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问题分析
医疗卫生状况不佳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影响我国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加强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扶植力度,是发展民生的重要体现。
吴昕2016前男友事件建国以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首先,医疗费用的增长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跟不上消费水平。不仅如此,这种医疗制度还造成企业之间负担差距过大:新兴产业老职工少,医疗开销相对少,而老企业背上的是总也甩不掉的包袱。另外,个人也被免费医疗制度惯出了毛病。“一人看病,全家吃药”,“小病看成了大病,没病看成了有病”。图的是什么?报销。赚的是谁的钱?国家和企业。造成了什么后果?浪费。
  基于日益沉重的医疗费用包袱,1994年国务院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并于1998年底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双方负担”即基本保险由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统账结合”即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已实
行40多年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就此告终。到2000年底,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口5000万。
  2002年4月份在哈尔滨召开的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国各地加快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工作进程,切实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确保完成今年医疗保险90%以上统筹地区启动,覆盖8000万人的工作目标。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已取得相当成效,到今年6月底,全国349个地级以上统筹地区中,307个已经启动实施,占全国的88%;覆盖人数达到5026万人,占全国应参保人数的30%.

  一、新医疗保险制度中现实存在的问题
  1.会带来医疗风险
  新制度仅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并不是覆盖所有的医疗费用,所以,享受了几十年免费医疗的老百姓似乎一下子难以接受自己要交钱看病这个“残酷”的现实,明显地流露出对过去医疗制度的留恋。以个人账户为例。规定要求个人交纳月平均收入的2%,单位总共承担垫,其中的30%以内划入个人账产,也就是总数的1.8%,折算一下是个人月收入的38%以内。北京市员工平均年收入是一万多元。因此中等水平的职工个人账户只有不到300元。
这就是他一年的门诊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还好,可是,要是得一场大病个人帐户的资金就很捉襟见肘了。因此,可能很多人舍不得看病而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另外,新制度中没有把小孩包括进去,而以往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孩子的医药费用基本是父母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的。
  新医疗制度对预防问题准备也是不足的。以前的医疗重视预防,单位有定期的体验,有固定的医务室、还有儿童防疫站。这些在新医疗保险中属于门诊的范畴。也就是说要从个人账户中花钱。这样很可能导致:本来应该看的病没看,本来是小病结果耽搁成大病。而国外历来将“预防是控制大病的最有效方法”视为至理名言。

  2.医院可能拖医保改革的后腿
  医疗保险改革是所有社会保障项目中最复杂的,它牵涉到社会保险机构、医院、个人、企业和医疗行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加上过去医院医药不分,就变得更复杂。医疗保险改革难,不是难在本身,而是难在医保之外。医院体制的改革和医药体制的改革很可能会拉医疗保险改革的后腿。

  医疗保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用较少的费用为老百姓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控制费用是医疗保险的根本问题。这是医保本身无法解决的,只能诉诸于医院。造成目前医疗费用过高的主要原因是药品价格太高。医院是出售药品的主要渠道,向出售药品是医院收入的重头戏。医院作为非赢利性机构,要维持日常运转,国家财政拨款只能满足它50%的需要。另外50%则主要靠卖药。
  另外,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是另一个突出问题。抛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市人口享有全国70%的医疗卫生资源),就城市医院的结构来说,就相当不科学。90%的人生的是一股的小病,没必要去综合性的大医院看。而现在恰恰是大医院过多,服务于社区的小医院少。大医院多,建设成本高,收回成本的愿望就更强烈。没有发达的社区医院医疗网络,个人疾病医疗的代价更高,医疗保险的代价也会更高。

  3.新制度规定中本身的漏洞
  依据新的医保制度,当事人只要付相当少的一部分费用,便可在不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额(以上海为例:新医保为累计超过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倍,2000年为5.6万元)内随意使用医药费。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将更多的医保资金划进自己医院的账户上,也不限制开
出药品的数量和金额。这样,持卡人就有可能与医院或某些医生联手将国家医保资金骗入私囊或小团体的账户中。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人医保,全家享用,因为医保卡划账时,医院并不要求持卡者本人到场。
陈希郡可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公共财政介入医疗卫生行业的新发展将是解决医疗卫生问题,发展民生的重要方面。
   
