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龙谈新译《论法的精神》,网友评许译、张译、严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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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许明龙译本《论法的精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写作此文,叙述五年翻译历程及译事心得,刊于2009年7月15日《中华读书报》。文章发表后引发读者热议,很多讨论今天看来依然颇有启发。特将许明龙原文及读者回应在此一并发布。酝酿与开译
历时五载方始完成的新译《论法的精神》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作为译者,欣喜之情难以自禁。捧着沉甸甸的两卷书,端的是思绪万千,竟然回忆不起这95+1027页,80余万字是如何在电脑上一个一个敲出来的。细细想来,翻译过程中的有些事情是值得向读者报告的。
新译《论法的精神》的念头由来已久,当初提出这一想法时,与之商量的还是商务印书馆时任译作室副主任、现任著作室主任的常绍民先生,距今至少已有八九年了吧。那时的心情很矛盾,虽然觉得此事应该做,却因怯阵而下不了决心。撇开严复的《法意》不说,张雁深先生的译本也相当不错,早已成为学界广为阅读和引用的权威译本。重新再译一遍,能有所前
进,有所提高吗?说实在的,我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译作室副主任王明毅先生给了我很大鼓励,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认为,除了争取在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上有所超越外,至少可以比张雁深先生多做三件事:其一,增加一些常识性的译注,给普通读者提供阅读上的方便和兴趣;其二,增加一些孟德斯鸠写于《论法的精神》成书前后的相关文章和资料,作为附录置于正文之后,为读者更加全面了解作者的思想提供参照;其三,在正文之前增收若干篇介绍孟德斯鸠以及《论法的精神》的文章,俾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对全书有一些比较概括的了解。
王明毅先生的信任和具体建议终于促使我下定决心,投入《论法的精神》的新译工作,是时为2003年下半年。先试稿译了三章,所用母本是我自己收藏的Garnier-Flammarion出版社的1979年版。试稿得到王明毅先生的首肯后,全书的翻译正式开始。
为了保证新译的质量,争取比张雁深先生的译本有所前进,五年来商务印书馆和我本人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陈思斯个人资料作为享誉世界的不朽名著,《论法的精神》自问世以来,不同版本难以计数,选择一个较好的原文版本作为新译的母本,是第一项重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知道在英国牛津有
一个“伏尔泰基金会”,罗致了一批顶级专家,专事编辑出版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有关的著作,一部规模空前的《孟德斯鸠全集》就在这个基金会的计划之中,而且已经出版了若干卷。这套《孟德斯鸠全集》编辑精细,制作精良,具有公认的权威性,我早就打算采用这个版本作为母本。由于国内尚未见到这套书,遂于2004年拜托当时正在伦敦进行学术访问的世界史所俞金尧教授代为寻访。他传回来的答复是:《孟德斯鸠全集》虽然已经出版了几卷,《论法的精神》却未编好,当然也就尚未出版。最佳版本既然尚未问世,只能退而求其次,于是再请俞金尧先生代为询问,现有版本中以哪一种为最佳。伏尔泰基金会的行政主管霍普金斯(AndreaHopkins)博士很快回信称:他以为现有法文版本中,以Gallimard出版社的1995年版为最佳。查遍京内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都不到这个版本,心中不免颇为惆怅。皇天不负苦心人,将近一年之后,王明毅先生的夫人刘晖副研究员前往法国进行学术访问,受夫君之托,将这个法文版本买了回来。交到我手上时,我已经以Garnier-Flammarion出版社的1979年版为母本译出了一二十万字。既然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最佳母本,理应充分利用,于是对照着这个版本从头校勘了一遍。此后就直接以这个版本为母本进行翻译,没有再发现重大问题,直到全书翻译完毕。
众人拾柴火焰高
