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史——秦汉(汉代论说散⽂、《史记》、《汉书》、汉赋、汉代诗歌)⽬录
2021年末,西安疫情,全市隔离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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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督促⾃⼰,准备更新发布时间。
但⼀年前的笔记不允许更新时间,因此只能重新发布了。
其实⽬前已经看到两晋南北朝⽂学了,但苦于没有时间,⼀直没有整理。
倒不是没有⼀点点空闲,⽽是空闲时间都在摸鱼。
或许艰难的⼈⽣逆旅中,更需要⽂学⾷粮的⽀撑。
⽴⼀个flag,我要在闲暇时间开始整理秦汉部分了。
秦汉⽂学总论
所谓秦汉⽂学,其实主要是两汉⽂学。秦朝历时短暂,且⼜实⾏了严酷的⽂化专制朝历时短暂,且⼜实
⾏了严酷的⽂化专制(法家排斥⽂学),导致了⽂学的枯萎,没有多少创作成就,导致了⽂学的枯萎,没有多少创作成就可⾔。
秦代⽂学
吕不韦招集门客所著的《吕⽒春秋吕⽒春秋》成书成书于秦灭六国之前,仍属战国散⽂的范畴。于秦灭六国之前,仍属战国散⽂的范畴。
李斯作有《论督责》和《狱中上书》。
秦始皇到四处巡视,每到⼀处⽴碑刻⽯,故李斯还有为秦朝歌功颂德的碑刻⽂章。
注:李斯最有名的著作《谏逐客书》是战国时期写的,不属于秦代⽂学。
谏逐客书
⾂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于晋。此五⼦者,不产于秦,⽽穆公⽤之,并国⼆⼗,遂霸西戎。孝公⽤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今治强。惠王⽤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
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不内,疏⼠⽽不⽤,是使国⽆富利之实,⽽秦⽆强⼤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之⽟,有随和之宝,垂明⽉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此数宝者,秦不⽣⼀焉,⽽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不充后宫,⽽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锡不为⽤,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意,说⽿⽬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锦绣之饰不进于前,⽽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不⽴于侧也。夫击瓮叩⽸弹筝搏髀,⽽歌呼呜呜快⽿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就《郑》、《卫》,退弹筝⽽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已矣。今取⼈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乐珠⽟,⽽所轻者在乎⼈民也。此⾮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闻地⼴者粟多,国⼤者⼈众,兵强则⼠勇。是以太⼭不让⼟壤,故能成其⼤;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四⽅,民⽆异国,四时充美,⿁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敌也。今乃弃黔⾸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退⽽不敢西向,裹⾜不⼊秦,此所谓“藉寇兵⽽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
损民以益仇,内⾃虚⽽外树怨于诸侯,求国⽆危,不可得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认为是错误的。
从前秦穆公寻求贤⼠,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奚,⼜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这五位贤⼈,不⽣在秦国,⽽秦穆公重⽤他们,吞并国家⼆⼗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地上千⾥,⾄今政治,国⼒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沃⼟,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事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蚕⾷诸侯领⼟,使秦国成就帝王⼤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不予接纳,疏远贤⼠⽽不加任⽤,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让秦国没有强⼤的名声了。
陛下罗致昆⼭的美⽟,宫中有随侯之珠,和⽒之璧,⾐饰上缀着光如明⽉的宝珠,⾝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的是以翠凤⽻⽑为饰的旗⼦,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的好⿎。这些宝贵之物,没有⼀种是秦国产的,⽽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定要是秦国出产的
才许可采⽤,那么这种夜光宝⽟,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象⽛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地能歌善舞的⼥⼦,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锡不会为陛下所⽤,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以装饰后宫、⼴充侍妾、爽⼼快意、悦⼊⽿⽬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长、⽣产的然后才可⽤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上的⽟坠,丝织的⾐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前;那些闲雅变化⽽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于陛下的⾝旁。那敲击⽡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韶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器的⾳乐,⽽取⽤郑、卫淫靡悦⽿之⾳,不要秦筝⽽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乐可以快意,可以满⾜⽿⽬官能的需要么?可陛下对⽤⼈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不管是⾮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声⾊⽅⾯;⽽所轻视的,却是⼈民⼠众。
这不是能⽤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法啊!
