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长安城郊地名考补——以隋代墓志铭为基本素材（下）
江西地名研究
下篇 辖子长安县之地名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京兆郡“长安”县小注云：“带郡。有仙都、福阳、太平等宫。有关官。有旧长安城。”今以隋墓志对长安县所辖乡、坊、里、村、原等地理情状补订如下：
一、乡
检索隋志，得长安县属乡凡十：
布政乡：开皇九年《皇甫忍志》“窆于长安县布政乡延侏里”。该墓志二〇〇五年六月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则今长安县郭杜镇及周边当即隋代布政乡辖地。唐代亦有布政乡，位于金光门外，即今西安市土门一带。由此推知隋代布政乡与唐代布政乡同名而异地。又，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唐咸亨四年《韩宝才志》：“殡于京城西布政之原小严村之左。”该墓志出土于西安西郊，可证唐代布政乡确在京城之西，而非隋代在京城之西南。
归化乡：开皇十年《元仁宗志》“卒于长安县归化乡弘德坊宅”。唐代亦有归化乡。
龙门乡：开皇十六年《何雄志》“（葬）在雍州长安县龙门乡阿城里”。该墓志二〇〇五年五月初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杨村出土。唐代亦有龙门乡，在今西安市西郊龙首乡西。由此推知隋代龙门乡与唐代龙门乡同名而异地。
龙首乡：隋墓志记载龙首乡的有五条：开皇十七年《张通妻陶贵志》“葬于长安县之龙首乡”，开皇十七年《贺若嵩志》“权瘗于长安县龙首乡”，大业五年《元世斌志》“权殡于大兴城西龙首乡隆安里之山”，大业十一年《尉富娘志》“窆于京兆郡长安县龙首乡兴台里”，大业十二年《宋永贵志》“归葬于京兆郡长安县龙首乡之山”。其中，《尉富娘志》在清同治十年出土于陕西长安龙首乡，《元世斌志》出土于西安市西郊。由此推断，隋代龙首乡当位于今西安市西郊。而唐代长安、万年两县各有一龙首乡，《长安志》卷十一“万年”载“龙首乡在县东一十五里”即城东之龙首乡，属万年县，位置在今韩森寨东南，郭家滩南。而城西之龙首乡在今土门、枣园、阎庄一带，与隋代龙首乡位置接近，盖沿隋旧制。
修仁乡：开皇十七年《赵长述志》：“长安县修仁乡故民赵长述铭，住在怀远坊。”墓志出土地在西安市西郊土门杈杨村，疑即隋修仁乡辖地。
醴成乡：开皇十九年《杨钦志》“薨于长安县醴成乡仁训里”，仁寿元年《杨士贵志》：“仁
寿元年正月廿六日长安县醴成乡恰恩里住居德坊民故杨士贵铭记。”《杨士贵志》出土地在西安市西郊土门杈杨村。结合前条同地所出《赵长述志》之“修仁乡”，则一地有两乡名，推断此地或是当时两乡接壤处，或是两乡名称有所递改，并存俟考。
诺手出装
淳化乡：开皇十七年《孔观暨妻王氏志》：“因居京兆，属长安县淳化乡雅正里。”按孙观葬于“万年”县，墓志则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杨村。若出土地即葬地，则今韦曲以东的郭杜镇一带在隋本属万年县，此又有悖于明德门直南为两县划界之制，存疑。淳化乡的方位疑在都城之西北郊。又以同出于长安县郭杜镇杨村的仁寿元年《田保洛暨妻王氏志》云“合葬于雍州长安县福阳乡”推之，更觉《孔观暨妻王氏志》葬于“万年”之说恐与墓志出土地不符。
福阳乡：仁寿元年《田保洛暨妻王氏志》“合葬于雍州长安县福阳乡”，该志二〇〇五年五月初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杨村。大业六年《解方保志》“葬于京兆郡长安县福阳乡修福里之原”，该志一九九九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可知福阳乡在隋代确为长安县所辖。《隋书》卷二九《地理志》“雍州长安县”条小注云：“有仙都、福阳、太平等宫。”则福阳乡盖因福阳宫得名，而福阳宫的所在当属福阳乡地界。又据同地出土的开皇十六年《何雄志》
，知“福阳乡”在开皇十六年称“龙门乡”，至仁寿元年已改名“福阳”，由此可推理福阳宫的创建或成名大概在开皇十六年至仁寿元年间。《解方保志》云“葬于京兆郡长安县福阳乡修福里之原”。又按大业三年改雍州为京兆郡，统二十二县。福阳乡在隋大兴城安化门以南，位置相当于长安县郭杜镇与祝村之间，此地偏西隋代有修仁乡，到唐代即有福阳乡及阳原里，又有高阳乡。今据墓志，知福阳乡在隋大业前已有，而唐之福阳乡应是延用隋代乡名。又福阳乡地处高阳原之西，高阳原为西北东南走向，则墓志所称“福阳乡修福里之原”当是指高阳原，另外《解方保志》铭文还提到“坟瞻北渭，陇望南山，高阳有去，京落无还”。此“高阳”显然是指高阳原，亦即墓志的出土地。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藏唐上元三年《阎庄志》云：“合葬于雍州乾封县福阳原里高阳原。”唐总章元年析长安县置乾封县，长安二年省。此唐福阳原福阳里在高阳原之一证，亦即唐福阳原福阳里盖沿隋代福阳乡之一证。
弘教乡：大业三年《陈叔兴志》“薨于长安县弘教乡务德里之第”。此志在西安市长安县韦区镇民间征集，盖亦在今西安市南郊长安县一带出土。
合郊乡：《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五“咸宁县”著录开皇十四年《扈志碑》：“安厝于大兴城西南合郊乡修福里。”大兴城西南当属长安县，“合郊乡”未见记载。
二、坊外交代办级是什么意思
隋志中检得长安县属坊凡九：
太平坊：开皇九年《杨文志》“卒于京师太平坊舍”，仁寿三年《杨孝偡志》“卒于京师太平坊宅”。《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太平坊在朱雀门街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此坊唐沿隋旧。坊有隋尚书左仆射赵士茂（芬）宅，有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捨宅所立实际寺，有隋开皇十年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纪为慧能禅师以宅所立定水寺。
