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旭斌
【摘 要】摘 要: 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性思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为整肃这股文艺思潮而形成的理论纲领。《讲话》本身是一个时段性、针对性很强的文艺发展方针。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周扬突破了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意义的既定表述,不断大力提升《讲话》的历史地位。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行,周扬意识到《讲话》精神的局限性,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
西班牙签证查询【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28)004
【总页数】6
【关键词】关键词: 周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马克思主义;
0 引 言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是文艺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自《讲话》发表以来,周扬就不遗余力地宣传、阐释和贯彻《讲话》精神,他由此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周扬的文艺人生与《讲话》有着无法割舍的互动关系:既有虔诚的膜拜,也有清醒的反思。2012年是《讲话》发表70周年,是为文,以飨读者。
1 《讲话》发表的背景及价值
新车需要买什么保险1942年春天,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为主要载体,延安文艺界涌现出大量批评性杂文,掀起一股颇为壮观的批判性思潮。这股思潮发轫于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丁玲的一篇文章。1941年10月23日,她在自己负责的专栏上发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需要杂文》一文。文章号召:“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1]574”第二年春天,越来越多针砭时弊的杂文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出现: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1日,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3月12日,罗烽发表《还是杂文时代》;3月13日、2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连载刊发。这些文章,或联系自身发泄不满情绪,或提倡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或感叹杂文的短剑已
经锈蚀,甚至直接抨击延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除此之外,3月15日,王实味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在《谷雨》第1卷第4期上刊登。这篇文章的措词更为犀利泼辣。王实味写道:“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2]596”
江疏影2分28秒的视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青委的墙报《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也都热烈地加入到了这股批判性思潮中。其中,尤其以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引起的社会效应最大。1941年3月23日,王实味在《矢与的》创刊号上一人发表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另一篇是《零感两则》。在前一篇文章中,王实味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在3月18日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猛烈批评。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则高调指出:“同志,你的骨头有没有毛病?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3]139-140”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顷刻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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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思潮的出现已然超出了整风运动的初衷,也触及了等中共中央领导所能承受的底线。为彻底而系统地纠正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份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文艺工作会议。
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权威地揭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原因。这份党务广播稿指出:“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① 引自《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原文此处似有掉字。,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为了清算这些偏向,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作了报告与结论,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5]78-79”
郑欣宜减肥方法由此可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为了整肃已显露不良偏向的延安文艺界人士。在会议结束时作出的结论自然是为匡正这些不良倾向而提出的理论原则。所以,历史地看,《讲话》本身是延安整风时期文艺界整风的产物。它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其适用的时间和空间是有既定范围的。
《讲话》涉及的文艺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文艺与众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二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从属于政治。关于第一点,就革命政治的向度来说,符合革命内在规律,因为革命的文艺自然要为革命的主力军服务,但就历史演进的向度来看,工农兵文艺的提法当然会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显得不合时宜。关于第二点,就集中力量推进革命事业而言,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文艺自身发展来讲,这种规定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胡乔木所言:“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了。[6]59”
2 周扬对《讲话》的定位和宣扬
《讲话》公开发表后,中共中央立刻通过下发文件的方式对《讲话》正式进行定位。第二天,即1943年10月20日,延安整风时期成立的特别机构中央总学委播发了要求学习《讲话》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7]102”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该文件强调:“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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