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畔的风月文化
安之
许许多多的人对六朝金粉、秦淮风月有幻想,拜张岱、冒襄、孔尚任等人的书写所赐,我们都以为是传统中国的社交女王,为文士提供灵感与盘缠,为家国奉献节操与传奇,为后人营造谈资与想象。秦淮碧波流荡的是文脉兴衰,旧院名妓背负的是家国大义。以后的每一代文人都在苦苦追寻着秦淮的旧时气息。秦淮风月,就这样由单纯的逸乐之地,被无限地追加历史与文化职能,成为此后文人的想象胜地。事实上,进入民国后,随着现代化的洗礼,曾经以传统士大夫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辉煌的“文化”也一去不返,新文化运动之后赋予女性尊严的同时,‘也把从此视为社会的病态现象。
钓鱼巷·妓风之崩坏
正如书娟自白的那样,关于秦淮河女人的传说,跟南京这座城市一样古老。秦淮河边的风月史源远流长,秦准旧院从前叫大院,系明太祖所设。门楣上有太祖御笔对联,上联是: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下联是: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除了官妓十六楼外,还有不少青楼在姚家巷、东关头、东钓鱼巷、武定桥等。清光绪中叶以后,将妓院改为居制,一院数十人,居于钓鱼巷。这也是《金陵十三钗》中,女学生们说的,“她们都是钓鱼巷的”的来历。这一带的青楼文化,一直发酵到民国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才终止。
民国初立,大刀阔斧。作为新民国的首善之区,禁娼成为南京政府改造秦淮游乐空间,树立新政权权威的政治运作程序之一环,但禁与不禁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所以妓院都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妓寓集中在三处:钓鱼巷,稍高级一点;东关头一带次之;最差的有三条巷子: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生意最好的四家妓院,都在钓鱼巷中。
原本属于风流雅致的狎妓之举,被解构消散,秦淮河这条承载着千年香艳历史的河流,卸下她浓妆艳抹的一面。更直接的变化则是,再也没有那种才子佳人的佳话了。妓风之坏,以汪伪时期为最。
入夜,跨过白鹭桥就有一批带客婆娘前来引路,送进娼家,索取小费。这类地方,没有什么妓院旧俗,而是升阶、入室,看货拍板,当场成交,妓之商品化,已是无可救药的了。先前那种品茶、手谈、游湖的“艺术气氛”,已不见一丝踪影了。
那个年代的资深编辑马国亮游览秦淮河时,亦无法到诗词中的绮丽风月,写下《南京六十小时》,“河面冷寂,虽说是秋凉,但后来我才知道却是另有原因,.就是因政府禁了娼,连河上征歌,也在被禁之列,所以游人大减,便无怪其然了。”婚姻法2021年新规定离婚
官府禁妓,不废歌女。甚至也不是真的禁妓,而是开花捐(即交钱领牌照公开执业),纳者叫官妓。不纳者叫私娼,在取缔之列。
妓业遂废,不少乃一变而为歌女,放弃琵琶,改操皮黄,应运而生的叫戏茶厅。每当华灯初上,歌女们就盛装登场,客人也可以点戏,另收点费。大致一元一折戏,由“打一万子”(专管点戏的头目)收款。同时也代顾客和歌妓之间沟、通信息。歌妓们借戏台打开知名度,省了客人上门问津之劳。
以家人之名结局是什么为捧红歌妓的场,常有十几人同点一折戏的境况出现,顷刻间,她就可收入十数金。当时,异军突起、各树艳帜的大有人在。名牌如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凤、王熙春、丁美玉、王玉蓉、张翠红等,皆一时之选。
除了转档歌女,亦有向舞女转变,或向银幕演员转变。抗战发生,南京撤退,不少歌妓随之西上,她们之中,有的嫁给公职人员,有的改行就业。比如袁世凯的六姨太叶氏,张勋的三姨太小毛子都是出自南京钓鱼巷的,而剩下的则成为被碾落的碎红,化作风尘
血泪。
没有名妓,只有流莺
乌衣巷、桃叶渡曾发生过许多风流韵事,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被秦淮歌女所传唱。李后主宠姬窅娘曾是秦淮河边的舞后。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传唱至今。明清时期秦淮姬中的“前四美人”、“后
四美人”、“金陵十二钗”、“金陵百媚”等,皆是那一段历史中盛开的芳菲奇异的花。民国时期,夫子庙大石坝街艳帜高树,钓鱼巷一带暗娼众多,秦淮画舫上歌伎招摇,六朝金粉之地纸醉金迷,声犬马,人欲横流。
陈西滢曾在夕阳斜照的时光,雇了一个七板子遨游了一回秦淮河,可是他“并没有载回来满船诗情与画意”,他只看见两岸河房与河上花船尽在打麻将,只看见“一船船营养不足的女子,搽了浓脂厚粉,用那败瓦破竹的声音,唱那不成腔调的戏曲”。
