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圣：南宋四總領所與供軍財賦的收支
武漢宋史年會會議論文
南宋四總領所與供軍財賦的收支
（中文提要）
雷家聖
南宋「御前諸軍」為核心的軍事體系中，負責提供軍需財賦者，則為總領所。南宋時期，設置了淮東、淮西、湖廣、四川四總領所，負責提供御前諸軍各都統司的軍需財賦。東南三總領所的職權，與四川總領所有所不同。東南三總領所權力有限，財政上的政策皆仰賴戶部之命令而行。至於四川總領所，得以「擅取予之權」，四川地區的財賦幾乎皆由四川總領所掌管，這是因為南宋行在臨安偏在東部，對於西部的四川鞭長莫及，故採取的特殊作法。
四總領所之中，四川總領所，則是以四川各路之財賦，供應興州、興元府、金州各都統司的財賦需求。湖廣總領所的財賦來源，則是廣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江南西路、京西路共六路，以提供鄂州、江州、荊南各都統司的軍馬錢糧。淮東總領所的財賦，係來自江南東路、浙西路，為鎮江都統司提供財賦；淮西總領所的財賦來源，為江南東路、江南西路，為建康府、池州都統司提供財賦。故汪聖鐸先生
認為：運路的分散，是南宋轉運財賦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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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總領所的組織架構，總領之下，設有大軍倉、大軍庫等倉儲機構。並有審計院負責核對軍士俸祿數目，由糧料院負責發放。此外，總領所本身也從事商業活動，榷貨務都茶場、熟藥局等機構，亦由總領所管轄。故南宋的四總領所，透過對財賦徵收、支放，對南宋的軍事需求與經濟流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
武漢宋史年會會議論文
南宋四總領所與供軍財賦的收支
雷家聖
一、前言
宋代的軍事制度，北宋與南宋有相當大的差異。北宋時期，以禁軍為作戰之主力。不過，靖康之禍以後，南宋高宗流徙東南，軍事制度也多所更易。高宗時期，軍事組織歷經御營司、神武諸軍、行營護軍等多次調整，最後在紹興十一年（1141）之後，確立了「御前諸軍」九都統司的體制。而北宋以來的「係將禁兵」則為地方州郡之兵，重要性已不如北宋時期；「不係將禁兵」與廂兵則為地方雜役，地位更為卑下。
南宋以「御前諸軍」為核心的軍事體系中，負責提供軍需財賦者，則為總領所。關於總領所的研究，本人已陸續撰寫〈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領所的設置〉（《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6期，2008年6月，頁133－158）、〈從轉運使到總領所－兩宋制錢穀政策之比較〉（「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昆明：雲南大學歷史系主辦，2008年7月）、〈南宋四川總領所地位的演變－以總領所與宣撫司、制置司的關係為中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9年6月，頁27－68）等論文，現在再就南宋四總領所的組織架構、供軍財賦的來源、供應對象等問題，做一詳細的探討，以期使我們對總領所的組織與運作，得到更清楚的認識。
二、總領所的財賦來源
南宋的總領所，共有淮東（楚州，後移鎮江府）、淮西（建康府）、湖廣（鄂州）、四川（利州）四處，其中東南三總領所，設置於紹興十一年五月，至於四川總領所，則設於紹興十五年（1145）。總領所的財賦來源，《宋會要輯稿》記載：（紹興十一）年五月四日，詔以胡紡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吳彥璋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曾慥為太府卿，總領
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1
紹興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高宗又下詔：「以汪召嗣為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1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北京：中華書局，1957）41之45、46。
軍馬錢糧。」2從以上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字上的差異，以湖廣總領所為例，湖廣總領曾慥「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所謂「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指的是駐紮於湖北、京西路的鄂州、荊南、江州三都統司的錢糧，由湖廣總領所支付；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則指的是湖廣總領所的財賦來源，為湖廣、江西、京西諸路。據日本學者內河久平認為：宋代的「湖廣」包括荊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與明清的「湖廣」只包含湖北、湖南不同。故湖廣總領所的財賦來源，則是廣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江南西路、京西路共六路。3這一作法始自紹興十一年總領所正式設置之前，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
（紹興）七年十月十七日，詔薛弼、霍蠡同共總領措置五路應干財賦，
