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浙江省屿村40年来婚育观念的考察，本文发现，从恪守先婚后育这一传统的规范性观念到先育后婚在观念层面的逐渐“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诸多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并展现出一条“常中有变，变中亦有常”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行动主体根据情势的变化对观念的内部结构适时作出调整，并通过重新生成规范助推部分传统内在精神的复位，看似完全破裂的先婚后育观念实质上以新的结构扎根于村庄的道德世界。推而言之，对于观念的讨论应当基于总体、过程和实质意义展开，而非仅根据某一环节、现象和形式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既需要把握传统在当下的“变异”机理，也需要真正体会变动背后的绵延之流，由此在传统与当下的勾连中理解变与常的意涵。
关键词：先育后婚观念结构仪式转型
Change or Un 鄄change:How Concepts Transform ？A Case Study of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Concepts in Yu Village of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ZHANG Wenjun
清平乐张贵妃结局
Abstrac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in Yu Village of Zhejiang Province over the past 40years finds that the change from the conventional normative concept of “having children after marriage ”to the wide acceptance of 张文军
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
转型的？
*作者：张文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Author ：ZHANG Wenj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
**本研究获国务院参事室重点课题“中国社会变迁跟踪研究”的支持。[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Key Project of Counsello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a ’s Social Changes ”.]
感谢卢晖临老师在本文调研和写作过程中的指导，也感谢《社会》编辑部和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社会2021·2CJS 第41卷基于浙东屿村婚育观念的考察
“having children before marriage”can be explained as a trade鄄off strategy against the one鄄child policy to secure the continuity of family name.When the One Child policy ended，some families in the village once again adhered to the norm of having children after marriage.However，with the skyrocketed cost of marriage involving in luxury weddings and new houses，“having children before marriage”came back in fashion again in the village since2010.Judging from the number of children b
orn before marriage in the village，it seem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aving children after marriage has almost been abandoned.Nevertheless，if one examines the structure of meaning behind the now much expanded engagement ceremony，one can see it essentially redefines the“witness”and“acknowledgement”for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The elaborated engagement ceremony helps coping with the moral crisis of childbirth before marriage.In so doing，people adjust the concept structure to suit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reconstruct the norms so as to carry on the spirit of certain tradition.This reflects the old saying of“changing in constant and constant in changing.”Therefore，the discussion of concept change should not be simply based on
a particular segment，or a phenomenon，or a form.Instead，one needs to look at the
whole landscape，mechanism，and substance of concept change.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grasp the“mutation”mechanism of tradition but also to truly appreciate the continuity behind the change，so as to reach a mor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the present.
Keywords：having children before marriage，concept structure，ritual，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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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2日下午2时30分，在一阵嬉闹之后，新郎终于把新娘风泽从女方家的三层小楼中接到了楼下，后面跟着伴郎团和伴娘团。眼看时间有点紧张，在主事人的招呼下，大家纷纷上车，只剩下一位伴娘还在左顾右盼，朝门口喊：“诺诺，快一点！”这时，一个大约十岁的小男孩拉着一个红的行李箱走了出来，撅着小嘴，脸上还有些不高兴。伴娘拉着他小跑几步上了一辆车。在鞭炮声中，车队缓缓开出了村子。
