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范文
早在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就明确了以学校为重要阵地推广普通话的思路[1]. 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普通话水平就会提高。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普通话水平。对于教师所应达到的普通话水平，1994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及其附件《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办法（试行）》第 12 条规定：教师和师范院校毕业生应达到二级或一级水平，语文科教师略高于其他学科教师的水平。《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10 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的普通话达到二级以上水平，其中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的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水平。
王力宏 而且，重庆还执行了国家语委《关于颁布〈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第19号的规定：《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全国通用，有效期限为 5 年。重庆市对于教师普通话水平的等级要求适应了教育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关于有效期的规定，达到了以测试为手段强化普通话训练、提高并稳定普通话水平的目的，且测试数据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前重庆市广大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本文运用重庆地区教师普通话测试数据分析影响重庆地区教师普通话水平的客观因素，为提高教师普通话水平及重庆市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措施建议。
一、本研究的基本情况概述
从地理区位上看，重庆大致可分为主城区、渝西、渝东北、渝东南四个片区。主城区是全市的政治金融商贸文化中心，也是全市的教育高地和交通枢纽，对外交流频繁。渝西片区设有全市职业教育基地和现代物流基地，对外交流日趋频繁。渝东北片区为三峡库区城镇，区域内只有几所高校，水路交通发达。渝东南片区地处武陵山区，是重庆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对外交流不活跃。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明显的“圈翼差距”. 主城区及渝西片区是“一小时经济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渝东北、渝东南为两翼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本次调查选择近期四个片区内的几批次教师普通话水平测试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参加测试的教师共 714 人次，其中包含同一名教师多次参加普通话测试的情况。虽然这些教师难以概括重庆市教师普通话水平的全貌，但对我们了解全市教师普通话水平概貌，从侧面掌握各片区的教师普通话水平提供了依据。
参测教师来自258 所不同的学校，任教涵盖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中职院校等。参测教师所在区域及任教层次分布为：主城 182 人次，渝西 238 人次，渝东北137 人次，渝东南 157 人次；幼儿园 147 人次，小学 280 人次，中学 244 人次，中职 43 人次。
二、重庆市教师普通话水平各维度比较与分析
（一）地区比较
8023的真正含义 经我们调查发现，参测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与地域的相关性并不十分密切。四个片区的普通话平均分为：主城 81.91 分、渝西 82.99 分、渝东北 82.12 分、渝东南80.13 分。在四个区域中，主城区的教师达二乙以上，比例最高，为 75.82%，但只高出第二位渝西片区（73.53%）不到 3 个百分点，普通话水平并不占绝对优势，其平均分（81.91 分）低于第一位（渝西82.99 分）1 分，甚至在高水平段（二甲及以上）的教师比例（17.58%）明显小于其他区域（渝西 29.83%、渝东北 25.55%、渝东南
26.12%）。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渝东南地区，高水平段比例名列第二位，但普通话等级其他相关指标均逊于其他区域，二乙以上比例（54.78% ）低于其他片区 10 个百分点以上（主城75.82% 、渝西 73.53% 、渝东北 68.62% ），平均分（80.13）与最高分相差 3 分以内，同为二级乙等，没有出现跨级、跨等的情况。
（二）年龄比较
本次参测教师平均年龄为35.73 岁，其中最小的17 岁，最大的 59 岁。 25 岁（含）以下的 57 人，26~30岁的 153 人，31~35 岁的 155 人，36~40 岁的 150 人，41~45 岁的 108 人，46~50 岁的 60 人，51 岁（含）以上的 31 人。
调查发现，教师普通话水平高低与其年龄大小基本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年龄越大，普通话水平越低。反之，年龄越小，普通话水平越高。例如各组的平均分为 :26 ~30 岁组 83.81,31 ~35 岁组82.84,36~40 岁组 81.78,41~45 岁组
80.28,46~50 岁组 80.21,51 岁（含）以上组 75.04. 再如二乙以上的人数比为：
杨幂给谢霆锋颁奖26~30 岁组 81.05%,31~35 岁组 74.84%,36~40 岁组 70% ,41 ~45 岁组 57.41%
,46 ~50 岁组58.33%,51 岁（含）以上组 29.03%.
值得关注的是41~45 岁组与 36~40 岁组的差距大于其他相邻的两个组，说明 40 岁以上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与 40 岁以下教师的差距大，除年龄因素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叠加。特别是 51 岁以上教师组，其普通话水平明显偏低，普通话水平较高（二甲及以上）教师所占比例明显少于其他年龄段（仅为 9.68%，总人数中该段比值为
25.07%），三甲及以下比例为70.97%，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是总人数的该段比值30.95%的 1.5 倍。普通话合格人数不超过三成（语文老师和非语文老师分别要求达二甲和二乙）。与相邻的 46~50 岁组差别巨大，二乙以上相差近 30 个百分点（分别为 29.03%和 58.33%），平均分相差 5 分（分别为 75.04 分和 80.21 分），且已经跨级、跨等（分别为三级甲等和二级乙等）。
这一组教师生于1954 年至 1962 年间，其中 50年代出生的 21 人，占 67.7%. 而汉语拼音方案是在1958 年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正式纳入小学生必修课程的，这一组大多数教师进入小学时，拼音方案教学还不到 10 年，能正确掌握拼音方案的人不多，基层小学教师掌握拼音方案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见，这组教师的拼音方案学习相对薄弱，而普通话学习要以掌握拼音为基础，因此导致该组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输在了起跑线上”.
