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期
（总第56期）满语研究MANCHU STUDIES ɴ1，2013（Generalɴ．56）
收稿日期：2013－05－14
作者简介：李雄飞（1967－），男，山东招远人，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清史、满文文献研究。
李雄飞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摘要：《御制增订清文鉴》是由清高宗弘历敕修，保和殿大学士傅恒领衔修纂的一部满汉合璧释义辞典，
是在康熙敕修《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并增加注音而成。该书旨在普及和规范满文的新词汇，在
满语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以往学术界多以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刻本为其唯一刻本。我们
将北京大学藏《御制增订清文鉴》刻本与新编本以及故宫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藏《御制增订清文鉴》刻本进行对比，厘清各刻本之间的异同，断定《御制增订清文鉴》的刻本不止一种。
关键词：满文古籍
；《御制增订清文鉴》；版本中图分类号：H2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13）01－0037－07
一、《御制增订清文鉴》概况
《御制增订清文鉴》（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是由清高宗弘历敕修，
保和殿大学士傅恒领衔修纂的一部满汉合璧释义辞典。此前，清圣祖玄烨曾敕修过一部
《御制清文鉴》（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这是第一部由皇帝敕修的满文辞书。《御制清文鉴》以明代梅膺祚所编《字汇》为基础订立条目，首列满文词语，
下列满文注解，再下附古书例句。该书在编排体例上取法宋代类书《太平御览》，设部、类两级分类，所
有条目以类相从。全书共20卷，卷首1卷，设36部、280个小类，收录词条约12110条。后附总纲4卷，
按满文十二字头顺序编排。正因为如此，后人在编制书目时，就很“自然”地将这部满文辞书归入子部类书类。同时，该书的功用也相应地发生了某种改变。
满族发源于我国北方偏隅，由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原的汉族地区，因此其语言的词汇量较为贫
乏，远逊于汉语。入主中原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要统治人口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贵为“国文”
、“国语”的满语言文字显然跟不上“形势”了。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满文自明万历二十七
年（1599）创制始，
大学学习委员竞选稿就在不断地创造新词汇，寻求自我发展和完善。为了普及和规范这些新词汇，康熙皇帝于康熙十二年（1673）下令编撰一部权威性的满文辞书，并命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傅达礼（？-1675）主其事。而分类上的改变，使其在使用功能上由一部满文辞书变成了一部满文版的百科全
书。此书后被收入
《四库全书》，归入经部小学类。北京大学图书馆亦如此分类，将其归入“031类书类”，而未将其归入
“419语言文字类”。《御制增订清文鉴》是在《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并增加注音而成。它在类目上增加了
12类，增补新定词汇4700多条，古代非常用词汇1600多条。其修订的重点是用新定的满文词汇，取代了《御制清文鉴》中的汉语音译借词，增加了满文的词汇量。但它删掉了注解下引用的古书例句。此书是清代满语文最为完备、规范和权威的一部辞书，是满语文发展的巅峰之作。但它并未能遏止满语文的迅速衰落。清中期，已经有相当多的满人不懂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了。辛亥革命以后，本来作为文化符号的满语文，背负着“政治附庸”的“罪名”，随着清朝统治的瓦解被“打入冷宫”，倍受冷落。
《御制增订清文鉴》分为正编32卷，补编4卷，另有总纲8卷，补编总纲1卷。关于此书的卷数，各种书目多采取总括著录的方式，即总计为46卷。笔者以为单就此书而言，总括著录的方式似有不妥。因
为正编和补编是满汉合璧，总纲则是纯满文的，从对应关系的角度来说，应以分别著录为好。另外，补编总纲各书目基本都著录为2卷，只有《钦定四库全书》和陶湘所编《清代殿本书目》①（以下简称《陶目》）著录为1卷。翻看原书，正编的总纲8卷为每卷1册，每册独立计叶。而补编总纲虽为两册，但书衣题签并未分卷一、卷二，或卷上、卷下；且两册是连续计叶，故笔者认为著录为1卷是正确的。