二、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状况的实证分析
由于公共卫生领域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并且医疗领域具有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特征,因此,这两个领域都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介入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如在OECD国家,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并且几乎都在70%以上。而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系为改革目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也逐渐走向市场,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逐渐向个人付费倾斜,其结果是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变化情况直接反映出我国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变革,即计划经济
时期的公费医疗制度彻底被打破,我国居民开始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比例不断减少,而居民个人医疗负担不断加重。
从“卫生总费用”指标的规模和构成看,从统计数据(见表1)可知,1990~2002年这13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各部分绝对值都有所增长,但卫生总费用中各部分比重的变化却是不一致的。其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从1990年的25.1%下降到2002年的15.2%,下降了9.9个百分点;社会卫生支出由39.2%下降为26.5%.下降了12.7个百分点;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由1990年占卫生总费用的35.7%增长到2002年的58.3%,上升了22.6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2000年我国人均卫生支出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名141位,仍属低下水平。并且,公共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1000~2200美元之间)的公共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在2200~7000美元之间)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政府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经费总额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96年的2.36%下降到2000年的1.71%.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财政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
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
1 全国卫生总费用
李光复  注:卫生总费用为测算数;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男英文名大全。
  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构成看,各个项目配置不尽合理,城乡配置很不均衡。其一,从“卫生事业经费”使用情况看,受市场利益导向的影响,财政投入到效益回收快的医院体系的较多,对于卫生防疫这种很难看到显著效果的事业投入较少,而且公共卫生支出用于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比重很小。目前政府卫生事业费主要用于医疗机构,尤其是县及县以上医院,并且主要是人员经费支出,即工资的比例每年都在上升,而真正用于开展卫生活
动的业务和公务费,每年都在减少,且比例较低。其二,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纯粹公共卫生服务和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卫生服务项目,其供给严重不足。其三,在服务项目的配置上,国家对服务财政拨款的80%用于城市医疗机构,而城市的80%的拨款用于城市的大医院。由于城市大医院对弱势体的不可及性,使得对这些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实际上已偏离了在服务中公共支出为解决公平的目标。最后,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在1990年到2002年间,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和社会卫生投入所占的比重下降,而农民个人直接支出费用所占的比重上升。由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支出在城乡的差距扩大,我国农村的各项公共卫生指标都远低于国际标准。
  从公共卫生效益看,我国预防支出中只注重常见疾病的控制,而缺乏完善的疾病预防体系和应对流行病突发的能力。1990年~2002年间居民卫生需求的不断增长没有带来国民健康水平的增长,在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也有退步迹象,这说明卫生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促使医疗机构提高效率,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公平原则。
三、规范公共财政在财政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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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同时改变公共卫生支出项目不合理的局面,必须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对公共财政介入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机制进行合理有效的设计。
一是重新认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职能和定位。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劳动力素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产品,在由市场提供存在效率缺失的情况下,政府财政应该很好地发挥其公共提供的支持职能和重要作用,成为最为主要的投入者。为此,要加大财政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增加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规模。争取在每年的公共预算中,公共卫生支出有所增长,用3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世界银行要求的最低标准,再用5~1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水平。同时在今后的财政预算支出中,政府应该在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用好税收等各项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建立一个有法律保障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使用监督机制。需注意的是,医疗卫生供给水平的提高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的增长相适应。
二是完善医疗卫生部门的补偿机制。公共财政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制度,要根据不同项目的性质合理确定。一些纯粹的公共卫生项目应由差额预算拨款逐渐地恢复全额预算拨款,如防疫体系不宜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如果基层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各类创收服
务,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利用公共卫生设施提供市场化服务来筹集资金,走有偿服务的路,就不可避免地使公共防疫体系建设受到部门利益的冲击,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因此应由财政扶持获得足够的经费保障。对于具有一定外部性的准公共卫生项目,其性质决定了鲜有私人部门的资金进入,但差额补贴,又使之面临创收的压力。为了确保提供这类项目时较好地兼顾提供有偿服务与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的关系,政府可通过提供补贴来控制价格,使用者可以付少量费用。对于服务,政府要明确界定具体的介入项目,选择适当的介入方式,防止对私人服务的替代,真正起到对私人服务的补充作用。在这方面,必须正确引导医疗卫生机构的营利倾向,一定程度上限制马太效应,即把医疗卫生资本投向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如大型医院、高精尖设备,以及优质的医疗人力资源向城市集中,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格局。保证人们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又不致过度消费有限的资源。
  三是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应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地区之间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特别是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差别。具体而言,进行农村卫生机构的组织变革,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实施不同形式的农民健康保障。如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可以实行不同形式的农民医疗
保险,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扶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和供给体系的建设,实施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与此同时,对农村卫生人员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以合同形式开展社区卫生服务,重建乡、村卫生机构与社区的合作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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