但25 岁以下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不适用于本条规律。 25 岁以下组在平均分和二乙以上水平的比例都低于 26~30 岁组（平均分各为 83.42 分和 83.81分，二乙比例分别为 73.68%和 81.05%），甚至低于31~35 岁组（分别为 73.68%和 74.84%）。
我们可以假设，普通话作为教师的职业语言，与从教年限、学历水平、职后培训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这一假设是否合理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有待我们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三）任教层次及学科比较
就任教层次而言，二甲及以上教师所占比例以中职教师最高（30.23%），小学教师其次（28.21%），中学教师再次（22.95%），幼儿园教师最低（21.09%）；二乙及以上教师所占比例以中学教师最高（72.13%），幼儿园教师其次（70.07%），中职教师再次（67.44%），小学教师最低（66.07%）。
就任教学科而言，语文教师明显优于非语文老师，二甲及以上教师所占比例以中学语文教师（50%）最高，中学非语文教师（16.67%）最低；二乙及以上教师所占比例以小学语文教师（84.72%）最高，小学非语文教师（59.62%）最低。
（四）性别及民族比较
调查得知，因性别不同而引起的普通话水平差异显着，女教师（共 461 人）的普通话水平在各项指标上均优于男教师（共 253 人）。其中：女教师二甲及以上比例（30.37%）是男教师（15.42%）的近两倍；二乙及以上的比例（77.44%）是男教师（53.75%）的 1.5 倍；低水平段三乙及以下水平（0.22%）只有男教师（1.58%）的1/8 左右。
调查显示，汉族与少数民族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不均衡。其中：二甲及以上水平段差别不明显（汉族25.17%、少数民族 24.62%）；二乙段汉族教师占比多于少数民族教师（分别为 46.92%、30.77%）；三甲及以下低分段汉族教师所占比例少于少数民族教师（分别为 27.57%、42.31%）。可见，汉族教师的普通话整体水平优于少数民族教师。
三、结论
中岛美雪图片 从以上调查结果分析看出，影响重庆市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水平的客观因素主要为区域因素、个人客观因素、职业客观因素等。
第一，在区域因素中，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优势不明显，但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差距明显。主城区社会发展水平高，但只有一项指标“二乙以上比例”位列第一且与第二位相差不到 3 个百分点，优势不明显。渝东南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除 “二甲及以上比例”居第二位外，其余指标均列末尾。鉴于教师普通话水平的区域差异，今后对于不同地区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应提出不同要求。 “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对各级各类学校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要求，始终是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 ”[2]对于主城、渝西、渝东北片区应大力提倡教师普通话水平高于最低标准而不应满足于最低标准；对于欠发达地区，应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帮助更多的教师尽快达到普通话等级标准。
第二，在个人客观因素中，教师年龄、性别、民族等对普通话水平的影响巨大。年龄与普通话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女教师优于男教师，汉族教师优于少数民族教师。这些因素还相互影响相互推导，比如因为女教师优于男教师，在民族因素比较中，汉族教师中女教师占大多数（比例达 69.18%），而少数民族教师中女教师只占 43.8%（比汉族女教师占比少了 25%），所以汉族教师优于少数民族教师。在这些因素中到底谁起主导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普通话水平的年龄分布中，40 岁以上教师组的普通话水平明显不高，25 岁以下组不符合年龄与普通话的负相关规律，且年轻人的可塑性更强，故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应加强对 40 岁以上教师的引导和对 25 岁以下年轻教师的培训，对男教师和少数民族教师要多加关注。
第三，在职业客观因素中，任教学科对普通话水平影响明显，但任教层次对普通话水平影响不明显。
数据分析表明，语文学科教师明显优于非语文学科教师。在学校或年级内，要注意发挥语文教师在推广普通话培训工作中的重要示范和辐射作用，积极动员语文教师带头营造“说普通话”“说标准普通话”的良好氛围。
1994年以来 “普通话水平测试虽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研究方法尚不够丰富。经验式研究较多，理论挖掘不够；举例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不足；归纳描写较多，实验研究缺乏”[3]. 本研究试图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准确的客观数据作为一切推理判断的根据，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很多不足以及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收集、提取、分析及统计应该更加专业。本研究应扩大参测教师的区域，增加数据取样区县，丰富参测教师学科，增加参测教师人数，力求使调查最大限度接近重庆教师的实际情况。同时，应更多借鉴实证科学及统计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建立数学模型，收集定向数据，严格量化分析，并进行科学的预测，而不仅仅是数据的罗列和展示。蒙嘉慧资料
（2）增加数据比较的维度。在学历层次、从教年限、培训时长、城乡差别、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尤其是众多客观因素的定向归因、对普通话水平影响大小排名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以期科学阐释各个体的普通话水平差异。
（3）应尝试分析影响教师普通话水平的主观因素，即认知与情感、意志等内因的关系分析，从而将研究引向深入。
（4）在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时，要加强研究成果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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