说起此书的主要责任者傅恒（约1720－1770），其家族与这两部《清文鉴》有着不解之缘。康熙《御制清文鉴》的主持人为傅达礼。康熙十四年（1675），因经筵讲章不称，傅达礼被罢职，改由马齐（1652－1739）、玛尔汉接任主持，继续修纂《御制清文鉴》。而马齐就是傅恒的伯父。
关于《御制增订清文鉴》的详细情况，国内外已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笔者好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古籍部的春花研究馆员，在她的大作《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中已有详细论述［1］，笔者在此不再多费笔墨。本文着力探究的是该书的版本，准确地说是它刻本的版本。
二、《御制增订清文鉴》的版本
《御制增订清文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满汉合璧辞书，在清代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流传非常之广，有很多版本存世；反过来讲，正是有了如此之多的版本传世，其影响力才会如此之大。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影响巨大，而且是由皇帝敕修，旨在普及和规范满文新词汇的名著巨篇，其文本却多以抄
本传世，刻本只有一个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英殿刻本（以下简称“殿本”），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后编纂的三部最具权威性的满文书目：富丽先生编纂的《世界满文文献目录》②（以下简称《世界目录》）、黄润华、屈六生先生主编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2］（以下简称《全国目录》）和吴元丰先生主编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3］（以下简称《北京总目》），都只著录该书有一个刻本，即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殿本”。难道此书真的只有一个刻本传世吗？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幸藏有一部“殿本”《御制增订清文鉴》。线装，左侧装订。书高28．8厘米，广19．1厘米。全书包括卷首1卷、总纲8卷、正编32卷、补编总纲1卷、补编4卷，共4函49册。另附有《兼写三合汉字十二字头》ilan acangga nikan hergen kamcime araha juwan juwe uju i bithe）、《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i utucin》（《御制清文鉴序》）和《御制增订清文鉴续入新语》（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isirame dosimbuha ice gisunibithe）各1卷1册。白口，无鱼尾，四周双边。版框高22．3厘米，宽18．1厘米。正编版心自上而下分别镌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增订清文鉴）、满文卷次、汉文类名（正面）、汉文叶次、汉文卷次（背面偶刻）。正、补编满
游戏厂商①②民国二十五年（1936）武进陶氏铅印本。
非正式出版物，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印刷发行。《世界目录》中另著录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刻本，
但语焉不详，未注明版刻年代。日本还有一藏本，著录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二十四日御制本”。这是典型的日本式著录语言，即其发明的所谓“序刻本”；而“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殿本《御制增订清文鉴》卷首乾隆御制序的署年。估计此本就是乾隆三十六年殿本。富丽先生大概并未见到这两个藏本原书，而是据其目录照录了其版本。
