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琳
〔摘要〕 宏大叙事试图对社会历史提出一种全知的权威的解释。通过对《古船》、《白鹿原》、《丰乳肥臀》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部作品的宏大叙事框架里，女性角是一没有主观的人生吁求，没有主体的心理体验，被充分“性化”与欲望化，游离于社会文化层面之外的非人的存在，说明这个叙事系统本身对于女性是排斥的。
〔关键词〕 宏大叙事；女性角；排斥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3-0131-06
曾几何时，史诗般地、全景式地再现社会历史风貌，成为当代文学品评“大家”的固定标准，也是作家呕心沥血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一旦达到这种“宏大叙事”的境界，便获得了对历史阐释的权威。所谓“宏大叙事”，利奥塔德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包括它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的目标”〔1〕。在我国当代文学里,“宏大叙事”的这几个要素体现为高大(全)的英雄主角；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对于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驾驭以及题材的深度与广度；社会全景式的再现；叙述者的“史家的眼光”，一种历史的观念，即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处理宏大的社会题材。也就是说宏大叙事对社会、对历史
试图提供一种全知的权威的解释。在我国现当代文学时段里，女作家们除丁玲而外，鲜有达到这种境界。男作家们的宏亮高歌远远盖过了她们的切切低语。因而，文学长廊中的女性角主要是男作家们提供的。
那么，根据上述几个要素，宏大叙事中女性会得到怎样的表现，小说中英雄男主角与女性角的关系如何，女性角能否进入与如何进入重大社会历史题材，史家眼光中的女性角等等，本文将予以探讨。
《古船》、《白鹿原》、《丰乳肥臀》三部作品堪称是这十余年宏大叙事的代表作，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几部作品中的女性角，或许对其中女性的真实处境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
《古船》是几部作品中写得最早的。它以文学寻根为目的，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化作出了沉重的拷问与追溯。其中的男主人公隋抱朴似乎与俄国的知识分子颇为相似，遭受着深重的苦难，而不断地进行着沉重的思索，同时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人性的光辉。那么在这以历史反思为旨归的叙述框
〔作者简介〕王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2。
架里，女性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作品中着墨较多的女主人公是隋含章。我们仔细观察这个沉默、美丽、纤弱的女人在书中的命运，结论或许是耐人寻味的。
她和哥哥们一样，头上一直戴着“财主子女”的帽子，中兄妹几人受到迫害。她十几岁时，被村长(实为族长)赵炳设计加以保护，收为“干女儿”,18岁时被赵炳霸占，做了赵的姘妇。这姘妇一做就是20年左右，与众所周知的模式一样，她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以保护哥哥们的性命。
然而奇怪的是，在居住密集、邻里间几乎谈不上隐私的“洼狸镇”，这种孤男寡女的“父女”关系居然能掩人耳目20年之久。不管赵炳的行踪多么隐秘，经常出入赵炳家的就有张王氏，天天去给赵炳捏背；还有吴长脖，每次含章到赵炳家，吴长脖就知趣地退居外屋，当二人关门苟且之时，吴长脖就在外屋高声吟咏古文。张王氏也曾暗示过,“以后捏背的事就交给含章了”。含章在屈辱中身体一天天衰弱，而且坚持独身不嫁。她的生活方式的特殊与心理所背负的重负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多次写了隋抱朴对含章独身和身体虚弱的怀疑，但对真相一直保持不知，满脸不知情的无辜样子。这种情节的处理是极不合逻辑的。作者为何这样处理?其苦心何在呢?马境
