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0031052 09级国际政治学班张璐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学一直占据政治文化思想的主流地位，并一度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就极力扮演维护封建统治和至上君权的意识形态传道者，宣扬臣民的忠君义务观，同时以上承礼法的名义教导臣民恪守阶级本分不得僭越，从而确保了君主的至上地位。可以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一种封建卫道士的姿态出现，即使是像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谈和“施仁政”之谈，在梁启超看来，也只是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言仁政者必言保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权无限也。”当权者越强调自己要重民和施仁政，越说明民众的生死存亡都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
那么，在儒学仍然有一定地位的今天，在“儒学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儒学会不会对人们心中日益壮大的民主自主意识产生不良的消减作用，人们会不会是因为几千年来固守在内心的儒学礼法意识而使民主法治前行艰难，现今流行的“官本位”意识，到底是不是与儒学有关呢？
简单地从儒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孔子作为发源人更多的是一种“仁者爱人”“不耻下问”的学者风范，孟子对君王的劝诫也是心系天下的济世情怀。自董仲舒始，儒学开始作为一种无形的工具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及至发展到后来的宋明理学，儒学甚至于成为“存天理、灭人欲”，承担起管制束缚人们言行思想的礼法工具。后来虽然有李贽、黄宗羲等人的惊世之言，在封建社会也是蚍蜉撼树，仅存思想之价值而无变革
何静的老公郝蕾邓超之功效。而中国现在成为民主法治和谐社会，不是源于内自发展，而是受西方外来民主科学思想大举来袭从而导致部分有为之士的思想觉醒，一步步地撼动摧毁封建统治建立现代民主法治新型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民主的发展不是自己产生，而是儒学的君权至上和官本位思想走到了死胡同，把中国社会也带进了一个死胡同，大家绝地奋争引进外来解放文化从而产生变革新气象。虽不能说“治标不治本”，但私以为，前后两股势力未能连贯统一，前者又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源远流长至今根深蒂固，难免共存于现代国人意识思维之中并产生独属中国人的那种精神特质。
现如今，大家说我们处于民主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强调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怎么解释一下那句理直气壮的“我爸是
李刚”呢？为什么会有某局长大放豪言“领导就得骑马坐矫”，“老百姓想要公平”就是“臭不要脸”呢，如果说仅仅是因为“权”，那么请问谁给了“权”那么高的精神崇拜。网民呼吁：“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我们还要吗？”为什么唯独中国“官本位”的风气会这么严重，儒学想撇清关系，我想很难。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五道杠”的武汉市少先队总队长黄艺博“欣然题字”“亲切合影”等照片的曝光，人们可悲地认为当官的自然而然就是“高人一等”。法律上的等级被摧毁，意识上的等级依然存在。所以才会出现大家一边痛骂贪官一边挤破头都去考公务员的世间奇景吧。
自我自主意识的薄弱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个人崇拜盛行，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时期大字报截图，
2012年哪天入伏剧雪老公上书一行大字：“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下附一行小字：“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祝周总理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多么可笑的祝福，“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民主平等的新政权竞至于斯。虽说现在说来这只是时期错误疯狂的特殊阶段，可是这个特殊阶段从何而来，总起归来，无非是“我们还不适应，皇帝已经不在了。”皇帝不在了我们自己臆造出各种各样的皇帝，这与信仰崇拜无关，这是儒学几千年的灌输带来的惯性，它以礼法和道德的形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综上，儒学不仅对中华民族人格品格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其根深蒂固的君权理论忠君思想和礼法道德思想也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而消失，以一种文化风气的形式存在于现代人的意识形态之中并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完善，公民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肯定意识会逐步增强，民主更健全，法治更完善，到时候相信儒学会因此而增添新内容新内涵，古人能做的我们也可以，而这一任务也就落在了我们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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