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主义以及唯物论实践观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通的契合点。两者间的共性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传播 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签证有效期0068－0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能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发展壮大，并占据社会主流意识，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形式上的契合和精神上的融通，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与当时文化环境相交汇，这对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起了显著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引入和传播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是一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文化的差异性、社会性和符号性使文化传播“势所必然”并成为可能。
（一）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文化环境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人类生活在由文化编织的网当中，并从事着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所以，传播是在文化中进行的，只有把传播研究放在历史和文化中，才具有精确性和说服力。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和一体的。一方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传播的影响。传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值、文化积淀、文化分层、文化变迁和文化写妈妈的小诗 简短“均质化”。传播对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持续而深远的，而且是广泛而普遍的。反过来，文化对传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文化是传播存在的基础，它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人类文化发展
的命脉。传播与文化的互动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传播来实现，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1.国内各种文化思潮混战和对峙。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引入是大规模和空前未有的，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开始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打着“向西方学习”的旗帜，主要是借助外来思想针砭本国顽疾，通盘吸收，不加选择，并没有把西方文化与思想研究进行完整系统的介绍，最终导致了文化选择上三次大论战，从而也形成了国内各种思潮互相矛盾、对立，以及相互激荡碰撞的局面。这些碰撞和论战不仅没有阻止和削弱西方文化的引入和传播，还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文化传播的东北企业“适应”与“融合”，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深入地研究和选择。
直至20世纪20年代，不同的思潮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淘汰，终于形成了一条代表民族新文化方向的主流思潮，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强大思想潮流，通过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正是这种选择和契合的最佳结果。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使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破灭了对西方的幻想。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青年所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世界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真理。再加上苏俄政府主动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作出了一系列对华友好的姿态和举措，令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更加亲近和有好感。
更重要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并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坚实的阶级条件。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也扩大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情况概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过了长期而又艰难的选择过程。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广学会举办的《万国公报》上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1902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以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
最负盛名。孙中山、朱执信等也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过介绍。这种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彩，并且在实践中被还原成了十足的资本主义路线。
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到二百多种，《新青年》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19年6月，戴季陶、沈玄庐在上海创刊了《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阵地，该刊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劳工运动而风行全国，赢得当时社会各界及进步报刊的赞誉。在1920年至1922年间，马恩的基本著作《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论著《过渡时代的经济》《俄罗斯的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如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马克思解说》等，也都有了中文译本。郑爽张恒最新消息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人们真正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并且第一次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所以，“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文化切合点
早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中，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等，都曾在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声势，也有一批拥趸者，但都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国际上许多和中国一样在积极寻革命理论指导的国家，他们并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除了它自身真理强大这一内因，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必然有适宜其生长的文化切合点，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与马克思主义融通的特质，因而能提供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转换的文化土壤。
（一）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社会理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按需分配的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大同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礼记•礼运》中描绘“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社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也刻绘了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世外桃源。北宋的王安石、明清的王夫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有关于平均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论述。中国人对大同世界的期盼，历史悠久，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追求、经济主张。
发展到近代，康有为《大同书》里则提出大同社会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孙中山要求“偏旁部首名称大全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尽管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天壤之别，但其高度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财产公有的要求。可见大同理想作为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产物，与马克思为人们指明的理想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共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民本主义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主张为天下无产阶级谋利益，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一崇高的思想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着旺盛的土壤。《左传》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荀子也主张民为邦本。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这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君以民为基”。尽管这种思想只是民本主义的萌芽，并没有达到人民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高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传统的重民思想反映了古代民众的
意志与愿望，在历史上曾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一定的文化条件。
（三）崇实重实践与实践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对客观事物的重视及其实用性契合了中国崇实重实践的文化根源，孔子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强调行重于知，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东汉的班固在《汉书》里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改革家魏源也提出“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早期的也十分重视实践和实功，提出要“研究实事和真理”，这些崇实的思想品质，使他们能够在面对各种形形的思潮时，能冷静地分析各种主义的利弊，然后做出客观的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务实精神，成为讲究实事求是直接的民族思想来源。在1941年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的阐释，“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就获得了充满生命力的崭新含义，并成为了思
想的精髓，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学风。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四）唯物辩证法与朴素辩证法传统的契合
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尚书•洪范》阐述了“建军100周年是哪年哪月哪日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民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维。《管子》《易传》《韩非子》等均发挥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并将其改造成为唯物论。荀子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唯物论者，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汉代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在《论衡》中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唐代的刘禹锡总结历史上关于“天人之辨”的规律，提出了“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张载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太虚即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则把张载的“气一元”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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