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⑴——沈从文
(一)
沈从文,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一个不小心闯荡了到大城市。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不得不凭藉手中的笔与城里的教授、博士们分享一杯生活的羹,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的他不舍昼夜地奋笔疾书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其情态使人深深体味到人生的艰难与悲凉。后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三十的他才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了一名教授低年纪文学课的讲师,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
又何曾想到,在这所江南学府,他会卷入一场令他一生不得安宁的师生恋?
关于他与张兆和的恋情,有关传记都很少介绍,如王保生著的《沈从文评传》和美国人金介甫著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均是一笔带过,让我们深感遗憾。好在《从文家书》弥补了这一缺憾。
由沈虎雏编选、张兆和审核的《从文家书》包括信件和日记,共分八辑:《劫余情书·日记》
、《湘行书简》、《飘零书简》、《霁清轩书简》、《呓语狂言》、《川行书简》、《南行通信》、《跛者通信》。
(二)
在中国公学,张兆和不一定是“校花”,但至少是个“回头率”极高的美丽女孩。我曾看到一幅摄于1935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张兆和的确是经典美女: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⑵
张兆和的美丽和高雅气质大概让沈从文一见钟情,使这个潦倒的书生开始了漫长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时,张兆和对他竟是毫无感觉。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还是个孩子的张兆和却不到适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照例不复。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
沈从文曾与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谈过一次,试图从王处探问一下张兆和对这件事的态度,并希望王能够玉成其事。但王华莲的话很让沈从文失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太阳的后裔图片
张兆和,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
在王华莲面前,每讲到动情或失望处,沈从文都会像孩子般地伤心痛哭。然而,这些非但没能打动张兆和,甚至连王华莲这位信使亦未生恻隐之心。也许,在王华莲看来,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没法与清丽脱俗的的张兆和相匹配,所以,她不但不帮助沈从文,相反,还说了一些不利于沈从文的话。
当沈从文将此事告诉胡适时,这位出的“爱情大使”慨然表示要帮助沈从文解决难题,并认为如果自己出面,事情应该不会太难。然而,胡校长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校长的客厅。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再唠叨”了,只是“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⑶言外之意,乃是怪责张兆和不积极帮助沈从文这位天才。在随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胡适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⑷看来,胡校长的爱情观真是大大落后于形势了——张兆和不接受沈从文的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又何曾有“拒人自喜”的心理?再说,你胡校长看上的男人,难道她张兆和也非得看上?这是什么逻辑呢?
沈从文的信并不是一味铺张浓烈感情,他只是娓娓道来,像是与张兆和讲道理。但从平淡的文字中,读者分明感觉到那种“舍你其谁”的韧劲。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
“‘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我国消防日海上繁花结局是什么“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iPhone14系列ProMax产量最高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⑸
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貌似平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沈从文对张兆和那种已浓烈到无法稀释的爱情。按照张兆和的说法,当时的沈从文软硬兼施,非逼迫她就范不可。硬的时候,沈从文甚至恐吓她,比如扬言自杀;软的时候,沈从文表示,即使遭到拒绝,也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会重新站立起来,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然而,语气中对张兆和没有丝毫的放松。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⑹张兆和有所不知,大凡热恋中的男人都是小孩子,更何况是痴情汉子沈从文呢?
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是谁个安排了
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⑺看得出来,她的“动摇”几乎完全出自同情。然而,同情也是爱情。沈从文这个“顽固”的年轻作家,硬是凭着一股韧劲,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将张兆和追到了手。
有关沈、张的爱情,还有一个故事被传为佳话:沈从文曾跟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等父亲同意了自己的婚事后,张兆和即拍电报给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⑻
(三)
从《湘行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小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幸福甜蜜,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让人称羡不已。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⑼……
这期间,沈、张二人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甜酒。然而,曾几何时,这杯甜酒竟变了味,变成了一杯苦涩的酒。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几年中,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考验。
北京失陷后,沈从文与几位知识分子化装南逃,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为什么张兆和不随沈从文离开北京?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沈从文带家属一块逃走吗?还是因为张兆和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沈从文一起走?张兆和在信中一再申述自己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在《飘零书简》中看得出,二人已经在感情上出现了某些裂痕。
沈从文平素不善理财,又在收藏古董、文物上花了不少钱,因而没什么积蓄,一旦战争爆发,生活便紧张起来。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生活很困难;沈从文在西南一样拮拘,经常向朋友借钱。于是,类似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就成了张兆和写信的主题之一。她总在信中指责沈从文,说他过去生活太奢侈,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弄得现在的生活十分紧张⑽。
沈从文则不同。他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似乎不怎么关心,仍旧沉迷在感情之中——对张兆和
的思念、怀疑、惶恐、焦虑,各种感情交织一起。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⑾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⑿;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节水小窍门看来,虽然张兆和为沈从文的真情所感动,嫁给了他,但并不是特别爱他,或者说,感情中较少有爱的激情,主要是相处日久而产生的亲情,而沈从文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的亲情。在潜意识中,沈从文也许有某种自卑心理:从外表、气质以及出身来看,张兆和无疑都要远远强于他这个“乡下人”,而这种自卑心理又导致他在感情上的惶惑、疑虑。
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前,两人感情的不和谐音符想必已经出现。在名动一时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沈从文也是常客之一。当与张兆和在感情上发生纠纷时,沈从文爱向林徽因倾诉他心中的苦恼。⒀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也许令张兆和感到失望,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
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⒁。
凭目前占有的资料,我无从了解,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怀疑是否有一定的根据。不管如何,两人在感情上的投入不成比例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人生就是如此。人们常说“强扭的瓜不甜”,爱既失衡,即使结婚了,也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生活。据分析,沈、张二人除了婚后短暂几年的和谐生活外,恐怕在大部分时间里,感情生活都是不很理想的。
当然,并不是说张兆和做错了什么。讨论爱与不爱,讨论投入感情的多与寡,是毫无意义的话题。婚姻生活是复杂的,看来很衬的一双,实际上也许过得很不如意,而当两个感情投入比例严重失调的人绑在一起生活时,其质量就更值得怀疑了。
张兆和写于1995年8月的《后记》更是二人感情不和谐的有力证据: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⒂
演员曹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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