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村学生跳河（我曾3次跳河自杀）
我疯狂地捶打自己，用衣架把自己勒到窒息，似乎只有这样能让我不再想。我不喜欢与人诉苦，也不喜欢说自己的这些症状，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抑郁症。我觉得那是耻辱，我的人生已经够失败了，我不想更加的耻辱。
用手抹了眼角，我“倒带”了一个学期多的高中生活，似乎没啥值得留恋的。哪怕是我最喜欢的语文，第一篇作文就被老师挂了“不准在网上抄”的评语。想罢，我去宿舍包好零碎回了外公家，外公和外婆把我一顿数落，但我无动于衷，他们便不再言语。
自打记事起，父母无时无刻不在闹离婚。小时候，每当外出务工的父亲归家，团圆晚饭吃完，外公就历数我的顽劣事迹，父亲少不得一顿铺天盖地的教训，最后我以眼泪收尾，但哭也是碍眼的。“哭什么哭，给我把眼泪擦了！”父亲兜头浇下。语文老师要我写《我的好父亲》，我写着写着，泪就一滴一滴落在本子上，在方格纸上一格一格洇开……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不就是贪玩了一些？
几天后，工地上的父亲打来1000元，我该走了。自此，我开始了“最穷无非讨饭，不死终会
出头”的浪荡日子。50块一张去成都的汽车票，那天阳光很好，2小时车程，一路上我尽在想：家里再也束缚不了我了。他们每次都说，我这样的人出去上班，只会睡天桥。我心想，我偏要证明给你们看并非如此。
高中辍学，没有一技之长，想在成都立足，就只能顶着烈日漫无目的地逛，看到贴着招聘海报的店铺，我们便进去问一问。运气很好，不多时，我们便有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月薪2500加300全勤，老板让我次日9点来上工，我满口答应，但发小却一言未发。
回家路上，我买了凉拌素菜庆祝，和老干妈一起下饭。发小还是闷闷的，吃完洗完几只碗盘，我才开口问他：“你咋回事啊，不是一起工作么，看不起服务员？”
“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儿呢，这不好事么？你回去好好读书，我混出名堂后，以后我罩着你。”我大度地说道，也庆幸发小以后能比我混得更好。
开封铁通第一天上班，我起了个大早，8点半便到了店门口。兴许是太早了，店还没开门，我看着红招牌“兔辣辣干锅”，在几束阳光下粼粼亮着充满活力，路边的人忙忙碌碌，我忽然觉得未来充满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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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来分钟后，同事们陆续到了，一名瘦瘦的男子来开门，在连片的招呼声中，我得知他就是“主管”。进去后，我先被安排到吧台洗杯子，之后到二楼跟着打暑假工的一个，她瞥了我一眼，讲了些注意事项，再带着我去顶楼帮着后厨摘菜、洗碗。我从小帮着家里做事，做这些很是得心应手。
一切暂时忙活完了，这时一个文着大花臂、头发带些酒红的小青年从门口慢悠悠地走进来，同事喊：“你又迟到了，李祺！”
“睡过头了，闹钟今早没响。”那人痞里痞气，捡了个碗自顾自地吃早饭去了。
“这人可真滑头。”我嘀咕。
后来听同事说，这个李祺在哪里上班都一个样，是个老油条，不过嘴巴甜。看着他那一身行头，我虽然心里嘀咕，但依然想要接近他。遭受过校园暴力的我，觉得像他这种在父母口中“不三不四的朋友”能给初入社会的我带来安全感，不被人欺负。
但现实打了我一巴掌。
服务员朝九晚九，一站一整天，到饭点儿更是脚不沾地。虽说晚上9点打烊，但总有那么几桌客人喝酒吹牛到凌晨，我们就得在一边守着。你说苦嘛？苦，但我很清楚自己当时并没有挑剔工作的权利。半个月以后，我和同事们熟悉起来。李祺就带着我去后厨偷吃，店里没人时和我分喝饮料。我知道不对，但在李祺老练的“没事，放心吧”中，我沉沦了。下班后，我俩会一起去网吧、酒吧，深夜骑着共享单车在成都街头闲逛，去看之前我从未见过的新奇。
我拿第一个月工资时，老板把李祺单独叫了过去，我心想，难道是偷吃被发现了？过了一会儿，李祺回来了，他说自己被开除了，很是不屑地与我骂：“这个X老板一直说我偷吃，其他人不一样偷吃么？就逮着我说，还说我家里面肯定也不干净，父母教给我的；说我是垃圾，我看他才是垃圾！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嘛，了不起是的？”
听完李祺的怨愤，我觉得这老板颇不当人，就算他偷吃，有必要连坐家人吗？，我那时无法确定李祺是否夸大其词，着了几次道以后，我才知道他说谎只是家常便饭，而那时，我脑子一抽便冲去老板那儿：“我也不干了，你什么老板，为什么只说他偷吃，其他人偷吃你没看见么？”
秦昊伊能静怎么好上的“你这样急辞，还没上到1个月，可是没有工资的。”老板轻描淡写地回我。
我顿了顿：“没有便没有！”说罢，头也不回地跟上李祺，陪他去宿舍收拾行李，洒脱地拎包走人。
就这样，辍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我把老板炒了鱿鱼。
李祺拿了2000多块的工资，我俩挥霍了几天，网吧、火锅，好吃的好玩的，很快便捉襟见肘。我在网吧同他商议再去份工作，李祺盯着游戏很快决定：“去那个‘嘎嘎鸭脑壳’，我看他们工资还不错。”表示笑的成语
入职“嘎嘎鸭脑壳”后，一切重蹈覆辙，传菜员上错了菜，扣到我身上。上班时间不好发作，我忍到下班回到宿舍，我、李祺，和新认的“小兄弟”陈滔，与那个传菜的同事大吵。对方“问候”了我母亲，虽然我与家里关系差劲，但不代表要接受这样的辱骂，骂架一下升级为斗殴。
“我他妈让你嘴欠。”我拳头招呼上，不等他回手，李祺和陈滔便扑了上来。双拳难敌四手，很快，嘴臭同事嚣张不起来了。
“你再嘴臭，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吐了一滩口水，我们仨离开了宿舍。
少年意气风发，江湖何处不为家。2023年10月，我们在成都大街小巷的网吧流浪，饿了吃桶泡面、困了抽上一根烟，搭把椅子放脚，便能沉沉睡去，过一天算一天。再次击醒我们的还是“余额不足”，3个人凑不出一张红大钞时，我们无奈浏览起了“58同城”的招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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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薪招聘，月工资保底8000，工作轻松，坐着上班，女生多，这工作巴适啊！”李祺点到一处。
窝了一天多，我们终于摇摇晃晃地到了工厂门口。秋末的苏州比成都更冷，我还穿着短袖，口袋空空，家里要钱又实在拉不下脸面，李祺和陈滔也是。中介站在门口给我们讲了一通规矩，之后领着我们去宿舍，“老破旧”，12个人挤一间，墙皮直掉，马桶结着尿垢，“日内瓦战俘住的也不过如此吧？”可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大半个月后，我们被开除了，因为和厂里的人打架。中介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这样好驯服的劳力，他可舍不得丢弃，于是把我们带去在杭州的一个工厂。这次工资到手了，我赶
忙给自己买了一件便宜衣服，一个便宜手机，同时也暗自盘算要离开李祺，那时他已经可以视监控如无物，“光明正大”地从超市带回上百元的吃食，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虽然我依然渴望安全感，但偷东西我做不出来，分清对错，是我人生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