晚上7点，赤水街道润江酒店，婚礼准时开始。站在司仪旁边的正是那个小男孩。他拿起话筒，朗声说道：“今天我给爸爸、妈妈主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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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下面爆发出一阵掌声和笑声。在现场投放的婚纱照里，这个小男孩也多次出镜。我问坐在身旁的风书记，他说：“这是我侄女的儿子。”1还没等我回话，同桌的一位大哥便抢声道：“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先生孩子后结婚！”大家听到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吴亦凡回归但在整个村庄中，先育后婚并非一开始便是正常现象。正像郑勋告诉笔者的，“在70年代的时候，如果谁家的女儿在结婚2之前怀孕的话，这家人是要被整个赤水笑死的”。3但是，当女儿在1997年出生的时候，郑勋和妻子并没有结婚。当问起为何这样做时，郑勋笑着说：“观念变了，现在大家都这样了。”就当前而言，先育后婚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观念变了”成为笔者向不同对象抛出这一问题时收到的相同答案。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先婚后育一直是被普遍接受的正常流程，且具有极强的规范性。《礼记·昏义》曾有表述：“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正是在婚礼立夫妇之义的基础上，才能够确立父子之亲，进而根据“事父以事君”的原则形构一套基于伦理关系的总体性秩序。虽然礼不下庶人，但这仅仅指的是礼隆、礼陋有所不同，自天子至百姓，婚礼始终是婚姻确立的最重要的仪式（白中林，2012：250）。
作为婚姻达成的必要条件，婚礼直接指向生育的合情合理性。为了防止男女的交接进而生子，只有由婚礼结合而被普遍承认的夫妻所生的孩子才能够得到宗族的普遍认同（陶希圣，1992：36-37）。在此，婚姻的确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完成“事宗庙”和“继后世”的手段（李安宅，2005：42-43）。费孝通（1998：129；2007：35）也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确立双系抚育，它不仅仅是两性之好，更是一场扩展至他者参与的社会性活动，以此对两个人以及家族联姻的正当性进行见证，从而保障指
文章姚笛车震1.屿村原村书记访谈记录（20200112）。本文中所有人名、地点均已进行匿名化处理。
2.此处的“结婚”并非是法律意义上婚姻的达成，而是指举行婚礼和摆酒这一社会性仪式。这一概念的使用来源于村民自身对“结婚”的认知，当笔者问起是否结婚时，屿村村民对结婚的认识皆是“举行婚礼”这一含义。本文中如果不加特殊说明，“结婚”均采用这一定义。
3.郑勋访谈记录（201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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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传宗接代的生育。
长期以来，这种基于伦理的婚育顺序一直具有强烈的道德意涵，并成为道德评判的关键指标。以萧红的“回忆式”（葛浩文，2019：190）小说《呼兰河传》为例，当碾磨的冯歪嘴子和王大在婚前生下孩子后，周围人对二人的评价出现了剧烈反转。原先因为身材高大被称赞“兴家立业的好手”和“膀大腰圆带点福相”的王大，在非婚生育之后被嘲讽为“说话声音这样大，一定不是好东西”和“长的是一身穷骨头穷肉”，而“野老婆”等道德贬低性的评价更是随处可见。不仅如此，两人在婚育上对传统规范的背离很快导致全方位的道德否定，周围人通过“作传作记”的方式“编排”王大的往事进行批判（萧红，2018：194-214）。这正如杨懋春（2001：117-118）在山东台头所发现的，没有正式婚姻的性关系受到道德的禁止，是一种极其损害名誉的行为。当部分人损害到婚育伦理时，社区内部会呈现出强烈的抗拒和排斥，这也反映了婚育伦理本身所蕴含的道德规范的内化程度。
在西方现代思潮传入的背景下，传统的婚育及家庭观念很快受到冲击。清末民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在男女平等的诉求下提出“毁灭家族”（梁启超，1998：81）的主张，认为婚育问题乃“男女之事，但以恂人情之欢好，非以正父子之宗传”（康有为，1998：221）。这一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也有诸多体现，部分青年提出建立“有性、生育而无婚姻”的社会，强调对性关系的去道德化。但总体来
看，这一阶段的主张已经不如先前激进，从“毁家”的要求转向了更为核心的“建立新家庭”，即要求废除宗法制度，追求保障人格平等的恋爱婚姻（赵妍杰，2020：158-199）。作为形式的婚姻和家庭在此时尽管仍得到承认，但父子主轴逐渐转向夫妻主轴，两性之爱开始突显。
在这种新观念的冲击下，传统婚育观念基于礼的道德意义被不断稀释甚至颠覆。需要注意的是，这股家庭革命的大潮大多发生在上海等大城市，乡村地区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缔结婚姻和组建家庭，只不过乡村由于无人代言而处于“失语”的状态（赵妍杰，2020：174-175）。这一点在《金翼》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张芬洲的儿子张茂德结婚时，这位在城里受过教育并且接受了很多新思想的年轻人依然愿意让父亲替他包办婚事（林耀华，2000：41）。多年之后，黄东林的儿子“三哥”在英华书院毕业之后，与接受了同样教育的女学生陈素珍自由恋爱结婚，在婚
礼仪式上，这对新人打破传统，全程侃侃而谈，让整个黄家村都非常诧异（林耀华，2000：97-98）。可见此时的农村，传统的婚育方式仍然在人们的观念系统中占据主流位置。
在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点及面进行的婚姻家庭改革中，革命理想、传统伦理和地方风俗开始混融（丛小平，2009；王颖，2018）。在这种新型的婚育实践中，虽然“婚姻自主”的原则被确认（丛小平，2015），但在给予青年男女自决权的同时，实质上也包含着对前者的收紧和限制（黄宗智，2006；周蕾，2017）。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集体化时期，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决定
权（王跃生，2002），礼俗的变迁相较“运动”的时间更为缓慢（贺萧，2017：180-185）。即使在此后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中后期，当革命的热情逐渐衰退时，传统婚育观念又开始复兴回潮（李秉奎，2015：158-160），保守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再次成为乡村的主流（赫特尔，1988：417）。整体来看，在婚育这类家庭私事上，传统道德规范仍然是乡村社会的基石与底，政治层面的普遍动员并未在根本上动摇家庭与婚育的核心价值和准则（吴重庆，2014：34），婚后孕与婚后育的观念依然牢固，并被相对完整地延续下来。
与上述观点不同，阎云翔（2006：252-261）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家庭的改造是彻底的，村庄中的传统道德让位于国家塑造的社会主义道德，因此，当集体化终结之后，乡村社会出现了道德真空，强调个人权利的消费主义道德观开始渗入并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后，个人主义崛起并被推至高潮，作为直接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岬村，婚前性行为和怀孕已经广泛流行于年轻人之中（阎云翔，2006：81-83）。这一思路与斯通（2011：405-412）对18世纪英国非婚生育率的提升所作之解释有相似之处。在国家与教会对性行为放松控制的背景下，年轻人本身对性行为之道德标准的敬意逐渐降低。与阎云翔侧重国家因素的解释路径不同的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被视作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人生活转型更为关键的因素。在市场经济带来的高流动性下，传统婚育道德观念的影响力日渐淡薄，年轻人对性的沉迷追逐和婚外性行为在村庄之中逐渐蔓延开来，呈现一种脱离常轨的无序状态（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1998：219-231）。在城乡之间的迁移流动下，走出乡土的青年逐渐接受现代观念和文化价值，未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