仍常留一員在鄂州本司拘催本軍合得錢糧，應副支用。以中書門下省
言：「霍蠡總領岳飛軍錢糧，二廣、荊湖、江西五路錢物浩瀚，恐有
失陷留滯，合差官措置拘催。」故有是命。4
由詔書中可知，紹興七年時，駐紮湖北的岳飛一軍，其財賦的來源是兩廣（廣南東、西路）、荊湖（
南、北路）、江西五路的賦稅，到了紹興十一年湖廣總領所正式設置，即負責供應鄂州駐紮御前諸軍（以岳飛舊部為主）所需的軍需財賦。紹興三十年，荊南府駐紮御前諸軍（以劉錡舊部為主）、江州駐紮御前諸軍（以岳飛舊部之水軍為主）相繼設立，同樣由湖廣總領所供應軍需財賦，而財賦的來源多了京西路，共為六路。5
至於四川總領所，則是以四川諸路（利州路、潼川府路、成都府路、夔州路）的財賦，供應四川興州、興元府、金州三都統司的軍馬錢糧，理論上為自給自足的局面。寧宗開禧北伐後，因興州都統制吳曦叛亂，朝廷於亂平後，將興州改為沔州，又將沔州都統制司的部分兵力，移司利州，由利州副都統制統率。故在開禧北伐之後，四川總領所要供應沔州、利州、興元府、金州四都統司的軍需財賦。6
不過，關於淮東、淮西總領所，前引《宋會要輯稿》只記載淮東總領胡紡「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淮西總領吳彥璋「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並未說明財賦來源。內河久平曾徵引《宋會要輯稿．職官．總領所》乾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的記載：
中書門下省言：勘會淮東總領所，係是拘催江東、浙西州郡錢米，雖
有指揮，許按發違慢官吏，及浙西官亦許薦舉，緣官稱未正，事權不2《宋會要輯稿．職官》41之47。
3（日）內河久平《南宋總領所考─南宋政權と地方武將との勢力關係をめぐって》，收於《史潮》第78、79合併號，頁8-9。
4《宋會要輯稿．職官》41之45。
5關於鄂州御前諸軍的設置，參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49-150。
6關於四川御前諸軍的設置與調整，參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頁146-149。
專，乞依鄂州總領官例，於銜內添「浙西、江東財賦」六字，將合舉
官員數於二路通舉，餘並依舊。從之。7
中国餐饮业可見淮東總領所的財賦來源，除淮南東路本身之外，還包括兩浙西路以及江南東路部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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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內河久平又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84的記載：
头七回魂池州大軍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係於吉、信州、南安軍科撥。建康府
大軍歲用米五十五萬餘石，係於吉、撫、饒州、建昌軍科撥。8
內河氏指出：信、饒二州屬江南東路，吉、撫二州與南安、建昌二府屬江南西路，故淮西總領所的財賦來源，除淮南西路本身之外，還包括江南西路以及江南東路部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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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各路的財賦，除了福建路、兩浙東路的財賦完全由中央控制之外，其餘各路的財賦大多送至四總領所，以滿足御前諸軍的需要。朝廷從這些路分中得到的財賦，實際上非常有限。故南宋財賦的轉輸，為四川諸路供四川總領所，京西、湖廣、江西供湖廣總領所，江東、浙西供淮東總領所，江東、江西供淮西總領所，而浙東、福建供行在臨安，猶如五輸送帶將南宋全國的財賦運至四總領所與臨安。故汪聖鐸先生認為：運路的分散，是南宋轉運財賦的特。9總領所所需之財賦交由地方官府籌辦，財賦的來源甚多。以四川總領所為例：四川總領所贍軍錢并金帛，以紹興休兵支出計之，一歲之費大約二千
六百六十五萬緡。其五百五十六萬緡酒課，三百七十五萬緡鹽課，四
百餘萬緡糴本（二稅上科），一百四萬緡茶司錢，二百三十一萬緡經朱丽倩个人资料
總制錢（按：經制錢為宣和三年經制使陳遘所設）、總制錢為紹興五
年總制使孟庾所創），九十萬緡錢引兌界貼錢（按：四川的紙幣「錢
引」，使用時有「界」的限制，每界到期時，百姓需持舊錢引換取新
錢引，並繳納手續費，稱為兌界貼錢），二十四萬緡三路提稱錢（按：
紹興十四年，四川益、梓、利三路茶鹽酒課及佃租官田應輸錢引者，
每千別輸三十錢為鑄本），十萬緡西河州鹽錢。10
可見財賦來源，大致包括兩稅正稅（糴本）、雜稅（經總制錢、三路提稱錢）、茶鹽酒課及其他（兌界貼錢等）。這些財賦的徵收與運送，由各州的通判負其責。據《兩朝備要》卷7《以通判主管總所財賦》記載：「諸州起發總領所財賦，以通判為主管官。」11由於地方官府負擔的財賦數額甚為龐大，李心傳曾感嘆道：
7《宋會要輯稿．職官》41之52。參見內河久平前引文，頁8。
8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84，紹興三十年正月癸卯，頁3074。參見內河久平前引文，頁8。
9參閱汪聖鐸《兩宋財政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下冊，頁566-567。
10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甲集卷17《四川總領所》，頁391。
11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