我听说⽥地⼴就粮⾷多,国家⼤就⼈⼝众,武器精良将⼠就骁勇。因此,泰⼭不拒绝泥⼟,所以能成就它的⾼⼤;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王业的⼈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因此,⼟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可匹敌的缘故。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
侯,使天下的贤⼠退却⽽不敢西进,裹⾜⽌步不⼊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宝贵的却很多;贤⼠中不出⽣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内部⾃⼰造成空虚⽽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秦代还流传下少量的《仙真⼈诗》,描写游仙。
贾一平主演的电视剧汉代⽂学
汉朝盛世与⽂学⼤⼀统特点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朝,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两汉历时四百余年(其中包括王莽建⽴的新朝)。汉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汉朝以辽阔的疆域,雄张的国⼒出现在世界的东⽅,从物质和精神两个⽅⾯为⽂学的发展提供了⼴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盛世:
西周,汉代,唐代,清朝康乾时代
但是,康乾时代与汉代不同,康乾时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康乾时代是具有巨⼤危机的盛世。
汉代对内解决了诸侯王问题,对外解决了匈奴问题。在东北,建⽴了乐浪、⽞菟、真番、临屯等,使朝鲜半岛纳⼊中国版图。在南⽅,开发百越,版图抵达印度⽀那半岛,设⽴了交阯、九真、⽇南三郡。在西⽅,开发西域,开通丝绸之路。
汉代⽂学带有鲜明的⼤⼀统时代的特点。先秦⽂学中那种明显的地域差别消失了,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作品以更块的速度互相融合(形成汉赋,以统⼀的语⾔,不同地⽅的⼈都进⾏
创作)。两汉都曾⼤量采集民歌俗曲(汉乐府诗),范围之⼴,遍及四⽅,这也是⼤⼀统局⾯下才能出现的盛举。
恢弘开阔的时代精神
⼤⼀统的局⾯造成了⼀种恢宏开阔的时代精神,⼈们踔厉奋发,积极进取,重视名节,普遍带有⼀种强烈的民族⾃豪感和历史责任感,有⼀种雄骏豪迈的⽓概。这种时代精神在汉代⽂学中表现为富于⽓势和激情、浑厚朴拙、奇肆雄健的审美特征。
汉朝名⼈:(以武帝时为例)
军事:卫青、霍去病
政治:董仲舒
学术:司马迁(史学)、孔安国(经学)
经济:桑弘⽺
外交:苏武、张骞
⽂学:司马相如
汉战匈奴、唐战突厥是中华民族史上的最值得⼤书特书的丰功伟业。
星座与水晶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的影响
汉代经济的发展造成城市的繁荣和追求娱乐、喜爱歌舞的风⽓,导致通俗歌曲和汉赋的盛⾏。造纸术的发明(东汉)更是为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在经济发展,国家统⼀的局⾯下,统治者⼤规模地进⾏⽂化建设,搜集和整理图书。
与此同时,乐府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民间诗歌,形成了新的⽂学体裁——乐府诗。
重视⽂化与教育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传说,皆充秘府,”使得“天下轶闻旧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以“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家之⾔”为⽬的,“⽹罗天下放佚旧闻”,写成卓绝千古得《史记》⼀书。
《史记》的成书不仅仅是司马迁个⼈努⼒的结果,也是时代赋予司马迁的机遇。
全国各地建⽴学校,⼈⼈读书学习,社会⽂化⽔平⼤⼤提⾼,从⽽可以产⽣⾼⽔平的⽂学作品。
思想统治与压抑
此外,在⼤⼀统局⾯下,封建专制统治加强了,很多知识分⼦感到⾏动不⾃由,思想受限制(只能为朝廷服务),有⼀种有志难伸的压抑感,因⽽出现了⼀批感慨怀才不遇的作品。提倡经学
⽂化建设的另⼀个重要内容:提倡经学。
西汉初年,提倡黄⽼之学,⽆为⽽治。与民休息,恢复国⼒。
丁柳元性感黄⽼之学是东周战国时期形成的⼀种道家学派,主张修⾏(修⾝养性、长⽣久视、丹道等等)、经世(政治思想、休养⽣息、⽆为⽽治等等)、致⽤(技术发明等等),以形⽽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下的养⽣、⽅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强⽬的性、操作性。
