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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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家族礼法、祠堂、祭礼，清朝人有言必“三代” 的习惯，不论对古礼有什么样的理解，总要说它如何如何，今礼又当怎样。说到家族、家庭关系更离不开周代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周代实行的是大小宗法制，实质是大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家国一致，以兄统弟，受封的小宗（即各级贵族）可以立祖庙，但不可以祭祀始祖。至于社会下层的庶士与庶人，并不能立庙，只能在寝室祭祀亡父一代。典型的周代宗法制的破坏，及与其相联系的分封建国制的基本消失之后，人们逐渐变通对祖先的祭礼，至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理学家的提倡，人们相信“礼以义起”的观念，不顾朝廷规定的礼制，自行祭祀始祖，或始迁祖，祭祀高曾祖祢四代，明廷也放宽禁令，允许民间祭祀四代先人。
清朝人面对已经有3000年历史的宗法观念和宋明的祭礼规制及习俗，思考他们的祀礼和家族建设。他们既要不违背“三代”的经典和宋明礼学家对宗法理论的诠释，又要照顾到现时代的俗礼，于是乎“礼以义起，权不反经”的见解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是要根据新情况变革古典礼制，但不能离开经典精神。对此，著作《五礼通考》的乾隆朝刑部尚书秦蕙田说得相当明白。他就古代大小宗法中的立嗣规制，说明变革的必要：“礼以义起，法缘情立。不衷诸古，
则无以探礼之本；不通于时，不足以尽物情。如宗法为人后一事，此极古今不同之殊致也”。按古礼，大宗无嗣必须立后，小宗无子则不得立后，秦蕙田说这是“三代以上之言，不可行于后世”。他认为现时不能照办，而应当准许小宗立后；这种规范不能实行，则由于世事变化，世卿世禄制已不存在，大宗不能长保富贵而收族，小宗却可能出人才而脱颖而出，不能不许他立后；如若不然，强立大宗，压抑小宗，违背情理人意，家族则不能兴旺；再说有小宗来祭祀，总比先人没有后人祭祀要好；他最后告诫世人：“论礼者慎无泥古以违今也”。[1]秦蕙田的变通论，有许多支持者，可谓清人“礼以义起”论代表性的说明，不过我们这里仅作了概括的介绍，毫未展开。下面将对各种“礼以义起”的观点稍作清理，进行分别的叙述，在此基础上略谈这种观念对家族建设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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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道变异，家族理论和制度必须更新
对于宗法与社会基本制度的关系来讲，人们认为“三代“与清代的不同，最根本的是有无分封建国制度。分封制下产生世卿世禄的大宗，大宗凭借其经济实力，顾恤小宗，因而使小宗产生向心力，团聚在大宗周围，也即实现大宗“收族”，宗法得到维系；清朝不行分封制，不能出现世卿世禄阶层，本应为大宗的家族房系，不能保证世代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去
