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拨乱反正：喜迎教育的春天
教育的春天在1976年10月降临：在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的“四人帮”集团被粉碎了！喜讯传来，全校师生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各系、各总支、学生各班以及党政机关各部门纷纷举行庆祝会、座谈会、声讨会，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在上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下，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发动全校师生员工，深入揭批林彪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除了“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的恶劣影响，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校进一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搞好教学科研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节清除影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魔域师傅
一、揭批罪行，清除思想影响
“四人帮”被粉碎后，学院党委立即召开了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传达和学习讨论了四川省委、成都市委的通知精神，并联系实际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初步的揭发批判。随后在全院党员和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了传达学习。
1976年12月至1977年9月，党中央先后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阐明了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意义和党的政策，部署了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学院于1977年1月成立了“揭批查‘四人帮’的清查领导小组”和“清查办公室”，同时也成立了学院大批判组的工作。
学院根据党中央部署，深入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乱民乱军搞分裂的罪行，深入揭批了“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反革命面目及其主要成员的罪恶历史，还对“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特别是他们在教育战线上散步的种种谬论进行了重点批判，同时对与“四人帮”帮派活动有牵连的人进行了认真清查。全院广大师生员工特别是学院大批判组、政教系、马列教研室和党委宣传部写文章，出专栏，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理论上对“四人帮”集团的种种罪行和散布的各类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批判，收到良好的效果。
随着揭批查的不断深入，学院广大师生员工和干部联系自身实际和学校实
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通过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于是，他们都强烈要求纠正的严重左倾错误，肃清“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的消极影响。四人帮粉碎后，强调“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一度阻挠了揭批查斗争的深入进行，既禁锢了人民思想，又延缓了拨乱反正的进程。1977年4月，指出，我们要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时，他明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讲话是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的先导。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主要是彻底揭批和否定“四人帮”炮制的对我国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
革命前17年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77年7-9月多次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和科研战线一样，都是以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的这些讲话，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推动了我校教职工对“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错误思想的批判。1977年11月，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全面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全校师生员工认真学习、充分讨论了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的文章，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去掉了“黑线专政”的沉重包袱。学生也在这次批判学习中不同程度的巩固了专业思想，坚定了“当教师是有前途的”这一信念。
谢安琪 陈奕迅1978年5月10日，由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该文的发表
在我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校党委组织全院教职工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有力的批判了“两个凡是
”，为我校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从1978年开始，学下开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学校党委专门成立了“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筹管理全校落实政策工作，后又成立了“党委落实政策复查小组”，由张雪林、程俊明任正、副组长，和落实政策办公室同志一起组成复查小组，由学院党委直接领导，副院长、党委常委杨朝济主管该项工作。同时还在各系党总支、机关党总支以总支书记为组长成立落实政策复查小组，具体进行这一工作，在组织上和干部配备上为落实政策做好了准备。随后，学校组织干部学习了党中央、省委、市委有关政策文件，特别要求大家深刻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明确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伟大意义。大家认识到，只有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做好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才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正确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我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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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学校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按计划逐步深入开展起来。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程序，学校通过宣传政策和做好干部思想政治工作，艰难地打开了在全校范围内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新局面。为了推动该工作的深入开展，学校先后召开了两次教职工平反昭雪大会，在全校引起了很大振动。此举恢复了那些被落实政策的同
