天她都很饱满地过来,因为她要对抗。
    我给她拍的方式就是只有情景,你自己去看。但很清楚,一定会有细节。所以他们的对白是反射式的。反射的意思就是说,演员彼此之间相互牵涉,不是预先想好的对白。演到激动之处,舒大会拿椅子砸人的,我们当然要Cut(停)的嘛。第一次跟她合作,我想拍五段,后来拍了三段,因为感觉不容易,没时间,她还有别的档期。虽然合作两个月,但浪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剩下的只有一个多月。
    拍完之后,舒淇在戛纳第一次看到影片,她从来没有看自己的电影是那个样子,因为拍摄时她投入太厉害,完全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到底是怎么表现的。在戛纳看完电影,我们在海边有个party,舒淇回到饭店换衣服,对着镜子啪啪啪忍不住泪水,一直哭。我感觉是她第一次开始自觉(认识)到表演是怎么回事。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她开始改变了。
   三星开发者选项 舒淇现在有时候不太拍片,有时候要看剧本。我说你还是要多拍,多拍的意思就是别人写的角不完整,你自己去完成它,就像以前的劳伦斯·奥立弗一样。
3. 杨德昌让我冲总统府
    我曾经和金马影帝擦肩而过,《青梅竹马》的角只比周润发少一票。《青梅竹马》是我第一部出镜的电影。《青梅竹马》的导演就是杨德昌。他从美国回来就很有眼光,对他以前成长的地方有新的角度。因为他在美国十几年,从那样一个工业化大都会,回到经济刚刚起飞的、还没有工业化的社会里面,再回头看这个社会结构,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标语也好,领袖崇拜也好,他非常敏感,阶级什么的很清楚。
    这是具有观察力的眼睛,这个眼睛被我称作第三只眼,他已经看到了那些东西的没落,然后看到那个人的坚持。他跟我很要好,他看到我说台湾话,很有台湾人的感觉,就让我演本土人物的一个象征。
    他拍《青梅竹马》时,我们的总统府应该是在装修,一个牌楼,他一看,哇,那是苏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总统肖像,非常威权。然后,拍我们的摩托车队冲总统府,绕一圈回来。对我来讲,这个行为没什么感觉。但你用摩托车冲三星电冰箱总统府,他妈的要被警察抓的!我说有一拼吧,我当时是制片,本来没那场戏,可我就拼了,拍了,没有警察,拍得很过瘾。过一天看报,那些晚上所有警力全部调配去抓人了。杨德昌有这种眼光,他的《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还有《》,可以看到那种社会结构,社会上的那些人,那些潜伏的道义。
但后来在台湾久了,他的那种感觉就慢慢模糊了,假设他那时候来大陆,我感觉他一定会看到更多大陆人本身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是蛮有趣的。
    我交朋友没什么好拐弯抹角的,我有什么可以说的,我绝不隐瞒,所以才跟杨德昌非常要好。他拍完《海滩的一天》,他在那边剪,我在这边剪《风柜来的人》。“风柜”做完了上片,他说,我能不能帮你重配音乐,因为那片子不卖座,赔了很快就下片。下片之后,他给风柜配了《四季》的音乐,那时候要花20万,很贵,我照样花。
喻虹渊    你听他的音乐,你可以想象到画面,想象季节的萧瑟。杨德昌小时候,他父亲就放交响乐给他听,杨德昌也特别,他在国外学电脑,后来三四十岁才决心要回来拍电影。因为拍风柜,我当初每天都是跟这国外回来的导演相处,我们最常聚会的地方是杨德昌的家,他爸爸留下一个房子,他回来就住在那儿,他有个大黑板,上面写了一堆他的故事,一句话形容的故事,他想拍的那种。
    杨德昌跟我最要好,我这种人是什么东西都说的。我们的原则是,脑子里的东西你不能让它储存,即便它在,你也要把它丢掉,就像杯子一样,要空了才能装。
    《一一》我没有看过,我对影像太挑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