事实上,黄帝并未留下可传世的著作。黄⽼⼀派的黄帝著作,往往为后⼈假托黄帝之名⽽作。与之类似的还有《黄帝内经》。
武帝时期,提倡经学。
这⼀主要原因是,国家不能总是⽆为⽽治,在国家得到休养⽣息之后,需要有所作为。在当时,对内需要制衡诸侯国,对外需要抵御匈奴,这都需要提倡有所作为的学说。
经学是被选择的学说,这⼀选择是有⼀个过程的。前期被选择的法家、道家均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最终统治者选择了儒家思想(也即提倡经学)。
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有其进步的社会理想(仁政、王道,最终实现天下⼤同)。
仁政王道有利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关⼼国计民⽣,对⼈民进⾏教化,可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儒家代表了社会⽂化。
儒家传授古代经典,传承与发扬了西周以来的礼乐⽂化的精神。民族要发展,时代要达到较⾼的治理⽔平,不能没有⽂化。孔⼦提出,治理国家要借鉴前朝的历史经验,需要有⼀定的⽂化传承,⽽儒家就是传承⽂化的⼀批⼈。
【原⽂】⼦⽈:“夏礼,吾能⾔之,杞不⾜征也①;殷礼吾能⾔之,宋不⾜征也②。⽂献不⾜故也③,⾜则吾能征之矣。”
【注释】
①杞:国名,杞君是夏禹的后代,周初的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其后迁移。征:证明、验证。
②宋:国名,宋君是商汤的后代,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③⽂:典籍。献:指贤⼈。
【翻译】孔⼦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说,但它的后代杞国不⾜以作证明;殷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说,但它的后代宋国不⾜以作证明。这是杞、宋两国的历史资料和知礼⼈才不⾜的缘故。如果有⾜够的历史资料和懂礼的⼈才,我就可以验证这两代的礼了。”
秦朝选择了法家学说,与民为敌,最终⼆世⽽亡。
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到,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就因为不施⾏仁政⽽使攻守的形势发⽣了变化啊。)
当时的儒家思想表现为经学,经指研究五经的学术,通过研究五经,从中发掘和弘扬儒家思想。
具体表现为,并⾮经书本意为儒家思想,但汉代的儒家通过解释经书来发掘和引申有教育意义的儒家思想。
例如,《诗经》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汉代儒家解释为这是后妃之德。但今天仅仅从⽂字中,并不能读出这种含义。汉代儒家之意在于,通过这⼀解释,提醒汉代统治者加强对后妃的管理(汉代后妃⼲政较为严重)。
汉武帝提出的历史课题为,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这⼀课题,董仲舒提出要统⼀思想,尊崇儒术。
董仲舒认为,战国时期⼈民思想混乱,⼈与⼈之间只讲利益、不顾欺诈,需要儒术来教化⼈民,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儒家学说中提倡等级制度,因此儒家学说也⼀定程度上维护了统治者的地位稳定。
但总体上,汉代提倡经学有⼀定的进步意义。
另外,汉朝不仅提倡儒家思想,还兼采各种其他思潮,例如保留了⼀部分的法家思想。(适⽤于战争)
宣帝作⾊⽇:“汉家⾃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周政乎?”
汉代的经学与⽂学
汉代提倡经学的背景和原因:使国家长治久安。
汉代提倡经学的具体措施:以经学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经学取⼠。
经学取⼠使得读书⼈为官⼀地往往建⽴学校,教化百姓。
经学影响⽂学的途径:
经学思想;【提倡仁政、讲究名节、积极进取、讲道德讲忠孝】
思维⽅式;【崇尚经典,所有问题从经典中答案;写作时,引经据典,分析现实】
授受【授:教授,受:接受;指传授】与阐释⽅式;【听教师讲课,互相之间问难、辩论,使得论辩性的问题空前发展,抽象思维提⾼,逐步向魏晋⽞学转化,论说⽂⽔平提⾼;阐释⽅式⾥的序(原为阐释⽅式,后发展为独⽴散⽂⽂体,例如从《⽑诗序》到《滕王阁序》)、论、赋逐渐发展】
取⼠制度;
⼠林风尚。【培养了较为正直的⼠林风⽓,史学家认为东汉是历史上最讲道德和⽓节的年代】
经学影响⽂学的⼏个⽅⾯:
⽂学思想、
作品内容、
体裁、【序】
风格。
两汉⽂学的趋渐独⽴