我们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看。过去几十年尤其是的十年，在政治的高压下，除了极少数人以死来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受侮辱，绝大多数人是噤若寒蝉。可以说盲从、沉默、苟且是当时中国的集体生存状况。历次运动都撩拨起一些人的兽性大发和一些人的被践踏被侮辱。而在宏大叙事里，正面主人
公必须是高尚的，高大的(这一概念已从及其之前的高大全降格演变为只要人格高大即可)。就像莱辛笔下分析的拉奥孔，虽毒蛇缠身痛苦万分却不能做出痛嚎一类有失形象的事。这里，当时社会的“万马齐喑”及其知识分子的不敢不能言说与宏大叙事的英雄主角之间便存在着矛盾。作者不能让隋抱朴在历尽磨难之中有过多苟且，这将有损他的正面形象与人生品格，也不符合宏大叙事的审美要求。那么隋抱朴如何能既保持刚直不阿而又不遭受过于残酷的侮辱与戕害地活下来，并一言不发地思考着马克思的宏大命题──公有制的合理性，这的确是个问题。为解决这个矛盾，作者巧妙地采用了一个替换，用另一个角替换隋抱朴在遭受残酷的侮辱和迫害时可能发生的苟且，这个角就是隋含章。这个角人充当最合适，因为为男人毫无怨言地牺牲是宏大叙事中女人固定的美德之一。女人又是软弱的，只有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护佑亲人，这又给故事增加了作料，可谓顺理成章、两全其美。这便是隋含章这个角在叙事中的功能与意义。至于情节是否合乎逻辑，女主人公是否愿意选择这样的牺牲，以及她的性格是否扭曲就不重要了。
可以说是宏大叙事强迫隋含章作出牺牲。不仅如此，女人在作出了牺牲之后并不能博得真正的同情。人们还必须认清她的不洁，所以隋含章还要自责:“我玷污了老隋家的名声，我不配做这个家的人……我说什么?我怕你受不住，要不你(隋抱朴)会杀了我。”而且为了赎这“不洁”的罪，隋含章还必须独身。
隋含章为什么必须独身?生活中因受辱而独身或者自杀的女性是少数，多数毕竟活着。作者可以说选择独身说明这种牺牲对于隋含章的伤害程度，不这样处理不足以表现她贞烈的个性。但恰恰这个贞烈
的个性便是宏大叙事所规定的女人的又一理想模式，至于隋含章是否愿意选择“贞烈”，也不重要了。一位女批评家对“黄河怨”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受污辱的黄河女必须投河自杀，她不能存活于人间，因为这样才符合传统的贞女的形象，这也才是传统叙事给失贞女人规定的出路。同时我还想起了生活中另一个例证，据一位台湾女学者朱德兰的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慰安妇不少于20万人〔2〕，战后许多人尚存活人间。但几十年来却湮没无闻，好像中国从未有过慰安妇，她们连同她们所遭受的苦难都一同消失了。其深层原因则是，这既牵涉到民族的脸面问题，也不符合宏大叙事的叙事规则。隋含章的独身是为了老隋家的名誉，这个不幸的女人虽然是为隋抱朴兄弟的清白做出了牺牲，但她“牺牲”的方式仍使家族蒙上了耻辱，所以她的牺牲不能成为她赎罪的理由，她必须以独身来保持她的“贞女”形象，这才符合宏大叙事给“贞女”规定的路数，也才符合男权文化心理。就这样“”
农村赚钱生意(敢于牺牲贞操)与“贞女”(牺牲贞操后的守节)的双重性格集于一身，当男人需要的时候她可以是，不需要时她便必须是贞女。因而虽然她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苦难(并不亚于隋抱朴)，但她的简单的“代替牺牲”的叙事功能所导致的单一的“贞烈”的个性、苍白的外表及内心世界使她无异于一个空壳人。
作者赋予了隋抱朴许多人性的光环：他同情洼狸镇所有的贫苦百姓，他也关心女人：以极为孱弱的方式去爱小葵，爱“她的性情是天底下最好的，就那么屈在男人怀里，一声不吭，高兴了顶多哭一哭”，可以随时满足男人的一切需要而从不要求什么。他不敢公开与小葵的关系，不敢认他的儿子累累，暗地里做了，却不敢承担道德与道义的责任，其理由是“这家男人活过来都不容易”，他还负有更远大的