股票当天买当天可以卖吗汉文相间16行，无直栏。16行分为4组，每组4行。每组首行先用汉文音注满文词条，次为满文词条的满文释文首行；第二行为满文词条；第三行先为汉译满文词条，次为满文释文次行；第四行为满文音注汉译文。《御制增订清文鉴续入新语》的体例与正、补编不同：类名分3行，左、中、右依次为汉文音注、满文词条和汉译文。每行先为粗体大字满文词条，下为小字双行，左为汉译文的满文音注，右为满文词条的汉译文。该本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私藏，每册书衣及书中均钤有“陈寅恪印”阳文朱印。大概是陈先生故去后，是本变为公藏，归属北京大学东语系，每册书中钤有“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图书室”圆形阳文蓝印。后终归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日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未编古籍的编目工作中，笔者经编了一部《御制增订清文鉴》。该书高30．6厘米，广20．1厘米。全书内容包括卷首1卷，总纲8卷，正编32卷，补编总纲1卷，补编4卷，共4函
48册。线装，左侧装订。版框高21．7厘米，宽17．8厘米。首附《兼写三合汉字十二字头》1卷1册。此“新编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殿本”相比，行款版式均同，但版本不同。
首先是内容上的差异。“殿本”多出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御制清文鉴序》（满文）1册和《御制增订清文鉴续入新语》1册；而新编的这个本子无此二册内容。
其次是版刻上的差异。
1．版框尺寸不同。“殿本”版框高22．3厘米，宽18．1厘米；“新编本”版框高21．7厘米，宽17．8厘米。
2．“殿本”汉文字体方正，且略大；“新编本”汉文字体瘦长，且略小。“殿本”的满文字体细而紧凑；“新编本”满文字体则粗而舒展，比“殿本”显得瘦长。“殿本”的满、汉文字体是典型的清中期（乾嘉间）风格，而“新编本”的满、汉文字体则颇具康熙朝遗韵。
3．正编卷一卷端题名中，“殿本”的“订”字在toktobuha右侧下端，“新编本”则在toktobuha右侧中部。“殿本”的“清”字在gisun右侧下端，“新编本”的“清”字在manju右侧。“殿本”的“文”字在buleku 与bithe两词之间的右侧，“新编本”的“文”在gisun与i两词之间的右侧。“殿本”的“鉴”字在bithe与uju两词之间的右侧，“新编本”则在buleku与bithe两词之间的右侧。“殿本”的“卷”字在ujui与debte-lin两词之间的右侧，
“新编本”在bithe与ujui两词之间的右侧。“殿本”的“一”字在debtelin右侧下端，“新编本”在debtelin右侧上端。
4．卷端题名中“鑑”字右肩上一撇一横下的一点，“殿本”作一短横；“新编本”为一小撇。
5．正编卷一正文第一个词abka（天）的下端，“殿本”无标点；而“新编本”有满文用的逗点儿。
6．正编首叶正面最后一个词“蒼天”的“蒼”字的下半部分，“殿本”误作“君”；“新编本”的“蒼”字为正确的“蒼”。
7．版心下背面，“殿本”偶镌细笔划的汉文数字，是该卷的卷次；“新编本”相同位置则几乎每叶都镌有粗笔划的汉文卷次。
8．“殿本”卷一末叶（第二十一叶）背面版心下无字；“新编本”相同位置则镌有“補一”二字，但总叶次仍为“二十一”。
9．“殿本”总纲卷一卷端题名下是满文用的逗点儿，也就是一个点儿；而“新编本”是句点儿，也就是两个点儿。
10．“殿本”总纲各卷版心下正面分别镌“元”（卷一）、“贞”（卷二）、“利”（卷三）、“天”（卷四）、“
周震南2000还是1999太”（卷六）、“亨”（卷七）、“平”（卷八）。卷五版心下未镌字。正面未镌字者，或镌于背面。“新编本”总纲则用八卦名以别卷次：“乾”（卷一）、“坎”（卷二）、“艮”（卷三）、“震”（卷四）、“巽”（卷五）、“离”（卷六）、“坤”（卷七）、“兑”（卷八），而且是镌印在版心下的背面。
凡此等等。通过对比以上二本的差异，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新编本”是一个与“殿本”不同的新版本，从而打破了《御制增订清文鉴》只有一个刻本（即“殿本”）的旧说。
第二，从字体风格来看，“新编本”有康熙遗韵，而“殿本”是典型的乾嘉间风格，因此“新编本”似乎比“殿本”刊刻要早。
第三，如果“其次”的判断无误，那么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殿本”的身份就很值得怀疑了。正编卷一首叶正面“蒼天”的“蒼”字的刻印错误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疑问：堂堂皇家刻书，如何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且在正文首叶如此显眼的地方。另外，从刊刻刀法的熟练、自然和精细程度，以及书籍的装帧来看，也不像是殿刻本，似为翻刻。
建党多少周年第四，“新编本”虽似刊刻较早，但刊刻刀法亦略显生硬，不像是原刻原印，倒像是翻刻。
第五，如果两个版本确实都是翻刻，那么从上述各自的版刻特点来看，应该分属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
也就是说，两个翻刻本的祖本应该是不同的。
第六，从两个版本满、汉文的避讳字来看：正编卷一第十六叶正面“虹霓”的“虹”字，满文音注讳作hūng（乾隆讳）；卷一第一叶背面“黎明”的“黎”字，满文音注讳作lii（乾隆讳）。“殿本”所附《御制增订清文鉴续入新语》之“臣宰类续入新语”中有“校理”一词，“理”字的满文音注讳作lii（乾隆讳）。卷十六第三十叶背面“痈疽”的“痈”字，满文音注yung（嘉庆讳）不讳。卷二十二第二十二叶正面“器用”的“用”字，满文音注yung（嘉庆讳）亦不讳。补编卷四第二十八叶正面“汉燕”的“燕”字，满文音注yan（嘉庆讳）不讳。据此可知，这两个“翻刻本”也应该是乾隆间（1771－1795）所刻。