两汉在⽂学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地位。
之前,诗与乐舞相联系;⽂与学术相联系。⼆者往往紧密联系,没有取得独⽴的地位。
之前的独⽴⽂学,主要表现为《楚辞》。
两汉时期,⽂学开始表现出与学术脱离⽽⾛向独⽴的趋势,⼈们在观念上开始把⽂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章”和“⽂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
(汉朝的⽂章与⽂学的含义与现在不同)
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刘向等以散⽂或辞赋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章之⼠,在⼈们⼼⽬中与公孙弘、董仲舒、萧望之、梁丘贺等以儒术进⾝的⼈【⽂学之⼠】有明显的区别。
通过总结辞赋的创作,⼈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如司马相如认为赋的特点是:“合綦组(qí zǔ)以成⽂,列锦绣⽽为质,⼀经⼀纬,⼀宫⼀商”【并合丝带来编成⽂彩,罗列锦绣⽽织作质地,⼀经⼀纬,⼀宫⼀商,此为求赋之轨迹】,汉宣帝认为辞赋“⼤者与古诗同义,⼩者辩丽可喜”(诗词歌赋往⼤处说可以与古诗的诗经⼀样让⼈容易理解,朗朗上⼝,传颂万世,从⼩处说⽂辞华美绮丽让⼈赏⼼悦⽬),能够“虞(愉)悦⽿⽬”。【这其实就是⽂学的特点】
两汉时期,⼈们对⽂学的兴趣空前浓厚,出现了⼀些以主要精⼒从事⽂学创作的⼈,如辞赋家司马相如。
《史记》和《汉书》都曾为西汉著名⽂⼈⽴传。《后汉书》则在《儒林传》外另《⽂苑传》【⽂学家传】,⽤以记载重要作家的事迹。
两汉⽂学创作的成就
400年间,汉代⽂学创作的成就⾮常可观。
散⽂(包括历史散⽂和论说散⽂)创作继先秦之后⼜⼀次出现了繁荣局⾯,论说散⽂式样丰富、风格
多样、名作如林,这些作品还可以为后世树⽴典范。【⽂必秦汉(先秦与两汉),诗必盛唐】
以《史记》和《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为后代树⽴了不朽的典范。
汉赋【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作为⼀代⽂学的代表,⾼度成熟和繁荣起来。
在诗歌领域,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写实传统,在诗体形式,表现技巧⽅⾯都作了重要开拓,尤其是⼤⼤发展了古代的叙事诗。
⽂⼈的五⾔诗在汉代也逐渐形成,对后代影响深远。即使在七⾔诗出现后,五⾔诗仍未退出历史舞台。
两汉⽂学思想
儒家的⽂艺思想在汉代占了主导地位。
原因:其他家(如法家、道家等)往往排斥⽂学。
⽑诗序: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顺,厚⼈伦,移风俗。
(诗的作⽤:调节夫妻关系,促使⼈们孝敬尊长,使⼈际关系醇厚,教化民众使他们变得有美德,推移转变风俗)
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谲谏,⾔之者⽆罪,闻之者⾜以戒,故⽈风。
汗蒸译⽂:国君⽤风诗教化民众,民众⽤风诗谏劝国君,⽤富于⽂采的诗隐约地劝谏,说的⼈⽆罪,听的⼈应引起⾜够的警惕。
赏析:古代儒家要求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既要对政治得失给予劝诫,讽刺上政,改善政治。⼜要委婉曲折,不能说得太直接,太过⽕。
延伸阅读:《⽑诗序·⼤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为志,发⾔为诗。情动于中⽽⾏于⾔,⾔之不⾜,故嗟叹之,嗟叹之不⾜故永歌之,永歌之不⾜,不知⼿之舞之,⾜之蹈之也。
情情发于声,声成⽂谓之⾳。治世之⾳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怨以怒,其其政乖;亡国之⾳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风,⼆⽈赋,三⽈⽐,四⽈兴,五⽈雅,六⽈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谲(jué) 谏,⾔之者⽆罪,闻之者⾜以戒,故⽈风,⾄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
家殊俗,⽽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国之事,系⼀⼈之本,谓之风;⾔天下之事,形四⽅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故有⼩雅焉,有⼤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也。
《诗经》中的《关睢》是赞美周⽂王妃太姒美德的。是《风》的第⼀⾸诗,是周⽂王从⾃⼰妻⼦开始推⾏风化天下,树⽴夫妇之间的美德的。特意⽤它来教育百姓,⽤它来教育⾂下。《风》是歌谣,有教育作⽤;⽤歌谣打动他们,⽤教育转化他们。