社会责任。他对地主女儿死后受辱，极为痛心；他甚至觉得城里一个叫花子老人是他的妈妈。他的情怀可谓忧愤深广。但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对女人为之做出的牺牲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佯装不知，以女人20年的牺牲来保全性命，保持人格的高尚，同时不负任何道义责任，更暗示女人做出牺牲后的不洁，那么这个男人的形象便是软弱和虚伪的。在小说中虽经百般掩饰，从隋含章的角度我们仍然读出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不陌生的软弱和虚伪。隋抱朴的压抑与软弱是作者刻意表现的，而隐含其中的苟且虚伪不从女性的角度则无法读出。
为了宏大叙事的审美要求，将苟且偷生转嫁于隋含章身上，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也让女人承担了不敢说话，不说真话，而且至今不敢言说的软弱。这样一来，对于隋抱朴的性格中孱弱、苟且、虚伪的一面就一变而为隐忍，一个有着忧忿深广的情怀，有着隐忍负重的深沉个性，进行着悲天悯人的沉重思索，虽有过压抑与软弱但最终一跃而起，肩负起社会历史责任的完美的男主人公的形象就顺利产生了。由隋抱朴的形象我们联想到一个古老的故事，卧薪尝胆。《古船》的故事虽然更加繁复，但隋含章仍然和西施一样，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礼物，一个美丽的器物，一个用于麻痹敌人的工具。
(二)
《白鹿原》是一部力图从正面再现儒家文化精髓的作品。族长白嘉轩严格奉行儒家经典，用“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生信仰维系家族的秩序。作品中的第一女主角，当为为作品增加了不少软化彩的田小娥。
田小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秀才，应该说她从小是在诗书礼教的熏陶下长大的。但田小娥从一开始就被描绘成生性的“”，这也是书中对她诅咒最多的一个词。她的一生是被完全“性”化的一生：她先是续弦给七老八十的郭举人，老头子无法满足她旺盛的生理需求，于是她引诱并爱上了在郭举人家扛长活的黑娃。黑娃由此开始了多舛的人生：二人的私情东窗事发后，一个被休回娘家，一个被打出门去。二人私奔回黑娃的老家后，族长白嘉轩不准他们进祠堂，不能正常过日子，黑娃后又沦为土匪。田小娥生活无着，白鹿原的第二号人物鹿子霖又趁虚而入，占有了她。鹿子霖又唆使她引诱年轻的族长白孝文，白孝文由此丢了族长职位，被剥夺了财产，赶出家门。田小娥又教他抽上了大烟，使他几乎暴尸于山沟。书中的田小娥的确是一个邪恶的化身，她时时都在以姿与欲望引诱着男主人公们。白嘉轩规劝黑娃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女人你不能要。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你拾掇下这号女人你要招祸。”“叔真是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门。”“”、“烂货”、“灾星”等便是田小娥的表意符号。书中的男主人公们便在与田小娥的纠葛中显出或清廉方正、或迷乱沉沦、或浪子回头的人生本来。
儒教以节欲为修身养性的方略，当其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便视原欲为罪恶。而这罪恶又落实到女人身上，这就是“女人是祸水”的由来。田小娥就是这罪恶原欲的化身，白嘉轩、鹿三之类的正人君子在她面前“坐怀不乱”，黑娃、白孝文则相继落马。书中写到:“鹿三亲眼目睹了一个败家子不大长久的生命历程的全套儿，又一次验证了他的生活守则的不可冒犯；黑娃是第一个不听他的劝
谕冒犯过他的生活守则的人，后果早在白孝文之前摆在白鹿村人眼里了。造成黑娃和孝文堕落的直接诱因是女，而且是同一女人，她给他和他尊敬的白嘉轩两个家庭带来的灾难不堪回味。”
“女人是祸水”这一信条在今天早已陈腐不堪。但当作者以“宏大叙事”的框架来“史诗般”再现历史时，女人便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男权话语的框架，田小娥这一角被充分地“妖化”，如同圣经中的蛇一样，也就毫不奇怪了。这里我们已用不着作观念上的评说。从小说的叙事来讲，为了强加给这一人物“妖化”性格，出现了几次逻辑上的失误，这里不能不提出来。