想以区区一己之力解决翻译过程遇到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事实确实如此,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许多专家学者真诚地向我伸出了热忱支援之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有些困难我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徐晓旭教授是一位世界古代史专家,拉丁文造诣甚高,新译《论法的精神》中的拉丁文引文,大多是他翻译的,他为此着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由于有些引文的上下文或背景资料不很充足,影响理解和表达,他只得尽可能地寻这些拉丁文段落或句子的原文出处;而对于那些出自古典拉丁作家著作的段落和句子,他都到了足够长的原文。对于某些希腊作家作品的拉丁文译文,他还尽力去寻其希腊语原文核对。不但如此,凡是能到英、法译文的,他还核对了这两种译文,以求翻译得更为恰当。书中所涉及的日本历史,我的同事、世界史所的徐建新教授热心给予指教,多次在电话上与我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的同事、世界史研究所的阿拉伯史专家杨灏城教授的古道热肠。第二十一章第六节提到,非洲有一种用jonc制造的船,可以在海上航行。关于“jonc”,我在法汉词典上查到的释义是灯心草,张雁深先生的译文也是灯心草。幼时我在老家点过油灯,用的捻子就是灯心草,直径不足2毫米。这样细的草如何能造成大船航行于大海之上呢?疑窦难以拂去。无计可施之际想到了熟悉非洲史的杨灏城先生,何不向他请教。杨先生很谨慎,说是
什么是本科提前批查明以后告诉我。数日后他来电告知,非洲确有一种草可以用来造船,但不叫灯心草,而叫纸莎草。为了打消我的疑虑,他还费神费时特地从文献资料中到了五帧图片寄给我,其中既有实物照片,也有反映在古埃及壁画和石刻上的纸莎草船,令我大开眼界。前不久,杨先生遽然病逝,同仁们无不扼腕唏嘘,责怪老天爷为何如此不公,偏偏让好人先我们而去。杨灏城先生助人为乐的高尚精神永远铭刻在我心中,作为对他的纪念,我特地从他寄给我的图片中挑出一张附在下面,请大家共享。
热情帮助我的还有从未谋面的热心人。第十四章第八节有一个波斯语的词,原文写作“chorrem-ruz”,张雁深先生没有翻译这个词,径直照搬原文。我觉得应该设法把它翻译出来,除非实在没有办法。几经努力,终于通过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吴炉芬小(她在一家伊朗商人经营的公司做英文翻译),请教一位伊朗友人,得到了“劳作日”的回答。从上下文来看,这位伊朗朋友的解释是可信的,于是欣然采用,总算比张雁深先生多走了小小的一步。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7年年初,译文初稿终于完成。我考虑到自己学识浅陋,对译文并无十分把握,为了对作者和读者负责,一定要请高人把关;于是向王明毅先生提出,延聘
若干专家审读译稿,从专业知识和言语表达两个方面提出意见。王先生对于我的想法十分支持,遂选定西南政法大学的赵明教授、清华大学的张绪山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晏绍祥教授为审稿专家,将译文初稿的电子版寄送给他们,请他们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审读一遍。赵明教授是法学专家,张绪山教授是中世纪史专家,晏绍祥教授是西方古代史专家,各有专长;有这样三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把关,译文的质量定能上一个台阶。三位专家不厌其烦,各将数十万字的译稿通读一遍,发现了许多毛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赵明教授还启用他的博士生郭飞先生参与这项工作,挑出了译稿中一些不妥之处,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数月之后,审阅意见反馈到我这里,我按照专家们的指点,从头至尾对译稿修改了一遍,消除了不少险些成为笑话的错误。
全书译稿改完后,又寄送给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历史系郭华榕教授,我的同学、北京大学法语系王文融教授,请他们分别从学术和语言角度再审一次。
车震门事件完整视频除了上述这许多热心人,更应该提及的是此书的责任编辑王曦女士。小王出身于中国政法大学,担任《论法的精神》的责任编辑是人尽其材,用其所长。她虽然不通法文,但英文底子很好。她对照着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由Anne M.Colher, Basia Caroly
于膨玮n Miller and Harold Samuel Stone翻译的英文本,对译稿进行仔细的审编。这个英译本质量不错,也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主要参考书。她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字斟句酌,在审稿过程中发现并纠正了不少差错,提出了许多意见;对于人名、地名、书名等容易出错和前后不一的繁琐事项,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核查、修改,捉出了许多“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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