诗歌是⽤来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的思想感情存在于内⼼就是志,⽤语⾔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内⼼涌动就是⽤语⾔来表现,语⾔还不能表现的就发出感汉。如感叹还不适以表达,不知不觉就会⼿舞⾜蹈来表现。
金福珠 ⽤声⾳抒发感情,声⾳就成为宫商等的乐调,就被称为⾳乐。太平社会的⾳乐安祥快乐,政事和顺;混乱社会怨恨愤怒,政事不正常;亡国的⾳乐悲哀幽思,百姓困厄。所以,匡正⼈间得失,感动天地⿁神,没有什么⽐诗歌更有效。先世贤王⽤诗歌规范夫妇原则,形式孝敬⽗母、敬重长者的风⽓,加深⼈伦道德修养,使教化风俗向美好的⽅向转变。
所以,《诗经》有六个基本内容。风、赋、⽐、兴、雅、颂。上层统治者⽤《风》教化下层百姓,百姓⽤《风》对统治者进⾏批评。主张⽤⽂雅的⾔辞,委婉的⽅式进⾏劝谏,⾔者⽆罪,闻者⾜戒,因此称为《风》。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失和,国家政事混乱,家庭风⽓变坏、变风、变雅(风的教化作⽤,雅的美剌作⽤变化了,风变得淫乐,雅变得怨愤。)就发⽣了。(社会衰亡的现实表现在诗歌上)史官司可以从诗歌中看清楚政事得与失的迹象,感叹君君⾂⾂⽗⽗⼦⼦⼈伦关系出现了危机,衰痛苛政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抒发思想感情,⽤《风》讽谏统治者,使统治者通达事变,怀念先王优良的风⽓。所以,变风从情感开始,⽤礼义节制。⽤诗歌抒发性情是百姓的天性,⽤礼义节制是先王的传统。因此,诗⼈通过诗歌表达的是他⼀个⼈的内⼼的感受,却可以代表⼀国⼈的内⼼,这种诗歌称为《风》。诗⼈汇总天下⼈的⼼愿,表现四⾯⼋⽅的风尚,这种诗歌称为《雅》。《雅》是歌咏王道政治趋向于正,是歌咏天⼦政事兴盛、荒废原因的诗歌。天⼦的政事有⼤⼩之分,所以,就有⼤雅、⼩雅。《颂》是赞美天⼦的盛德并加以表现,把成功的消息报告给神灵。
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
王充提出“真美”说
(后续介绍)
汉代论说散⽂(西汉前期和中期的论说散⽂)
汉代散⽂可分为史传散⽂(主要指《史记》和《汉书》)和论说散⽂两⼤类。
论说⽂包括奏议、政论、书信、专著、杂⽂等众多体裁。
汉代论说散⽂在⽂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两汉不同时期,他们⼜有不同的特点。
西汉前期(西汉建⽴⾄汉武帝即位前)的论说散⽂
从西汉建⽴到武帝即位的半个世纪⾥,为了休养⽣息,统治者实⾏了消静⽆为的黄⽼政治,还没有顾得上禁锢思想。各家学说得以并存,⾔论较为⾃由。(带有战国后期的⾊彩)
被秦朝的⽂化专制摧残殆尽得论说散⽂便在这种⼟壤中重新⽣长起来。
这⼀时期的作者有的⾝在朝廷,有的⾝在藩国,其⽂章普遍带有战国之余响、⼤汉之新声的特点。
所谓战国之遗响,是说这些作品思想活跃。议论纵横驰骋,⼤都注重形象与⽂采,有⽓势,不同程度的带有战国散⽂的风格。
所谓⼤汉新声,是说这些作品在内容与思想上体现了兼收并蓄、熔百家于⼀炉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作者对统⼀的封建政权(西汉)的拥护和为国效⼒的热情(⾝在朝廷和藩国的作者都拥护统⼀的政权),感情充沛、⽓势强劲,体现了新兴的⼤汉王朝的蓬勃⽣⽓。
朝廷作家的⽂章以政论和奏疏为主。
它们起于对亡秦教训的总结,进⽽发展成为批评时弊,探讨长治久安之策的⽂章。
较早的这类作品有陆贾的《新语》和贾⼭的《⾄⾔》。
陆贾
陆贾(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70年),汉族,汉初楚国⼈,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
陆贾早年追随刘邦,因能⾔善辩常出使诸侯。刘邦和⽂帝时,两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服汉朝,对汉初局势做出极⼤的贡献。吕后时,说服陈平、周勃等同⼒诛吕。著有《新语》等。
陆贾是汉代第⼀位⼒倡儒学的思想家,他针对汉初特定的时代和政治需要,以儒家为本、融汇黄⽼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为⽽治”,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定了⼀个基本模式。
陆贾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儒⽣,但刘邦并不喜欢儒⽣。刘邦征战天下,更注重武将与谋⼠。据传闻,刘邦有时将儒⽣头上的帽⼦摘下,当作便壶。但陆贾仍时常在刘邦⾯前称以诗书,史书记载:陆⽣时时前说称《诗》《书》。 ⾼帝骂之⽈:“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陆⽣⽈:“居马上