第一是田小娥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性格中应该有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脉络，体现在她身上也应该有一个礼教与情欲的矛盾冲突，但书中全然没有。她在人生遭际中的心理体验阙如，她从一开始便是彻头彻尾的欲望的化身，只是一个邪恶的符号，用于检验男主人公们的意志与理智，却完全没有自己的性格逻辑。其次，她与黑娃的私奔是对自然情欲的追求，黑娃娶她以后，二人本想实实在在过日子，也并非不能如此。她与白孝文同样存在着正常居家过小日子的可能。但作者硬是把这些可能性堵塞了。其中一个明显的情节是，田小娥与白孝文刚刚在小窑洞下来，开始正常生活时，田小娥有一天突然摸出一杆烟让白孝文吸，白孝文从此吸烟上瘾，导致倾家荡产，媳妇饿死家中，他自己也几乎暴尸野外。我们仔细分析这一情节：田小娥父亲是举人，从小对她的家教甚严，在娘家她不可能有此种恶习；她嫁的郭举人是一个严守养身之道的人，在郭家她也不可能染上这一恶习；再有，她从不抽烟，一贫如洗，何来烟?她并非烟花巷里的风尘女子，未尝不懂得大烟害人，为什么会突然摸出
烟来让白孝文上瘾呢?到此作者有意让她成为“灾星”、“祸水”的意图就十分明显了。其实，黑白二人沦落完全是礼教、宗族的迫害所致。二人都从祠堂被驱逐，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条件。
田小娥只是一个生命力旺盛但却毫无社会地位的弱者。她的死极为悲惨，她被自己的公公、老实巴交的长工鹿三残忍地杀害。她死后暴尸炕头，一面向众人展示她裸露的身体，满足人们的窥视癖，一面遭受众人表面上装得道貌岸然的咒骂。作者这样描写她的死:“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摇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直至她的肉体在窑洞里腐烂散发出臭气……”。白嘉轩更是咬牙切齿:“把她的尸骨从窑里挖出来，架起硬柴烧它三天三夜，烧出灰末儿，再撂到滋水河里去，叫她永久不得归附。”而朱先生则叫嚷:“把她的灰末儿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世不得出世。”“塔”在这里是一个象征，象征对妇女的压迫，鲁迅在本世纪初就写过《论雷峰塔的倒掉》。这里作者玩弄了一个貌似马尔克斯式的圈套：这些描写表面上借用了鲁迅的这个象征，但当作者连篇累牍地渲染田小娥的“”和“成功”地塑造其“祸水”形象之后,“塔”对田小娥的镇压已是名正言顺，道貌岸然，代表着道德的宏扬和社会的规范。而这“名正言顺”对于鲁迅所揭露的压迫的含义倒是构成了反讽。
书中的第二号女性是白灵。这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并接受了新知识的女性。她天资聪颖，胜过两个哥哥。她不顾父亲白嘉轩的阻拦，独自进城进了新学堂，接受了新知识，并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她与鹿兆鹏一起参加共产党，并最终与鹿兆鹏、鹿兆海一样被历史所戏弄，死于党内斗争(被自己人投
适合做手机铃声的81首歌>普陀区图书馆了井)。问题不在于作品给她安排了一个凶死的结局。这个结局的原因十分清楚：历史的一个玩笑。但作品却将白灵的死与女性的反叛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因她的叛逆招致了这种不幸。白灵独自进城时，书中写道:“白灵自行进城的举动，似乎验证了鹿三早就预料着的危险，而不难卜算的更大危险还在后头。”白灵是叛逆者，叛逆者并不一定都得凶死，当初的叛逆者便是今天的胜利者。究竟是她的叛逆还是党内斗争导致了她的消失，这里作者再次玩弄了一个圈套。党内斗争导致了白灵的死亡，看起来是社会历史原因，而同时却又暗合了白嘉轩鹿三等儒家信徒的人生信念，因而书中唯一把握了自己命运的女性仍逃不出白嘉轩们的预料。作者的用意在于后一层暗示，这从鹿兆鹏、鹿兆海的凶死也可得到印证。鹿氏二兄弟无论他们的个性多么可爱，也无论他们怎样顺应了历史潮流，他们也不过是地位卑贱的“勺勺客”的后代，所以他们仍然逃脱不了凶死的结局，他们无法预料和把握历史的未来。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法与白嘉轩比，更无法与“关中大儒”朱先生比，朱先生甚至预料到了后墓
会被人掘(这便是一种“史家眼光”)!这种联系与暗示模糊了历史的线索，以陈腐的儒家教条诠释历史，无法开掘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女性的真实的人生情感历程；而以儒为本的宏大叙事所导致的对于弱势体(女人、勺勺客、六指白兴儿等)的蔑视也是显而易见的。