志的名誉，又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了广大众和干部，使他们看到党的落实政策工作是严肃认真的，是卓有成效的。
宫2杨幂因多年政治运动影响，学校遗留问题很多。“落实政策办公室”和“落实政策复查小组”，按人逐个进行了复查，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先后接待了700多人次来访，收到各类申诉信1500多件次，绝大多数均复函本人或面告本人，基本做到了个个有回答，件件有着落，受到广大众拥护。
学校落实政策的具体情况如下：
平反冤假错案，着重在政治上落实，其中以四大运动为重点（文化大革命、反右派斗争、四清运动、反右倾），同时逐步解决各种历史老案和遗留问题。全
校共落实了734人（包括全校教职工和学生）的政策。关于四大运动的冤假错案于1980年全部复查完毕，共有449人被落实政策。其中中的冤假错案156人（省管干部4人，市管干部12人，正副教授22人，讲师51人，助教3人，正副处级6人，科级干部9人，一般干部58人，工人8人，非正式死亡3人）；反右派斗争中属错划右派146人（其中正副教授5人，讲师11人，助教、工人、干部6人，学生122人）；因“中右”和反右斗争受牵连的有130人，外单位的错划右派（当时在我校工作）有7人；反右倾斗争受到批判处理的6人；“四清”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2人，均全部落实了政策。此外，我校还对1888名（66-69届的毕业生）的“学生鉴定”的结论中的不实之词做了改正并发了改正函件。另据统计，
我校清退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非法抄家的118户的财物，补偿折价款11868元；补发中被错停、错扣工资14983元（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3人）。在初期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受到撤职、停职和开除党籍处分的17人和当时随意栽赃整人而制造的所谓某某“翻案集团”、“某某反革命集团”等类的23件冤假错案全部平反并落实政策。我校还对全校当时1415名教职工的人事档案逐个进行了清理，退回和销毁个人检查材料25018件；对全校800多名知识分子的人事档案进行了清理并从218人档案中抽取出1263份“个人交待检查”、“改造计划”、“干部鉴定”“政审”和检举揭发材料等，当众销毁并由各党总支向全校教职工作了通报；对我校重点审查的6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在“四清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2人的有关材料按政策规定作了妥善处理。
关于各种历史老案及遗留问题，我校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的按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和不漏一案、不留尾巴的原则进行了复查，对285人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妥善解决。对于学生的冤假错案，学校也按规定做了妥善处理。
我校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还被成都市委推荐为向中央审干局汇报的五个先进单位之一，受到中央审干局领导好评。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一大批知识分子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极大的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密切了党关系，提高了党的威信；也使知识分子受到一次深刻的党的路线政策的教育，一方面深切感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落实政策对于发展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极端重要性，另一
方面也对过去“左”的影响的危害有了更深的认识。而且，经过复查落实党的政策，广大教职工消除了隔阂，促进了团结，解放了思想，对教学科研又充满了信心。学校的政治生活和学术空气又重新活跃起来了，党内民主生活和众民主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
豆腐怎么做好吃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在讲话中提了“科学就是生产力”的命题，指出“人民教师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同年4月22至5月16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又讲到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采取适当措施鼓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要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要积极地在优秀教师中发展党员。”的讲话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全校广大教职工，他们普遍认为知识分子翻身的时候到了，“臭老九”的帽子也丢掉了，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得到了解放。学院党委根据指示精神，认真进行了学习和研究，要求党政各部门都要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大事来抓。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除他们的各种困难和后顾之忧，学校不仅从政治、思想上关心他们，而且在生活上和工作安排上也给予了适当的统筹解决。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在政治上充分信任。仅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到1984年（落实政策结束时），我校在师生干部中发展了444名党员。另外，学校还选拔了不少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学校相关部门领导职务，推荐了不少高中级知识分子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时也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
主党派工作，定期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征求他们对学院改革和建设的意见，学校有了什么重大决策也都及时向他们通报。我校还热情街道了很多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受到省市统战部门的好评。
第二，在技术职称上大力支持。学校于1978年恢复教师职称工作，至1982年共评聘教师各级职称328人，其中，确定和提升教授3人，副教授32人，讲师293人。1978年前，学校有正副教授23人，占当时教师总数5.7％，讲师90人，占22.5％，到1982年3月，学校有教授16人，副教授34人，占教师总数8.6％，讲师318人，占55.5％，职称结构得到较大改善。
第三，在工作上充分发挥其作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尽可能创造
>微风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