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经济(2021年2月,第35卷第2期)
China Business And Market (February 2021,Vol.35,No.2)
收稿日期:2021-01-10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重点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帝旭为什么虐海市(20JCB003);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项目(JD-YB-2021-005)
作者简介:梁鹏(1978—),男,湖南省长沙市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
论;李丽(1970—),本文通信作者,女,河南省南阳市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吴优(1992—),男,安徽省合肥市人,北京工商大学教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产品期货。
服务业扩大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
——第六届贸易强国高峰论坛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迪丽热巴男朋友
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首先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以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其次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是商品进出口贸易顺差国,却是服务贸易逆差国。与此同时,我国的商品贸易开放度较高,但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度较低。因此,发展服务贸易可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对外经贸形势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
梁
鹏,李
丽,吴
优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市100048)
黄晓明女朋友摘要:“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包括调控机制、法律法规等内外贸易一体化的诸多方面。要真正实现内外贸易一体化,关键在于处理好标准问题。我国要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支撑,进一步强化出口的竞争新优势;以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为根本,进一步扩大进口,促进进口结构优化;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重点,为贸易提质增效创造新的空间,进一步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进程中各地方的自贸区建设各具特,从宏观层面来看,自贸区建设的地区定位各不相同;从中观层面来看,目前的重点主要是推动自贸区成为高端产业和新业态的聚集地,同时对区域整体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完善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形成重要支撑;从微观层面来看,自贸区建设形成了多样化的创新举措,已出现260多个创新案例,且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复制,北京也正在高水平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贸试验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的城镇化、老龄化、信息化、服务化、国际化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第一动力是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
关键词:“双循环”;服务贸易;扩大开放;自贸区建设;贸易强国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21)02-0120-09
doi :10.14089/jki11-3664/f.2021.02.011
引用格式:梁鹏,李丽,吴优.服务业扩大开放与贸易强国建设[J].中国流通经济,2021(2):1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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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然而,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贸易发展形势变得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增多,风险挑战加剧。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探讨“双循环”、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服务业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数字零售等问题,对探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服务贸易新探索助力中国畅通“双循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0年12月26日,北京工商大学举办第六届贸易强国高峰论坛,政产学研各界共同研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服务贸易扩大开放”问题。以下是本次会议专家的主要观点。
一、自贸区建设成效显著,服务业扩大开放进程加快
赵忠秀:我国自贸区建设中的地方特1.当前自贸区建设的发展格局
从2013年第一个自贸区落地上海到最近的这一批,共有21个省级行政区经过6个批次建设了自贸区。目前,中东部区域只有吉林、山西、江西和贵州没有建自贸区,其他中东部地区可以说几乎连成了一大片,对中国主要经济区域基本实现全覆盖。其中上海和浙江又对此进行升级,增加新的片区,也由此肩负更大更新的责任。
从这21个省级行政区的自贸区建设来看,其发展格局的特征可从三个方面来描述:
(1)区位特征。21个省级行政区的区位特征整体呈现出一个梯度,第一二批都是从沿海开始的,第三批则在内陆得到比较大的发展,第四批是以海南作为自贸港建设,接着第五批则是内陆和沿海并重,最新的一批则是北京、安徽和湖南再加上浙江的新片区,这就形成一个梯度开放的格局。从区位来讲,它主要是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并且要构建起东中西协调联动、陆海统筹发展、沿边区域内外对接的全方位、新水平的开放格局。
(2)方案特征。从目前公布的方案来看,可以发现它形成了“5+X”的创新体系。“5”相当于规定动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商事制度改革,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第二是促进投资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内外投资、市场准入的便利化;第三是贸易的便利化发展,包括贸易的新形态,比如北京自贸区重点强调贸易新形态尤其是服务贸易的发展;第四是推动金融创新,比如上海自贸区作为第一个自贸区,其着重点仍然是金融开放;第五是创新驱动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是把自贸区和其他的功能区结合起来,以及和产业、区域等结合,这就是五个标配动作。X基本上是两项,即结合这一区域的特征、结合它所担负的特殊使命。目前主要还是要以制度创新来破解发展的难题,所以“5+X”成为标配。
(3)落地方式。落地就是要深化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然后及时向域外进行推广。上海自贸区初始只有28.78平方公里,后来发展到
120多平方公里。区域不够的话就使用新片区,因此很多省份把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拓展到其他区域,进而形成一个协同区域,如四川、江苏、山东等都在进行这种尝试。截至2020年7月,全国自贸区已经累计形成26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有些创新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例如四川自贸区所发展的“铁路+”多式联运。
2.自贸区建设的差异化比较
黑龙江属于沿边,是东北振兴发展以及对东北亚的重点开放投资高地;辽宁与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已展现出良好的前景;天津顺应京津冀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河北主要是雄安新区建设;北京的方案是“数字经济+服务业”扩大开放,并将两个飞机场的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点;山东是促进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打造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以及海洋经济强省;江苏是“一带一路”交汇点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突破地域限制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安徽对应的是服务“一带一路”;河南是服务“一带一路”和中原地区的枢纽;湖北是光伏产业和芯片产业的高地;浙江形成了全产业链;广东主要是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对内陆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海南是全区域开放连同推进自贸岛建设,2025年将形成最大规模的自贸港;四川顺应内陆与沿海区域西向开放的趋势,不仅成为中国西部开放的一个亮点,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即物流便捷化以后的内陆城市发展开放。