书中出现过的女人共有十余人，除了白嘉轩的第七任妻子仙草和朱先生妻子朱白氏而外，其余的人都无一有好结局，都死得异常悲惨。小说以浮光掠影的笔墨写了白嘉轩前六个妻子从新婚迅速走向死亡的过程，她们都死于一种特殊的心理恐惧———对白嘉轩旺盛生命力及其荒诞的传闻的恐惧。这从一杨恭如被污辱的片段
开始就是一种暗示：以儒教文化为主的男权文化的强大及其对女人的压抑。鹿兆鹏的妻子冷先生之大女儿无名氏(或叫鹿冷氏)因丈夫接受了新思想而成为弃妇。在她极度压抑以致疯癫后，她的父亲冷先生亲自下毒毒死了她；鹿三则刺死了自己的媳妇田小娥；白嘉轩的大媳妇活活饿死在家道殷实的白嘉轩的面前。而这些杀人者都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他们杀这些女人时都会表现出“凛然正气”。真真如鲁迅先生在本世纪初便说过的那句警世名言：从正史中我们读出的是杀人二字!相反，恪守妇道，将儒教信条充分内在化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的仙草和朱白氏得以善终，说明作品的价值天平最终向儒教倾斜。
dnf偷学技能书中的白鹿是儒教精髓的象征与化身，是“民族秘史”赖以成立的精神支柱。对于儒教的诠释者与执行者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来说，它是一种荫护，一种启示，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气脉，但对女人却毫无意义。虽然作者想把白灵与白鹿联系在一起，但纵观全书白灵与白鹿的确毫无精神与文化上的联系。当作者力图从男权文化的角度去构建儒教“正史”的时候，同时便也保留了这些杀人的事实。这样本身便有两种阅读：从男权文化的角度我们读到的是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与智慧，是以禁欲为修身之本的“凛然正气”；而从女性的角度我们读出的是对一个性别的人类的压制与屠杀，同时还包括对男性中弱势体的压制与屠杀，如手指上长有蹼的白兴儿之类。那么作品所建构的宏大的“民族秘史”的正统地位及其意义便值得怀疑。
(三)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力图还原以母亲为代表的女人对人类的繁衍所扮演的重要角，以及母亲为保存人类“类”的生存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与牺牲。这是莫言为祭奠母亲而作的作品，他对女人的原始的生殖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肯定。也是第一次从性别──男人与女人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发展史，并且女人成为书中的主角。
历史背景是男性的，是权力、暴力、征战、杀戮；女人们──以母亲为代表，则极力在男人所制造的“种”的灭绝的战争中保存生命。司马库、司马亭、沙月亮、日本人、鲁立人等都无不表现出对权利与财富的崇拜和贪婪，并以冷酷的残暴的战争手段得到它。财东司马库参加了国民党，沙月亮先是抗日，后又效忠日本人，鲁立人为共产党。三人所代表的三种势力在中原地区展开拉锯战，战火中百姓生灵涂炭。母亲和她的八个女儿们便在战火中不停地生育、抚养、保全生命。三人都留有后代，都是丢给母亲抚养，母亲不问党派，不问政治，兼收并养。女儿们也不管党性派别，只要是男人便以身相许，传宗接代。三人遇到危机时，母亲也一律加以保护。作品将传统上母亲狭隘、糊涂、是非不清、落后的形象还原为原始生殖意义上对生命的珍视与护翼，这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也是对男权价值观比如进攻、征服、强权等的反省与检讨。
我们并不怀疑莫言对母亲的诚意，历史上许多文人都曾经表示过对母亲的赞颂，莫言不过是集大成者。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祖父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情节也真实可信。”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即使莫言有着极大的诚意与热情，他对女性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他也仍然没有跳出男性视
