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收账款质押与保证担保的优先受偿关系

凄凉的诗句  吴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间的反担保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因债务人天晟酒店未向贷款人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致原告作为担保人履行了代偿义务，故原告有权按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向三被告追偿代偿款并要求其支付相关费用。应收账款系债务人的债权，以应收账款出质的情形，属于权利质权，只有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才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应收账款质押不属于物的担保的范畴，应收款质押并不优先于保证。三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承担反担保责任，即返还原告代偿的人民币101510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吴江炀明空调净化有限公司、王林根、张勇金连带清偿原告苏州亨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本息1015106元、律师费26305元，合计1041411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苏州亨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可以看出，对于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在债权实现方式上担保法和物权法有明显冲突，物权法强调的是首先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对提供物的担保是否为债务人本人进行了区分，明确了只有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才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而担保法并未区分是否为债务人本人提供的担保物。根据新法优先于旧法的适用原则，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实际已取代了担保法第二十八条。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将应收账款与票据、债券、存款单等权利类型一并列举式地规定为权利质押的标的。被告认为，应收账款属于物的担保，理由主要是陈小春的老婆物权法将其列入权利出质范围，而物权法第二条又规定“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被告认为应收账款质权作为物权客体，自然应收账款质押属于物的担保。

  显然，如果将应收账款理解为物权法中的物，在理论上缺乏法理依据，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由于应收账款是通过合同形式体现的，在质押过程中，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并没有参与其中，很容易产生伪造合同的可能性，即使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债权人不能按约收回应收账款，即使债权人收回应收账款，债权人拒绝以该款履行债务，质权人的所谓优先受偿权亦无法体现。一般而言，应收账款质押仅仅适用于银行作为质权人的情形，银行可以通过控制债权人的某一特定账户从而实现对付至该账户的应收账款的控制。当然，债权人也有可能背着银行变更付款账户，从而使质权落空，对于非银行的普通质权人而言，应收款质权落空的风险更是难以控制的。

  综上，作者认为应收账款不是物权法中的物，应收账款质押也不是物的担保，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应收账款质押与保证自然不存在顺序先后的问题，债权人可以选择对实现债权有利的方式，可以不对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质押，而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本案中，原告就是采用了这样的诉讼方式，未主张应收账款质押，直接主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戴文”的核心观点是“应收账款不是物权法中的物，应收账款质押也不是物的担保”，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应收账款质押并不具有优先于保证的优先受偿权”。我们认为，“戴文”的这一基本观点和结论与理与法均有不合，是错误的。

作为物权的客体。[5]吴奇隆马苏深夜同居其中可流转的财产性权利作为物权的客体，须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其属于特殊的物权客体。[6]因此，“物”与“物权的客体”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应将其等同。《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明显区分了“物”与“物权的客体”两个不同的概念：物权法上的“物”仅限于有体的不动产和动产，而“物权的客体”并不限于有体物，还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在内。具体到“戴文”，“应收账款不是物权法中的物”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应收账款”作为权利质权的客体，无疑是物权的客体也是不争的事实。既为物权的客体，则应属物权法调整的范围。“戴文”将“物”与“物权的客体”混为一谈，将“应收账款”这种《物权法》规定的财产权利排除在物权客体之外，无疑是其错误的根源。

翁虹照艳全集图片  其次，“戴文”的观点混淆了物权与债权的区分。物权与债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的区分均是明确而具体的。从权利性质上看，债权属于请求权，物权为支配权。两种权利在客体上有所不同：债权的客体既不是物，也不是债务人的人身，而是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物权的客体则既包括有体物，也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应收账款”属于债权请求权无异，但当其作为物权法规定的权利质权的客体时便转化为“应收账款质权”，

  第三，应收账款质权，有别与不动产担保物权和动产担保物权这种物的担保物权，在学理上将其归入权利担保物权的范畴。但是，权利质与物上质（动产质权）除客体不同外，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任何差异。因此，在现代社会，鉴于可以质押的权利范围日益拓展，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与早期社会不可同日而语，故在立法上通常将权利质权与动产质权一并作出规定，使其成为质权的两大类型。[7]因此，“应收账款质押”这种权利质权属于物的担保的范围。这在理论上和我国立法上，已成定论。“戴文”以“应收账款不是物权法中的物”为逻辑前提，直接推导出“应收账款质押不是物的担保”的结论，表面上看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实则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前提中的“物”是有体物本身，结论中的“物的担保”则包括“担保物权”，即法定的抵押权、质押权（包括权利质权）、留置权等典型担保物权，除此之外，还包括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优先权等非典型的担保物权。两者字面相同，但法律含义迥异。戴文”在基本观点错误的前提下，其所得出的“应收账款质押并不具有优先于保证的优先受偿权”的结论必然错误。这是形式逻辑三段论运用的结果。

  “戴文”得出的上述结论的目的在于排除《物权法》第176条对评析案件的适用。相反，我们认为，在评析的案件中，《物权法》第176条规定的适用不容回避，应当进行充分分析和说明，以求得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