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语言的灵魂。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语言的灵魂。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语言的灵魂。
王珞丹与李光洁的浩翰论著及气势磅礴的诗作，无不展示出一个立意高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写作过程中，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成为他的思想的最好载体，使得形式和内容完美融合，相得益彰；而且由于其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对当时正从草创走向成熟的现代汉语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故而对语言特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的思想，也对如何扫除时下文坛存在的“文字游戏”等诸多不良甚至恶俗的语言现象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言简意丰，继承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
说到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气势恢宏的诗词作品。但事实上，无论是诗词创作还是政论文的写作，都堪称语言大师，其文字功夫少有人望其项背。以至有人说，在打仗时是“用兵真如神”，而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则是“用字真如神”，
真正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这应该归功于自少年时开始积累的古文功底。八岁时被父亲送进私塾，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少年时的虽然相当叛逆，但博览书，钻研文学、历史和哲学，所以精通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深研历史，尤其是中国几千年辉煌的文明史；谙熟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而且对自然科学和佛学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应该说，是在厚重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他吸取了中国古代汉语言约意丰、强调语法规范、重表现力的特点，并注重实用性，最终形成了言之有物，白话地道，表达清晰，说理透彻，文质彬彬的语言特。
范冰冰苹果被删这对正在成长中的现代汉语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即已体现出驾驭现代语言的才能。而此时，虽然五四运动已过去一段时期，现代汉语仍处于过渡和转型阶段，不仅文法、句式尚不成熟、规范，也没有多少被公认的典范的现代文可作楷模。现代汉语写作的书面语言不可能凭空产生。如何吸琼纳玉，取之众长，创造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成为一代新文人的历史使命。人们将古代文言及《三言》、《红楼梦》以来的古白话文，人民众生活中的语言，欧美诸国语言视作吸取营养的主要来源。但一部分文人
学者，包括一些文章大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文言痕迹，谴词造句中存留着过重的旧书卷气。另一部分文人则由于长期受西方语言熏染，也由于专业领域的原因，出现较为严重的欧化倾向。的语言则避免了上述两种倾向，从20年代起便做到了规范纯正、畅达明快，少有文言印记及欧化倾向，成为同代文人中使用自然流畅的现代汉语的极少数。无论是作为文艺性论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哲学论著《实践论》、《矛盾论》，都是现代汉语的典范之作。
可以作为语言范例的文句在的著作里俯拾皆是。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在论述小资产阶级时，说，他们“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重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2〕。描摹人物，可谓穷形尽相。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这样形容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3〕再如，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形容中国革命的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4〕。这类脍炙人口的语句，早已为几代人耳熟能详。
这些语言不仅合乎语法规范，准确简明地把意思表达出来，而且极富表现力。对来说，符合语言的基本要求并不难，但简陋的词句、刻板的文法和章法，只会平淡寡味，对读者毫无吸引力。所以，写文章不仅要追求语言的简明规范和通畅，话要说得明明白白，而且力求富有表现力，力求鲜明的个性和魅力。他自己的写作实践是这种语言追求的最好诠释。
不仅继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推陈出新，表现出化平凡为神奇的语言才能。他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小脚女人”等等。经过点石成金的引用、化用，许多古代词语、民间
熟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二、文以载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20世纪的语言哲学告诉我们，语言不仅映射现实，还塑造现实、塑造社会，塑造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它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人类依靠语言建立秩序，借助语言定义世界与自我，根据语言展开我们最重要的行为。这一观点为我们所揭示出的语言的本体意义，修正了我们对于语言的浅薄认识。
并没有学过语言哲学，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于是他不仅身体力行，在大量论著里展示具体的语言理想和要求，而且决心改造语言，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发起了整顿文风的“反对党八股”运动，迫切地要求全党改进文风与语言，将文以载道的优良文化传统继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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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5〕，“从历史上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6〕。“洋”即不是“土”，不是本土固有的东西，因而它不是一种“旧”，而是一种“新”，是一种“新八股”。这种东西之所以会成为“八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既“洋”且“新”的本性所决定的。“新”说明它尚未成熟，“洋”则意味着它还没有完成“中国化”与
“化中国”的过程。外来的现代意念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概念化的阶段，像一个尚未附体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向往它、认同它的人们还停留在照抄照搬、鹦鹉学舌的水平，此时出现党八股是必然的。但存在并非都是合理的。党八股面目可憎，即使不被它毒害和俘虏，也会被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为它罗列的八大罪状，在“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语言无味，象个瘪三”这类朴素而传神的嘻笑怒骂中，对党八股的切齿之恨溢于言表，从抨击其“到处害人”到“妨害革命”再到“祸国殃民”，想“医治”党八股这个世纪顽症的决心可见一斑。
说：“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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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次运动的结果如何，用平地起风雷的大眼界、大情怀与大勇气来破解“党八股”这个大家早已习焉不察且安之若素的无物之阵，由此可见，作为兼理论家和实践者于一
身的领袖人物，非常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在他看来，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技巧不好有碍丰富内容的表达，但形式最终是为内容服务的。与平淡无味的简陋语言相比，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才是文章的最大弊端。正因如此，倡导并发起的“反对党八股”的运动，邵兵电影既成为唐宋以来崇尚文以载道的古代优良文学传统的继承发扬，又成为对流行一时的党八股的一记猛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三、生活、人民众，是语言的惟一源泉
的语言成为现代汉语的典范，并体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有主观的、客观的，历史的、现实的，众的、个人的多种原因，但究其实质，“向人民众学习语言”、“向生活学习语言”集中地体现了的语言观。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革命领袖人物的平民观的体现，而且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真理。
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出了“三个吸收”：第一，要向人民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始终注意以众生活语言为基础，努力从上述三方面吸收语言营养，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这正是现代汉语的根本和源泉所在。从生活中语言，语言就有了根。
但绝非一个普通文人或文化领袖可比。在其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习之中，他认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8〕所以，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失却自我，充分体现出善于融汇众长的综合能力，吸收众语言而不失却其典雅高致，吸收古典营养却又戒绝文言痕迹和旧书卷书，吸收优秀外国语言却又不流于繁冗拖沓。这是其超乎常人的语言功力所致，也与独立创新的个性相关，是其个性的自然展示。在集农民、学者、政治家、诗人的秉性于一体的身上，农民的质朴和率真、学者的渊博和儒雅、政治家的胸襟和胆识、诗人的激情和浪漫想象十分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其个性突出的语言特征。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杰出的语言大师往往开辟一代文风，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无疑，便属于这种产生深远影响的语言大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影响还主要限于党内和军队；而从40年代开始，随着他的历史地位的确立和党的力量逐步左右全国，的文章也逐步广泛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在建国之后，更为几代人耳熟能详。虽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促进了其文章的影响力，但我们必须看到，直至今日，的语言所产生的影响仍是一种巨大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他的文章在现代汉语写作中
的地位，对现代汉语发展的意义，他的品格、文采和魅力，对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仍具有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