野的藩篱，换句话说，他也仍然是从男性视野的角度来描绘他的女儿国的。
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表现为对母亲及其妹的单纯的欲望化。在书中，母亲和他的八个女儿虽然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对象，但她们却个个面目模糊，难以区分她们的个性特征，她们的文化心理缺失。作者的浓彩重抹使书中充满了巨大的乳房和生殖欲望的意象，女人们受着原始欲望的驱使，游离于历史的边缘。作者曾经说过，他写作这篇小说的直接的灵感来源于一尊母系社会生殖崇拜的雕像,“乍一看这雕像又粗糙又丑陋：两只硕大的乳房宛若两只水罐，还有丰肥的腹与臀，雕像的面部模糊不清。”原始的生殖崇拜限制了作者的视野，他一味地强调女人的原始冲动与生命本能，其实突出的只是她们的动物属性。受本能驱使对于生殖的嗜好以及护雏的本能在文化心理缺失的状态下，并不能上升为珍视生命的文化价值观。相反，作为书中的配角的男性们，由于他们的社会角明确，个个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始终处于书中的主导地位。男女二性不处于一个层面。男性处于历史文化的层面，而女性只处于动物的自然的层面。处于动物层面的女性虽然有物种的意义，却无法进入文化的历史，莫言对女性虽怀有一腔热情，但仍将作为人的女性排斥于历史文化视野的观照之外，受着本能驱使的女人们仍只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
其次，莫言对母亲的赞颂仍然没有脱离“无私无怨”的窠臼。他在《〈丰乳肥臀〉解》一文中写道:“母亲具有大地的品格，厚德载我，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大言希声，大象无形，大之至哉!”这是对“地母”品格的精确的解释。这里我们对地母的品格作仔细的分析。儿子应该是这种品格的最大的受惠者，比如小说中的金童。当儿子处于这种品格的护荫状态时，他会对这种品格感激与赞颂；当他不需要这种护荫的时候，当这种护荫妨碍了他的独立性时，当这种无私的爱意与他的历史判断相矛盾的时候，这种品格就会转化为“妇人之仁”，也就是狭隘、短视、糊涂、无是非观念等等被认为是女性的典型的弱点。这个品格的两面性说明这个品格正是男权视野的产物，因为这个品格的最大与最先惠及者是男子，最想挣脱其束缚并斥之为“妇人之仁”的也是男子。正是从古到今无数文人对“地母”的称颂，使得这种品格早已内在化为女性自身的人生要求。那么当如今女性已试图提出自身的人生吁求的时候，仍从这个角度来赞扬与肯定女性，是否有些南辕北辙?
男性视野的叙述模式使莫言将女性定格在史前时代的生殖崇拜的雕像上。至于生殖对于女性的社会生活、私人生活、情感与心理究竟有何种意义，意味着什么，女性如何作为人存在于历史，则不在莫言的兴趣范围之内。
在这几部作品中，女性是一没有主观的人生吁求，没有主体心理体验，被充分“性化”与欲望化，游离于社会文化层面之外的非人的存在。或许人们会认为这正是中国女性在长期的封建礼教的压迫下的真实的存在。但需要指出的是，她们毕竟参与了历史的发展进程，礼教的压抑也必定会在她们的精神
层面激起主观的波澜，而这些在小说里是阙如的，是一个空白。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宏大叙事保持警惕，当国家、民族、社稷、宗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女人的非人化也是必然的了。在这类术语中，女性是缺席的。以其基本元素宗族为例，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宗族的谱牒上没有女人的名字。因此，当作家进入这类宏大叙事时，他当然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存在，女性也无法进入他的视野，因为这个系统本身就排斥了女性。
〔参考文献〕
〔1〕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道〔A〕.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
〔2〕抗日战争研究,1999,(2).
(责任编辑：李琏生 尹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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