弘德坊：开皇十年《元仁宗志》“卒于长安县归化乡弘德坊宅”。《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唐代崇德坊“本名弘德，神龙初改”，位于朱雀门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由墓志知“弘德”为隋代坊名。坊有隋秦孝王俊捨宅所立济度尼寺，又有隋月爱僧寺。
颁政坊：大业五年《施太妃志》“薨于颁政里”。颁政里即颁政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颁政坊乃朱雀门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三坊。坊有隋惠云、澄觉二寺，大业七年并废。
隆政坊：大业五年《元世斌志》“薨于隆政里之第”。隆政里即隆政坊，唐代沿用，后避玄
宗讳改名布政坊。《长安志》卷十“布政坊”条云“本名隆政，避明皇名改”。《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布政坊乃朱雀门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坊有隋明法、道觉二寺，大业、武德中并废。
新春寄语休祥坊：大业四年《李静训志》“瘗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休祥里即休祥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休祥坊乃朱雀门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二坊。坊有隋开皇二年移立北周故城之万善尼寺与大业元年所立慈和尼寺。
醴泉坊：大业四年《任轨暨妻薛氏志》“卒于长安之醴泉里”，大业六年《解方保志》“卒于醴泉里”，醴泉里即醴泉坊，属长安县，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醴泉坊乃朱雀门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本名承明坊，开皇二年缮筑此坊，忽闻金石之声，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坊。隋有光宝、救度二寺，大业、武德中废。”隋文帝置醴泉监于此坊，开皇十二年废监立醴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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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坊：开皇十七年《赵长述志》：“开皇十七年四月十九日雍州长安县修仁乡故民赵长述铭，住在怀远坊。”隋之怀远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怀远坊在朱雀街西第四街，即皇城西之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七坊。坊有隋法宝寺，大业七年废。又有隋开皇
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光明寺，唐武后初改大云经寺。
居德坊：仁寿元年《杨士贵志》“长安县礼成乡恰恩里住居德坊民故杨士贵铭记”。隋之居德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居德坊乃朱雀门街西第五街，即皇城西之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坊有隋依法、宝岸、凝观三寺，并大业废。又有隋开皇七年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捨宅所立普集寺。
道兴坊：仁寿三年《杨妻萧妙瑜志》“遘疾薨于长安之道兴里”。道兴里即道兴坊，隋大兴城坊无此名。有兴道坊，乃朱雀门街街东自北向南。疑“道兴”为“兴道”之误倒。
三、里
深柜
检索隋志，得长安县所辖城郊里名凡十一：
司台里：开皇六年《刘侠志》“卜葬于长安高阳原司台里”。该墓志二〇〇四年三月出土于长安县郭杜镇康都村西北大学新校区，由此可以确定司台里之具体方位。
新车上牌程序延侏里：开皇九年《皇甫忍志》“窆于长安县布政乡延侏里”。该志二〇〇五年六月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由出土位置推之，延侏里当在司台里之北。
阿城里：开皇十六年《何雄志》“（葬）在雍州长安县龙门乡阿城里”。该志二〇〇五年五月初出土于西安市长安郭杜镇杨村。由出土位置推之，阿城里当与延侏里、司台里相比邻，龙门乡当与布政乡比邻。
雅正里：开皇十七年《萧绍志》“终于长安县雅正里宅”，《孔观暨妻王氏志》“因居京兆，属长安县淳化乡雅正里”。可知隋雅正里属淳化乡。
仁训里：开皇十九年《杨钦志》“薨于长安县醴成乡仁训里”。据前文“醴成乡”条知该乡约在今西安市土门杈杨村一带。
恰恩里：仁寿元年《杨士贵志》“长安县醴成乡恰恩里住居德坊民故杨士贵铭记”。该志于西安市西郊土门杈杨村出土。
通明里：大业元年《李景亮志》“卒于通明里第”。隋唐两京坊里无“通明里”之名，唯《长安志》卷六“宫室”记唐西宫“西面二门，南曰通明门”，與隋“通明里”应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