3月8日妇女节祝福语第七，“新编本”的发现，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殿本”身份的存疑，以及两个版本都为翻刻本的推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御制增订清文鉴》的刻本远不止两个、三个、四个。
其实，早在2009年的4月份，笔者就曾编过一部新版本，与上文所述的“新编本”是同一个版本，但某些叶版印模糊，应该是个后印本。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版本的价值，也就没有去深入研究此书的版本问题。该本共4函32册，缺补编4卷。书高30．9厘米，广21．2厘米。每册书衣无题签。版框高21．7厘米，宽18厘米。
此后，笔者先后查阅了卢秀丽、阎向东先生编著《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4］（以下简称《辽图综录》）、杨丰陌、张本义先生主编《大连市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5］（以
下简称《连图综录》）和黄润华先生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6］（以下简称《国图图录》）三部有书影的满文古籍图录。
《辽图综录》中著录辽图藏有三部“殿本”，两部为47册全，一部为46册，缺补编总纲1卷1册。除了卷首1卷，总纲8卷，正编32卷，补编总纲1卷，补编4卷之外，三部“殿本”均为著录附有《兼写三合汉字十二字头》1卷1册。且著录的一部为毛装，由此笔者对其“殿本”身份也产生了怀疑。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殿本”与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殿本”书影比对，竟然发现二者版本不同。首先是版框尺寸不同：北京大学图书馆“殿本”版框高22．3厘米，宽18．1厘米；辽宁省图书馆“殿本”版框高22．8厘米，宽18厘米。其余正编卷一首叶正面的版刻差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殿本”和“新编本”的差异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辽宁省图书馆“殿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酷肖，但不同版，差别极其细微。其差别如正编卷一首叶正面中间“天文类第一”的“第”字，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竹”字头一撇一横下面的两点儿，就是正常的向右下方的两点儿；而辽宁省图书馆“殿本”是向左下方的两小撇。是为除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两个版本外，发现的《御制增订清文鉴》的第三个刻本。
除了“殿本”外，辽宁省图书馆还藏有两个“长相”酷肖的清刻本。从书影上看，这两个本子几乎一模一样，差别在毫厘之间。如不仔细比对，还以为是同一个版本的先印、后印的关系。经过仔细辨别发现：正编卷一首叶正面“上天”（dergi abka）一词的满文释义中，elbehe一词的起笔明显不同，检索号50040的清刻本起笔是直的，检索号30204的清刻本起笔是有弧度的。看到这里，笔者由衷地佩服卢
秀丽、阎向东老师的“火眼金睛”。这两个清刻本在内容上的差异非常明显：检索号为50040（《辽图综录》第114－115页）的清刻本，全书共49册，内容除了卷首1卷、总纲8卷、正编32卷、补编总纲1卷（《辽图综录》作二卷）、补编4卷外，还附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御制清文鉴序》1卷（满文）、《御制增订清
文鉴续入新语》1卷，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殿本”内容相仿，只是缺了《兼写三合汉字十二字头》1卷1册；且“蒼天”的“蒼”字下半部分亦误作“君”。版框高22．4厘米，宽18厘米。以该本书影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殿本”相比对，似为同版。另一个清刻本共有三部（《辽图综录》第116－117页），均为残本。检索号30204最全，共48册，所附内容多了一个《御制增订清文鉴二次续入新清语》1卷。版框高24．4厘米，宽18．3厘米。是为《御制增订清文鉴》的第四个刻本。通过比对辽宁省图书馆这两个清刻本的书影，似乎有一个疑问：两个版本如此相像，肯定是据同一个底本覆刻而成。既如此，为何两个本子的版框尺寸差距如此之大？而后一个清刻本的正文与上、下边栏之间，并没有扩展空间，故疑该版本的版框尺寸著录有误。