1934年朱自清“看见夫子庙前旧口的画舫,那样狼狈的样子,又在老万全酒栈看秦淮河水,差不多全黑了。加上巴掌大,透不出气的所谓秦淮小公园,简直有些厌恶,再别提做什么梦了”。
据新生活运动视察团1936年左右的调查,那时每夜里夫子庙一带,只有三两条游船“在那死水上蠕动,这正像垂死人的脉搏,也还跳动一二下”,歌女也少见了。“有的只是些从乡下来的,下级的雉妓”。
张恨水在上世纪40年代为重庆《新民报》写了一系列关于南京记忆的文章,营造了一个直接继承自明清的“纸上秦准”,可是战后回到南京的他,行走在现实的秦淮河畔,只是“扫兴之至”,这里已经成了“一幢放了烟幕的人肉市场”,“比如抗战前,……虽然她们打扮得还是粉白黛绿,多少还有点书卷气。自然那已不是柳如是、董小宛之辈,可是你以朋友待之,她们绝对尊重你神圣的待遇,依然以朋
友报之。现在呢?公开的,是一幢放了烟幕的人肉市场。我们这批半新斗方名士,谈不上乡党自好者,已是望望然去之了”。
当时的红歌女有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春,并称“秦淮四小名妓”,尚存古时的名妓风采。她们各有门路,并不常在叫戏茶厅露面,寓所亦非登徒子可随意进出。她们对歌唱是本工,对钢琴、舞蹈、游泳各术,都各有所爱,勤加练习,余暇还阅读书报。交往之际,一切尚能应付自如博人欢心。王熙春曾和童芷荃合作演出红楼二尤。张翠红在上海曾和周信芳配戏,又主演过电影。
陈怡红,体格丰腴,妖媚动人,因臀部肥硕,有花名“臀后”。她“香巢”筑在东钓鱼巷,登台则在市府左侧乐茶社,门前常有汽车成列。1934年,曾任湖南行政专员的张某,卸职抵宁,住在安乐酒店,常出入夫子庙听戏,迷上了怡红,每日必去,去必点戏,而且出手阔绰,掷戏资往往超过其他观众甚巨。一两月间,居然在陈怡红身上花了不下两三万,还没做得入幕之宾,已经囊橐近罄,甚至旅馆食宿费都出不起了。
许亚军年轻照片
怡红见张数日未去,下场后问张某的朋友得知他穷得不能出门,大为怆伤!于是陈怡红立即屏绝一切应酬,去安乐酒店访张,张颇自惭恧,闭门谢之,怡红却道:“君事我已尽知,此来为酬君爱,非有他意也。”张某才开了门,怡红见张萧条憔悴之,极力温慰,并谓:“夫子庙为销金窟,非乐土也。”当张某说自己打算去汉口谋事时,怡红当即回答:“如此甚佳,我当助君成行。”不仅出资还清旅馆欠债,
还带他回家留宿数日,以酬其愿。送别之际,更是资助了他一大笔盘缠。此后,时人多以“侠妓”看她。后来怡红嫁给一染织巨商,伉俪颇笃。可惜天妒红颜,陈怡红不幸于1939年身染重症倒毙于南京中华门外尼庵走廊。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此外,还有因为报章舆论而走红的红歌女王玉蓉。她刚入行的时候,年龄尚轻,想学文化,就隐瞒家庭情况,考入八府塘私立京华中学。校长傅况麟是个律师,在南京挂牌开业,学校是兼职。学校事后发现王玉蓉登台卖唱,决定把她开除。因为当时的女生,没有一个身家不清白的。
不料开除以后,竟然引起舆论界新旧交锋,一时轰动南京。旧派以为歌女混入学校有伤风化,害之马不可留。新派认为歌女上学是长进行为,只要她行为端正,一心向学,学校应该保留学籍。争辩结果,学校没收回成命,反而替王玉蓉作了义务大宣传。所幸王从歌女转入舞台,成为剧团正式演员,组班演出,观众颇多,后成为·代“王派”青衣名家。
米拉 乔沃维奇秦淮风月的残照
1942年冬,时为流亡学生的黄裳,路过汪伪政权的“首都”,写下《白门秋柳》一文,为沦陷中的南京妓楼画像。要听清唱,先得在茶楼进门的“皇军”处检验了市民证,然后才能坐下来看戏。虽为听戏而来,“想想这就是秦淮河畔,这些商女和这歌声”,在充满了嘈杂刺耳的管弦歌声的茶楼里,“重复着唐代诗人同样的感情”。在离开南京之前,在白鹭洲看到“儿个穿了短短的红绿棉衣的女孩子,伸着生满
男孩青春期教育了冻疮的小手,突了冻红的小嘴,在唱着一些不成腔调的京戏。从那些颤抖着的生硬的巧腔,勉强的花哨里,似乎可以听见师父响亮的皮鞭子的声音”。
解放后一次调查时,南京一下子查出了130余名“拉皮条”。这些“拉皮条”大多住在密集的秦淮河两边,自己平时兼做一些小买卖,摆个香烟摊,替人擦皮鞋,还有不少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皮条客和这种关系,又叫“搭伙”。
凉皮调料的做法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两个月后的1949年6月,以为首的军管会便对民国首都的业进行了统计调查。调查时,仍有669家大小妓院,妓主(老鸨)、及其从业人员共1368人。
民国之时,城市的沦陷与奴役,并没有重现晚明秦淮名妓铮铮铁骨的事迹,只是塑造了一批批不知亡国恨的歌女,以及身世凄凉的女孩子。经受历史裂变的秦淮不复香艳,倾颓败落成了秦淮风月的残照。
(摘自《东西南北》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