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整理（二）——秦汉文学部分
1．《吕氏春秋》：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撰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母亲节快乐的英语怎么说年左右。《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风格也不完全统一，但它有严密的体系。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2．《淮南子》：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成，共21篇，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即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子·要略》认为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彩。
3．赋：汉赋的一种，指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体并且以赋名篇的作品。楚辟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意模仿屈原的《离骚》、《九尊》，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被称作赋。赋并不等于楚辞，它已经散文化了，是楚辞演变为汉大赋的过渡形式，在赋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代表性作品
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等。
4．散体赋：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摘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为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说来，文学史上所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5．七体：汉初枚乘的《七发》“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它全篇是散文，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叫有摹拟，亦简称“七”。“七体”名目首见于《昭明文选》。
6．文章两汉两司马：“文章”的概念是汉代出现的，当时指文辞。其含义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西汉文坛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散文和赋。“两司马”是指西汉著名的作家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文章两汉两司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汉散文以司马迁为代表，赋以司马相如为代表。他们二人分别在散文和赋的创作领域中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7．枚、马：是前人对汉赋著名作家枚乘、司马相如的并称。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汉初诗人，顺流而作。……枚马同其风。”汉初枚乘的《七发》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进一步确立了汉人赋的传统和体制。他们二人的作品都对汉赋的发展产生过重人的影响。
8．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是西汉末辞赋家扬雄在其著作《法言·吾子》中对辞赋的评论，他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诗人之赋”指屈原的骚赋，“辞人之赋”指宋玉的赋及枚乘、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丽”指辞采之富丽，是一切辞赋的共同的艺术特征。“则”是“法则”的意思，“淫”是藻饰过分的意思，“则”与“淫”是区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界限。扬雄认为屈原的楚辞辞采华茂，合于儒家的标准，可为法则。而枚乘、司马相如的辞赋则是“极靡丽之辞”铺张过分，无补于讽谏劝谕。这样的文学观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9．劝百讽一：语出西汉辞赋家扬雄的哲学著作《法言》。“劝”是鼓励、提倡的意思，“讽”指“讽谏”。“劝百讽一”是说二者在赋中比例的悬殊，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之语。扬雄认为汉赋本应对统治者进行讽喻，使之归于节俭，但赋中却总是用极大的篇幅和
过量的辞藻铺叙他们的奢侈享乐生活，仅仅在结尾处稍微露出一点讽喻之意，结果丝毫也引不起注意和警惕，甚至欲讽反谀，适得其反，助长了奢侈的心理，如扬雄指出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欲以讽谏，而帝反有飘飘凌云之志，这就深刻指出了汉赋讽喻作用的虚伪性。
10．《太史公书》：《史记》原名叫《太史公书》，此书被称为《史记》是东汉后期以后的事。此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记事上起轩辕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全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本纪”是以历朝帝王的顺序年代为纲的历史大事纪，是一种编年史的摘要；“世家”是有爵位封地世代相传的家族的历史，写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所存在的各个诸侯国和汉代帝王所封的王侯；“列传”是一些有才干、有作为，卓荦不，能不失时机地建立功业，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传记；“书”是有关经济、军事、水利、祭祀，以及礼、乐方面的制度史；“表”是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谱列成表格，以使人一目了然。《史记》的内容广泛，艺术高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和文学杰作。
11．实录精神：“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
迁传赞》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12勇敢爱．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发愤著书说”对后来的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有很大的影响。
13．互见法：又称旁见侧出法，是《史记》中塑造完整人物形象的手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彩的发迹驶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
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如《项羽本纪》中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中表现他猜忌功臣，《郦生陆贾列传》中则揭露他傲慢侮人等。
14归去来演员表．苏李诗：西汉苏武、李陵赠答的五言古诗，现存鱼尾麻花辫的编法10余首，散见于《文选》、《古文苑》、《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均为成熟完整的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同一风味，多为赠答留别、怀人思归之作，充满感伤哀怨情调。《诗品》列李陵诗为上品，杜甫也在《解闷十二首》中推崇说：“李陵苏武是吾师”。但自六朝起，多数学者对此存疑．认为西汉时期不可能有成熟的五言作品。现一般认为“苏李诗”是东汉无名氏的托名之作，约与《古诗十九首》同时，其间可能还杂有六朝人的拟作。
15．乐府诗：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两汉时期，朝廷乐府机关会采撷、演唱一些新兴的俗乐歌辞，这些歌辞有的出于文人之手，也有的出于民间。乐府民歌是汉代音乐机构从民间采集的“俗乐”，大都是劳动人民或下层士人的作品，是乐府诗中的精华。乐府民歌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的感情，其主要艺术特是以叙事为主、诗体多样、语言朴实
生动，代表了汉代诗歌的主要成就。魏晋以后的文人，大力模拟乐府诗，沿用古乐府旧题而写新诗。
16．抒情赋：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初就不断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伤诉诸赋中。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宦官争权夺势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宣泄胸中的不平。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17．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感慨的赋作。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代表作品有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的《述行赋》。
18．述志赋：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在精神上与屈原作品相近。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他的《思玄赋》采用
句式，表现手法也较多地学习《离骚》，他的《归田赋》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艺术才能，使张衡成为文坛上独领风骚的作家。东汉末年，赵壹创作的述志赋别具特，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刺世疾邪赋》。
19．汉赋四大家：指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在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是汉赋的典范之作，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扬雄有《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二人并称为“扬马”。班固的《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而张衡的《二京赋》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最，紧随班固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二人被称为“班张”。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赋作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故四人又合称。
20．《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其内容多写夫妻朋友的离情别苏岩前夫
绪和下层文人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各种忧愤之情。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钟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对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