从宏观层面来看,自贸区建设的地区定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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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总的来说,内陆自贸区建设强调的是对国内各区域战略地带的联通作用,承担着中国经济内循环的重要节点并带动中西部沿边地区发展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对接的重任。沿海的自贸区则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其建设重点是承接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无论是通过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作为“一带一路”的排头兵。例如沿边自贸区建设,北至黑龙江,南到广西、云南,通过与周边国家合作协调,并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探索延边经济发展新模式。在新的世界经济、地理演变中,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对于稳定世界经济极其重要,如今东北亚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过去的七年间,中国自贸区建设处于不断升级的过程,现在来看上海第一批的方案已呈现出质的飞跃,这也验证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强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所取得的成果。
从中观层面来看,目前重点推进的主要是自贸区成为高端产业和新业态的聚集地,同时对于区域整体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完善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形成重要的支撑。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八大重点任务,其中第二项就是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建立一种安全体系。我们可以看到,自贸区建设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上海自贸区是以金融创新为重点;北京自贸区是以数字经济建设为重点;浙江自贸区是以石化全产业链建设为核心;山东自贸区以海洋经济为特;陕西自贸区是具有农业特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自贸区是一个高新区,主要发展光电子技术;天津自贸区则发展融资租赁、进口业务。
从微观层面来讲,自贸区建设形成了多样化的创新举措,目前已出现260多个具体创新案例,且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复制。例如郑州、上海、天津等地就是自由化的物流枢纽;成都、重庆则形成了陆上铁路运输枢纽,包括与航空运输以及水运相结合的模式都是很大的创新,突破了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的物流障碍。另外就是推动各类平台和模式的创新,尤其在跨境电商和数字经济方面,例如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潜力更大。同时,自贸区建设还推动不同高端要素跨境流动,包括人才、知识产权、技术、资本等,尤其是在推动金融业开放方面,形
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北京、上海和深圳都已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人民生活水平质量提升,用消费来引领供给,以供给促进消费。可以说自贸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因此要抓紧落实、敢闯敢试,形成有价值的经验,这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自贸区建设差异化背后的共性特征
首先,自贸区建设形成一个制度创新系统的共性。这个制度创新是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的普惠型制度创新,这种普惠型是单边的,是我们主动、持续打造的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是持续性的改善。这种普惠型往往需要政府“放管服”不断落地。其次,它还是助推以培育新兴产业为导向的特惠型制度创新,这种特惠型实际上就是聚焦于区域,而这个区域往往又和其他区域相叠加,最终
形成政策的叠加,从而显示出更大的改革效能和开放效能。虽然这种特惠型通常是在区域内形成这样的特征,不易复制,但某些思想精神还是可以借鉴的。再次,就是以深化区域合作为导向的互惠型制度创新。
此外,自贸区建设的意图指向更近。自贸区建设实际上是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开始的,其背景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需要在国内做压力测试,观察政策调整尤其是开放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体制能否承受。当时对贸易、投资、金融开放等方面都是非常大的挑战,通过在自贸区内试验得到的压力测试效果可以检验开放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随后,我国从过去对于投资准入的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即“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且负面清单越来越短。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压力测试,而且六批自贸区的方案水平一批比一批高,开放维度一批比一批大。
当然,这六批自贸区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一是从21个自贸区来看,仍然存在碎片化、同质化现象。二是空间规模、承载力以及影响力存在局限性。这就需要强化自贸区对二线地区的渗透功能以及作为国内循环的载体功能。三是压力测试功能发挥得还不够,对标国际高标准的规则还有待提高。要继续解放思想、敢闯敢试、进一步发挥自贸区的试验田功能。
*赵忠秀系山东财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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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小军:高水平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贸试验区
2020年9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致辞中指出:“为更好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我们将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这段致辞最终体现为《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20年10月9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北京市的动员部署会上把这两个方案简称为“两区”,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1.综合示范区与自贸试验区概况
2009年,美国政府主导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我国对外开放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直接催生的第一个成果是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二个成果是2015年北京开始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试点。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历经业态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创新升级四个阶段的迭代升级,形成自主的产业开放模式。与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试验园区的自主园区开放模式,一同为我国开辟了一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道路。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
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试点向全国各地推广了120多项首创或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例和实践方案。