致青春主演>关于长城的故事顾恤小宗，不能让小宗产生强烈的向心力，因之家族难于团聚，不得不进行变革。清初诗人吴伟业从宗法制和井田制的废除，说明家法变革的必要。他说：“先王有助法以聚天下之小人，有宗法以联天下之君子。助法行而井邑邱甸通力合作，故授田者无窭人；宗法行而高曾祖祢有无相共，故赐族者无敝室。是宗法实与助法相为表里”。井田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井田制破坏，宗法制也实行不了。至于历史上是否实行过井田制，在这里并不重要，因为吴伟业认为施行过，以此立论，是在说明世道变迁，先前的宗法就行不通。他又说古代卿大夫“世食其采地，实任收族之责，而族人亦严事之”，然而“今宗子或为氓隶，无以收恤其族人；而支庶间有贤劳官爵，安能尽屈于宗子”。这样就不能不改制，要对古礼“斟酌损益，宜乎人情，合乎时俗，世人安然由之，然后可以经久而无弊”[2]。乾隆时大学士蔡新以周代鲁国三桓、郑国七穆得以实行宗法为例，说那时大宗是“宗社人民之所依赖，土田里居族姓之所维系”，但是，“今则不然，大夫多起于单寒，不分支庶”，因此笃信大小宗法就不合时宜了[3].乾嘉时期学者钱大昕说：“三代以后，仕者不世禄，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废”[4]。也是将着眼点放在能否世禄上。道咸时期的岭南学者朱次琦赞成秦蕙田的见解，在为其家族谱所作的《序例》中云：“古者大宗诸侯世国，卿大夫世禄，族人莫不恃以收族合食，是以（宗祀）百世不迁。今则井田世禄之制绝，而宗法废，则人人可以为别子之祖”。
所以“礼贵从宜，亦以义起也”[5]沈。垚具有同样的认识，他说：“夫礼缘义起，制随时变，立后之意，古今殊绝，古者惟大宗立后，今则无人而不立后”。既然古代宗法已经废除，不可恢复，人们何必还要附会古代的说教[6]！瞿家鏊也是看到制度的变化对宗法的重大影响，故云：“自井田坏而比闾族党之制堕”[7]。从清代初年到后期，人们认识到古代宗法制失去了与以相依为命的分封建国制度，已无存在的社会条件，必须对它加以改造，而不能墨守其成规，这是古今异宜，宗法必变的第一个内涵。
其二，大宗法的宗子制不可能恢复。古代宗法中的大宗制具有二重含义，即大小宗相对应的大宗，周天子为宗子，并垄断这个位置，统治小宗，即所谓“以兄统弟”，这是“大宗”的主要含义；在诸侯卿大夫的小宗内部，又区分出大宗和小宗，于是乎小宗制下的大宗支配其小宗，这是“大宗”的次要意思。后世大宗制度废除，所谓大宗，不过是小宗制里的大宗，失去了原来天子为宗子的内含。因此乾隆时的袁枚直截了当地说：“今无封建，所谓大宗者，皆小宗也”[8]。所以清人在讲究大小宗法时，与古代天子的大宗法没有联系，仅是就小宗法中的大小宗法而言。清初屈大均清楚地看到大宗制不能建立，故云：“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要想团结族人，只有建设祠堂[9]。同时期的许三礼也说：“封建废，则宗法格而不行”[10]。即大宗制行不通。汪琬则讲述了大宗法不可能恢复的社会原因：“非宗法之难复
也，制度之变，风俗之浇为之也”。为此他谈了三方面的内容，尤其说明制度的变异，是分封不行，大宗失去统率族人的能力。“古者大夫三庙，又有采（邑）以处其子孙，今之大宗降为编氓者多矣，无庙也，无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贵且显者以岁时旅荐于寝乎，此不可行者一矣”。再说如今财产为私家所有，已不同于宗法制之时，“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这样的制度性变化，不复古制，大宗法自然行不通。[11]理学家李光地比汪琬分析得更深刻和有条理，他认为有三个难处令宗法制不可行，第一是古代实行世官仕禄制度，宗子是用官禄祭祖，而现时无世官世禄，长房长子则不能充作宗子去做无世禄的祭祀；第二是古代宗子是朝廷所立，他们熟悉礼法，今若平民百姓做宗子，不懂得祭礼，而充祭祀的主持人则会闹出笑话；第三是古代宗子必为族人所敬重，管理族内和族人的事务，现在平民宗子为人轻视，根本没有管理族人的权威，由他们来主管祭祀，祖先也不能接受[12]。雍乾时期官员学者李绂在《宗子主祭议》文中，针对后世某些人以长子为宗子的观念与做法提出异议，并认为不可行，他说：“后世乃欲自始祖而下，并以长子之子孙为宗子，毋乃误甚。长子之子孙，其世世之长子，不惟不能皆贵，亦不能皆贤，于是有降在隶庶者，甚或辱身贱行，饥寒不能自存者，安得奉为宗子，以主祭而统族人”[13]。