大连市图书馆没有“殿本”；《连图综录》著录有三个清刻本，都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相像。其中，“经102－214”（《连图综录》第82叶）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版本不同，但与辽宁省图书馆“殿本”同版。该本版印斑驳，应该是个后印本。“经102－215”（《连图综录》第81叶）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似同版，而与辽宁省图书馆“殿本”不同版。0722－1（《连图综录》第80叶）的版印极
其模糊，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不同版，似与辽宁省图书馆“殿本”同版，但刷印比“经102－214”更晚。需要说明的是，《连图综录》的书影较之《辽图综录》的书影，清晰度差很多；再加上大连市图书馆三个清刻本有两个是后印本，版印很差，模糊难辨。因此，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与大连市图书馆三个版本的对比或有偏差。
《国图图录》（刻本第29页）著录国图有一“殿本”，46卷，版框高22．3厘米，宽17．8厘米。附书影二幅，左侧为《御制增订清文鉴总纲》（满文）卷一首叶正面；右侧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御制清文鉴序》（满文）的前书衣。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殿本”核对，版本不同。北京大学图书馆“殿本”总纲卷一首叶正面版心下镌“元”字，而国家图书馆“殿本”相同位置无字。又北京大学图书馆“殿本”总纲卷一卷端题名下是满文用的逗点儿，也就是一个点儿；而国家图书馆“殿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相同，是句点儿，也就是上、下两个点儿。但国家图书馆“殿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的版本不同。从刊刻刀法的流畅、自然程度来看，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明显好于国家图书馆“殿本”，而国家图书馆“殿本”应该也是翻刻本。因无辽宁省图书馆“殿本”和大连市图书馆三个清刻本总纲卷端的书影，故无法确定国家图书馆“殿本”与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四个刻本哪一个同版，哪一个不同版。
看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四家馆藏的《御制增订清文鉴》刻本，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
经过对比、分析、归纳，我们可以肯定上文所作的推断是正确的，即以上诸刻本确实分属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两个系统的祖本是不同的。两个系统版刻的不同，上文已经详列10条；而区别两个系统最简单直观的方法，就是看正编卷一首叶正面“蒼天”的“蒼”字：刊印正确“蒼”字的是一个系统，也就是前文所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编本”系统，我们姑且称之为“蒼字本”；“蒼”字下半部分误作“君”的是另一个系统，也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谓的“殿本”系统，我们姑且称之为“君字本”。另外，凡是属于后者系统的，都比另一个系统多附有《御制增订清文鉴续入新语》1卷1册。其体例与正编、补编不同，是先列粗黑体满文词条，词条下小字双行，左行为汉译文的满文音注，右行为汉译文。偶有满文注释，但注释无汉译文。全卷共续入13个类目的新语总计41条，分别为：地舆类12条、臣宰类5条、政事类2条、书类7条、征伐类1条、军器类1条、人伦类1条、行走类1条、窃夺类1条、器用类2条、菜殽类2条、饽饽类1条、果品类5条。
笔者又参阅了春花先生著《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书中附有书影，但是太小，且为黑白印刷，难以辨别。不过，通过放大镜可以看出，“蒼”字是正确的写法，由此可知该本属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编本”的系统。春花女士将书影惠寄笔者后，经查版心中刻满文卷次得知，应为卷二十三的第十六叶（布帛部布帛类第三）正、反面，并非笔者欲求之卷端书影。但恰恰是该书影使笔者惊奇地发现：这两个系统的本子，不仅只是版刻上的差异，其内容还有所不同。故宫“殿本”，也就是“蒼字本”系统的本子，正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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