自动化专业就业前景北京自贸试验区是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试点取得优异成绩之后的进一步举措,是疫情防控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宣示更大力度开放决心和信心的最重要举措。北京的自贸试验区地理位置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主体区域位于北京五环外,为北京核心功能区疏解和非首都功能疏解发挥作用。二是划分为科技创新片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和高端产业片区。科技创新片区是创新发源地,高端产业片区是承载地,两者之间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商务片区进行连接,形成产业链的协同作用。三是从双枢纽角度考虑,涵盖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四是符合“一核两翼”经济协同发展战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将中央商务区(CBD)划入北京自贸试验区主要因为它是北京乃至中国外向型经济的一面旗帜,可以更好地推动北京外向型经济发展。
自贸试验区在对外开放中具有显著的优势。首先,自贸试验区是自主开放模式,是中央政府自主决定开放的领域、开放的时序和开放的方向,不受外国政府干涉。与之对应的就是协议开放,即通过减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达成的投资和贸易协定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开放,在既有的物理空间承担压力测试的职责和使命,不同于自贸区是两个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经过协议的开放。最后,自由贸易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优化了非自贸试验区的制度环境,使整体得到优化。北京的自贸试验区虽然具备上述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不
足之处:一是自贸试验区区域有限,在很大程度上会扭曲产业要素的配置;二是制度创新的边际效益递减。
2.综合示范区与自贸试验区取得的成果
(1)外资准入更加开放。支持外资投资机构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投资试点;支持外商独资企业申请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开展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符合条件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可申请转为公募基金管理公司。除金融准入进一步放宽外,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教育、文化等重点产业领域也设计了一系列开放政策。例如在文化领域,通州文化旅游区允许外商投资的文艺表演团体进入。
(2)资金进出更加便利。包括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跨国公司本外币合一资金池试点、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设立境内平行基金、率先在全国对外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模式,逐步实现特定区域非金融企业外债项下完全可兑换。其中跨国公司本外币合一资金池试点将有利于市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本集团的资源调配和资金调度。这也是构建双循环格局一个重要的支撑性政策。
(3)人才支持力度加大。执业资格方面,在金融、建筑设计、规划等领域,对具有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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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专业人才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同时在金融等服务领域实行国际执业资格认可;创新创业方面,支持外籍科学家领衔承担政府支持的科技项目,允许外籍人员使用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开办和参股内资公司;生活保障方面,对高端人才给予出入境便利,并为赡家款、子女学费等有关生活方面的购汇汇出提供更多便利。
(4)营商环境更加优化。证照办理方面,探索推行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缩短审批流程,以及创新实施产业链供地和综合用地模式;在监管和服务方面,在特定区域内试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索对新经济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对新技术、新产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5)税收优惠力度更大。支持创业投资,开展公司型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重点领域生产研发类规模以上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时,符合条件的实行“报备即批准”制度,可按规定享受所得税优惠;聚焦特定区域,开展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适当放宽享受税收优惠的技术转让范围和条件,研究实施人才所得税优惠政策;积极研究调整现行进口税收政策,鼓励海外文物回流;航材维修方面,符合规则的航空专业零部件研究单独设立本国子目录,推动两个机场周边的航材维修产业发展。
北京“两区”政策的优惠逐步落实,“两区”的开放政策将助力北京实现由追赶型向引领型转变。同时,北京个别的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优于全国其他省市。
3.综合示范区与自贸试验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北京“两区”未来发展的重点要牢牢抓住四大特开展,即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和区域协同发展,聚焦资金、人才、土地等要素的流动和进出安全。目前北京自贸试验区占地119.68平方公里,更新和新增用地面积约45%。
其次,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数据是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既要保障数据安全,也要保障数据的交易、定价和流通。北京“两区”未来还将建立大数据交易所,将数据经济化,同时进一步促进数据安全有效地跨境流动和数字贸易发展。
最后,强化“三单”管理。“三单”即政策清单、资源清单和产业目标清单。通过政策的突破带动
重大项目的落地,从而形成一批符合首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税源,进而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4.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
一是联动机制问题。包括“两区”和“三平台”(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和高水平金融街论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二是对标不同协议问题。已经签署的协议如何争取在北京率先落实,未签署的协议还可深入挖掘。三是开放模式问题。除现有的开放模式外,是否还有更好的开放模式,例如浙江走出了一条全产业链的开放模式,这种开放模式与“两区”的关系等。通过理论研究来指导实践发
展,可以更好更快地推动北京开放政策优化升级,从而更好地推动贸易强国建设,为贸易强国做出北京贡献。
*蔡小军系北京市商务局服务扩大开放办公室规划政策处处长。
二、“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重构及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
张家敏: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及内外贸易一体化
1.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供应链所受的冲击
(1)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能否被有效控制,若这一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全球供应链就无从谈起。疫情初期,中国深受影响,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甚至全球供应链都受到严重影响,这说明中国对全球影响深远,而全球生产也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当然,疫情带来的教训还包括部分产业不能依赖于外部,例如国防工业、关键部件生产、生物医疗等。
(2)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中美贸易摩擦是一场地缘政治的竞争,将来的关键是生产来源地的问题。过去世界贸易组织(WTO)把最后一个生产环节作为这个地区的出口,中国也是用这个办法把最后一个阶段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搬到越南、泰国、印度等地区。深入来看,我国将会经历一个“腾龙换鸟”的过程。从积极的角度而言,一方面,中国内地将变成整条供应链的管理者,跟美国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中国香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全一致。中国将来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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