其三，要变革，必须批评泥古观念。世道变异，宗法行不通，可是人们常常拘泥于古法和
先前观念，不敢改制，主张变异的人就批评食古不化的观念，以便扫除思想障碍。前述吴伟业的变革宗子制度意见，就要求人们不要泥古，只是要依据它的精神实行变革：“古礼之在今日，不当泥其法，而当行其意，亦在善行者变通之而已”[14]。与他同时的王应奎也批评拘泥论调，“今人拘五庙、三庙、二庙、一庙之说，谓士庶人止应祭一代，而不知非也”[15]。道光时期的成毅批评小宗祭四世、亲尽则祧的观点，又进一步说：“大抵言礼之家，每多泥古而不深求古人议礼之意，与夫后世时势之所不可行者，不敢变而通之，无惑礼教之愈微也”[16]。他将泥古理解为不懂得古人立论的精神，是并不知晓古礼，言简意赅，说得相当透彻。同光之际，因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不给同治帝立嗣及其升祔典制问题，朝中发生了礼制的讨论，其中方宗诚主张礼以义起，反对泥古，他说：“后世庙制，既不同三代，则祧礼自不必泥古”。周朝王室是七庙之制，清朝从太祖到穆宗同治已经九世，穆宗的神主如何升祔太庙，是实行祧法，抑或为穆宗另外立庙？他因不泥古，故赞成九世同堂之议[17]。
全运会是什么意思其四，变革的主导意识是要通人情，尊重俗礼，然而要按照礼法精神使它合乎规范，也即纳入上古礼法之中，成为新礼法。主张变革宗法礼制的，往往讲制礼应当尊重世俗人情，不但现在这样，先王早就如此。《三礼义疏》馆副总裁方苞对族人方观承说：“礼者义之实，
先王所以体性而达情也”[18]。认为先王制礼之时，是体察民情而予以反映的。比方苞早一点的魏禧讲到俗礼违制，可是符合人情，为众人所接受，因此应当承认它。他说民间祭始祖，“虽以圣人之礼、时王令典所不许，而世之悉奉其始祖以下合食于庙者，在在皆然，其贤者循而行之，不以为过”，“所谓缘人情制礼，礼以义起，皆可通其意”[19]。方苞在制定其家祠规则时说，有的礼法，在先王那里不合时宜，而后世能“协诸人心，而众以为安”，则可制作，他所作的祭礼和祠规，“皆以恩心所安，依古礼经，而准以众人所能行，吾子孙能恪守之，则于古者立宗收族之义，犹有什一之存焉”。又说士大大与庶民皆祭始祖，是不合政令的，但朝廷“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20]。乾隆时纪大奎讲到新定适宜的礼法，重要的是要顺乎人情，故云：“若夫宗法既废，礼以义起，无贵贱嫡庶远近之嫌，而皆可以相为后，此又古今异宜，而人情之永无憾者也”[21]。编辑《切问斋文钞》的陆燿制作家族祭礼，自认为“与世制既协，人情亦安”[22]。李鸿章议论穆宗升祔之事，认为朝臣中主张增设龛位的，意在“斟酌时宜”；要求改变庙制的，则“志在考求古礼”。他的意思是“准古酌今，改庙实有难行，礼缘人情，可以义起，因时立制，自以仿照奉先殿成案，增修龛座为宜”[23]。其立论的出发点也是制礼要合于人情。晚清俞樾特别讲到“礼”与“理”的关系，他提出“礼”是否根据“理”来制定的问题，认为：“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是礼固出理也。
孟非女儿然而圣人治天下，则以礼而不以理，以礼不以理，无弊之道也。……礼者治之于未讼之先，理者治之于既讼之后”[24]。礼法的制定要依据情理，尤其是变化了的世情，包括民间的愿望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