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以顺守之,⽂武并⽤,长久之术也。’”(《史记·郦⽣陆贾列传》)后因以“马上得天下”为武功建国之典。刘邦随即让陆贾作⽂论述秦为何失天下,⽽刘邦⼜何以得天下。因此,汉初很多⽂章是应这个问题⽽作的,也即总结亡秦教训,提倡⽤儒家思想规范⼈的⾏为。
贾谊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学家,世称贾⽣。贾谊少有才名,⼗⼋岁时,以善⽂为郡⼈所称。⽂帝时任博⼠,迁太中⼤夫,受⼤⾂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贾谊深⾃歉疚,抑郁⽽亡,时仅三⼗三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写了⼀篇合传,后世因⽽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苏志燮整容贾谊著作主要有散⽂和辞赋两类,散⽂的主要⽂学成就是政论⽂,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享年32岁)是个关⼼现实,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的⽂章感情强烈,锋芒锐利,表现出⾼昂的政治热情和深⼴的忧患意识。
其代表作《陈政事疏》开头便说:“⾂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可为流涕者⼆,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伤追者,难以遍举。”表⽰为国家前途⽽忧,竞⾄痛哭流涕。”
贾谊认为,当时的国内形势到处都是弊端亟待改变,国家⾯临的危机是已经着⽕的柴⽕堆,⽕还没有烧到上⾯,感觉很安全,但其实已经危在旦⼣。(当时国外匈奴咄咄逼⼈,国内诸侯王时刻准备叛乱),但汉⽂帝未采纳贾谊的建议,因此他痛哭流涕。
同时贾谊吸收了战国散⽂重⽓势、重⽂采的特点,常在⽂中极⼒铺陈排⽐,夸张渲染,使作品⽂辞⽣动,节奏铿锵,具有强烈的感染⼒。
他的《过秦论》是⼀篇总结秦朝灭亡原因的⽂章。
《过秦论》的⼀个突出特点是⽤铺陈代替议论。作为论说⽂,应该开门见⼭摆出观点,但《过秦论》从历史⼊⼿,由秦孝公开始写秦国(朝)逐步强⼤,直到秦始皇达到强盛的顶点,随即笔锋⼀转,写陈胜吴⼴起义推翻秦朝,展现出⼀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秦朝兴亡交替之迅速令⼈触⽬惊⼼,陈胜吴⼴与秦朝⼒量之对⽐犹如以卵击⽯,却将秦朝推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问题,并作出回答,给⼈留下深刻印象。
《过秦论》的另⼀个特点是多处对⽐。将秦与六国对⽐,与陈胜吴⼴对⽐,秦朝建⽴前后也是⼀种对⽐。
《过秦论》的第三个特点是极⼒铺陈,语⾔富于⽂采。部分语⾔讲究对偶,堆起来铿锵悦⽿。在很⼤程度上,其继承了战国散⽂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赋的特点(铺张扬厉,铺张:铺陈渲染。扬厉:宣扬扩⼤。原意是铺陈夸张,⼒求发扬光⼤。现多形容过分讲究排场)。
《过秦论》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荒之⼼。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诸侯。于是秦⼈拱⼿⽽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合从缔交,相与为⼀。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忠信,宽厚⽽爱⼈,尊贤⽽重⼠,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之众。于是六国之⼠,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攻秦。秦⼈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不敢进。秦⽆亡⽮遗镞之费,⽽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赂秦。秦有余⼒⽽制其弊,追亡逐北,伏⼫百万,流⾎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强国请服,弱国⼊朝。
延及孝⽂王、庄襄王,享国之⽇浅,国家⽆事。
及⾄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御宇内,吞⼆周⽽亡诸侯,履⾄尊⽽制六合,执敲扑⽽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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