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变局、全球治理
与中国对外战略
林利民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造成的政治与战略后果十分严重，这场疫情不仅给世界各国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心理创伤，还引起了大国格局与大国关系的变化。面对当前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未来全球治理不能片面依赖美欧等西方大国，而应该立足于更具广泛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让G20成员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进一步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G20等多边平台，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大国角。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国际格局；G20
【DOI】10.19422/jki.ddsj.2021.02.006
新冠肺炎疫情何时终结依然是未知数，但它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国际格局、大国关系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前景的影响日益显现。从大国博弈及全球治理的视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助于我们认清此次百年未有之大流疫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
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
近代以来的大规模战争尤其是20世纪发生的两场世界大战，都成为大国力量对比、大国格局及大国关系重新洗牌的加速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德意志帝国败降，沙俄、奥匈及奥斯曼三大帝国解体，美国经济总量则因一战而提前6年（在1919年）超过欧洲的总和；[1]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德、日、意战败投降，英国和法国遭到严重削弱，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虽然不动炮、不见硝烟，但其波及范围更广，几乎是全球卷入，没有国家幸免，其所造成的人员、财富损失及其对人们心理的冲击十分严重。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及全球“战疫”活动，类似于又发生了一场不同形式的“世界大战”——一场并非“人与人”而是“人与病毒”间的新型“世界大战”。
综而论之，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了三大战略性影响。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引起大国力量对比的急速变化。由于世界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与成效差别很大，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受疫情伤害的程度也不同。目前看，西方大国较之中、日等东亚大国受到的影响要严重得多。据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变局、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
凤凰网统计，截至2020年10月25日，西方“七国集团”（G7）中的美、英、法、德、意、加六国总人口占全球比例尚不及十分之一，其新冠肺炎疫情感染者却超3500万例，因新冠肺炎疫情致死者近74万例，超过全球感染者总数和全球致死总
数的三分之一。[2]中、日等东亚大国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及死亡人数相比之下少很多。在经济层面，西方大国因受疫情影响，按季度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
普遍出现创纪录的两位数负增长。2020年入秋以来，西方大国又出现疫情严重反弹，新一波疫情的严重性难以预料。总之，在后疫情时代，大国力量对比将出现明显不利于西方大国的新变化。
第二，大国格局将加快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超”一度称雄世界，国际格局转变为“两极”格局。冷战结束后，美国谋求“单极”霸权，中、俄等国则努力推进多极化，单极与多极曾激烈博弈。
自2010年中国上升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国际格局出现了新态势。[3]近年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中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的3倍，远高于当年苏联与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经济总量比值。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中国也有一定负面影响，但中国率先阻遏疫情肆虐并将成为2020年度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国综合实力增速优势还将继续扩大。中国按汇率计算的GDP 总量追平美国的时间表很可能会早于高盛公司先前预测的2027年，[4]届时世界格局的发展走向将更加明朗。
第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社会的政治观、发展观、国际观、治理观等理念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大国间的“软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就政治观而言，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大国沦为重灾区，不但未能承担起领导全球抗疫的“责任”，反而相互争抢抗疫物资、竞相“甩锅”
、
表1：全球“战疫”与两次世界大战数据比较
资料来源：张继平、胡德坤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647-648页；刘廷华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超9965万例 美国1月份平均每30秒有一人死于新冠》，中国新闻网，2021年1月26日，www.chinanews/gj/2021/01-26/9396873.shtml。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变局、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
以邻为壑，尽显自私本性。西方大国自吹自擂数百年之久的“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民主制及以个人“绝对自由”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文化，更像是一件被戳穿的“皇帝的新衣”，其种种弊病在疫情冲击下暴露无遗。就发展观而言，疫情肆虐及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打击下表现出的脆弱性，促使国际社会深刻反思：美国长期倡导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人类发展的大方向。就国际观和治理观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人类无论国家大小贫富，抑或无论人种与地域，无一不受戕害，这就要求国际社会摒弃西方数百年来所奉行的“弱肉强食”逻辑和“丛林法则”，按照全新的“全球治理”逻辑，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
后疫情时代
呼唤G20领导下的新型全球治理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全球治理是指“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公
共事务的总和”。全球治理的议题极为广泛，从环境生态危机到可持续发展、从防扩散和反跨国犯罪到应对粮食和能源危机、从倡导普遍人权到防治艾滋病及各种恶性传染病流行以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皆可纳入其中。[5]
全球治理的概念源起于西方，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论”等理论，皆包含全球治理的相关理念。冷战结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更是一度围绕全球治理不断唱高调。但是，他们所主张的全球治理并不是要真正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难题，而是强行把西方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以“绝对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等向非西方国家移植，强迫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美国化”，使非西方国家最终沦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附庸，以保持西方大国对国际秩序以及对全世界的永久掌控。换言之，冷战结束后由美欧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未能解决“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以及“由谁治理、为谁治理”等问题，其本质是谋求西方对非西方进行所谓“治理”。正因为如此，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从治理方式到治理成效以及由谁来治理等，都受到广泛批评。[6]
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大国抗疫效果不彰。同时，奉行西方“一人一票”民主制、“绝对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以及实施西方“市场经济”愈彻底的国家，如美、英、法以及东欧的波兰、捷克等国，其疫情就愈严重，这印证了西方倡导的全球治理观及其实践的失败，也是长期自吹自擂、自我美化的西方经济、政治体制及其文化与文明体系的一次失败。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警示国际社会：在全球相互依存加深、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的世界，人类社会必须高举“全球治理”大旗，聚集全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共同应对包括传染性疾病流行在内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同时，也要避免西方大国打着“全球治理”的旗号，贩卖西方民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在“全球治理”的名义下谋求对非西方国家实行政治、经济与文化控制。
当今世界是一个诸多文明文化、民族种族及各种类型国家共存共荣的多元化、多样化世界，各文明、文化及各民族、国家皆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应在承认世界多样性、多元性，承认世界各国、各民族有权依据历史文化传统自由选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变局、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
择其政治、经济体制及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聚集全人类的智慧与能力，满足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需求，共同应对包括新冠肺炎这类恶性传染病流行在内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贫富分化、发展鸿沟、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核扩散及国际恐怖主义肆虐、走私及各类跨国犯罪等直接威胁人类和平、发展与安全的各类问题。为达此目标，国际社会需要调整治理机制，更多依靠新兴的G20承担全球治理的领导责任，而不能再任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控及误导全球治理的目标、内容与方向。
G20成员占世界约70%的人口、80%的贸易总额和90%的经济总量，拥有最广泛的代表性。[7]不仅如此，G20的广泛代表性还在于其20个成员中，除G7成员及欧盟和澳大利亚外，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成
员国属于非西方国家。同时，G20的治理威望还有赖于其直接反映了当前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的新现实。在G20中，除了中美两大国及欧盟外，其他17个国家都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区”拥有影响力，将在治理地区问题时发挥重要作用。[8]中国及中国周边的俄罗斯、印度、韩国与印尼、沙特、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不会无原则地对美欧等西方国家唯命是从。因此，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在G20中发挥作用，将有效保证G20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不会任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更不会蜕变为一部分国家对另一部分国家的“治理”。
后疫情时代的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
历史一再表明，后发大国的崛起，既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也需要一定的历史机遇。美国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就与其成功应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挑战有直接关联。
新冠肺炎疫情在给中国造成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战略机遇。虽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第一季度出现了6.8%的负增长，但是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已经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全年实现2.3%的正增长。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表明，中国完全可以化挑战为机遇，通过战胜疫情满足后疫情时代世界对和谐发展及全球治理的新需求，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进一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与威望。
首先，从大国有形力量对比视角观察，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大国的影响不平衡导致大国力量对比的天平朝美国偏移一样，应对疫情的表现不同也导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西方大国尚未走出两位数经济负增长的阴影，又陷入新一波疫情打击，经济复苏更加困难。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实现正增长。目前态势表明，中国按汇率计价的经济总量不但有望提前赶超美国，并且相对于其他西方大国的经济优势也在进一步拉大。
其次，从大国“软实力”视角观察，中国举全国之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使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大幅提升。疫情暴发后，中国反应迅速，在以下三个方面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巨大贡献。一是充分发挥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依靠以人为本理念、精细的社区管理模式、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医护人员的自我牺牲精神等，做到了一方有难、全国支援。二是14亿中国人民发扬中国数千年崇尚集体主义和邻里相助的优秀文化传统，自觉自律，积极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变局、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
主动配合政府抗疫举措，遵从、维护各种防疫安排。
三是新中国成立70年所积累的巨大产能和实体经
鸡公煲的做法济显示威力，为抗疫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与技术保障，
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的抗疫物资援助。中国成
功遏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向世界昭告了疫情并非不可
吴京谢楠恋情>痞幼视频爆料
战胜，更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享
有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产能优势。这一点，恰
与西方大国面对疫情一筹莫展、任其肆虐以及其制
度与文化的不适应性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从推进全球治理的视角观察，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全球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既警示大使馆领事馆
国际社会需要从全球治理高度共同应对未来各种
全球性问题，也显示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在领导
全球治理中的乏力和缺位。在此次全球抗疫斗争
中，真正发挥引领作用的力量包括世界卫生组织、G20以及中国，而代表西方大国的G7并未发挥应有作用。凡此种种，表明领导未来全球治理的
责任应当历史性地交由G20接棒，而中国将在其
中发挥更大作用。
结  语
20世纪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发表《历史研究》一书，在对西方文明及其劣根性进行系统批判后，盛赞中国“正在探索如何避免西方文明及其工业化模式的缺点”、寻一条“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并走向“和谐”的道路。[9]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极有可能把半个多世纪前汤因比的历史期待变成国际政治现实。为此，中国在后疫情时代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尤其要系统提出符合全人类利益、具有中国特的全球治理主张。二是要立足G20平台，推动G20担当全球治理的排头兵。三是在策略上要注意加强与G20中非西方成员国及东亚成员国的协调，也要注意同德、英、法等与美国有结构性矛盾的欧洲成员国的协调，争取广泛支持。四是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注意斗争策略。在今后一个时期，美国仍将长期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将继续在军事、经贸、科技、发展模式等领域与中国开展激烈博弈，特别是加强与中国的“社会性”博弈，即“软实力”博弈以及在全球治理主导权方面的博弈。中国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妥当运用
斗争策略和方法。五是应坚持“咬住发展不放松”，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争取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有更快、更高层次的增强，以适应中国更积极、更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物质与技术需求
。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苏童）——————————
[1] 保罗·肯尼迪著，劳垅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2] 《全球疫情实时动态》，2021年1月26日，news.ifeng. com/c/special/7uLj4F83Cqm?needpage=1&webkit=1。
[3] 林利民：《从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看未来国际大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2期，第1-8页。
[4] “Special Report: China’s Economy Could Overtake America Within Decade,”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4, 2011, p.5.
平潭旅游[5] 蔡拓、刘贞晔主编：《全球学的构建与全球治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6] 同[5]，第73-83页。
[7] 《二十国集团介绍》，2020年10月23日，baike.so/ doc/7371469-7639195.html。
[8] 关于大国定义，可参考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5页。
[9] 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