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主义（英：Physiocracy；法：Physiocratie）又称重农学派，是18世纪中后期流行于法国的经济学流派之一1。在西方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重农学派的政策主张以及重农主义经济思想具有极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是因为它标志着近代经济学的开端，正是重农主义者们首次发现了经济循环规律并向后来的经济学家提示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这两项贡献直接启发了古典经济学2并为其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方法和思想遗产。然而不能不提的是，重农学派在其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曾大量采用并援引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其中最主要援引的就是道家的无为和自然思想3，这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发生在欧洲的一次中西方文化交汇。然而当今西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们往往不谈这些事实，这或许是因为风行于西方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为了破除这种偏见，当今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们已做出过多方
法国重农学派与道家
胡杨1，贾谋2
（1.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摘 要：重农主义是18世纪中后期流行于法国，与重商主义相对立的经济学流派，它为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作了至关重要的铺垫。重农主义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曾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哲学的影响，这在他们留下的著作中有迹可循，然而当今西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破除当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关键词：重农主义；道家；自然
1 需要注意的是，在17、18世纪，经济学还没有完成学科独立——它倒更像是统称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献给政府的一种“策论”（例如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蒙克莱田的著作《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
鲅怎么读2 有关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可以参见重农学派代表人弗朗索瓦•魁奈和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通信集和斯密的《国富论》。斯密曾在1764至1766年间游历于欧陆，在此期间他与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会晤于巴黎并有过富有成效的交流，其中魁奈与杜尔阁对他的影响最甚。斯密曾表示希望将《国富论》献给魁奈，只不过因为魁奈早亡，此行未果。
3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上海财经大学的谈敏教授就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后修改成专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通过文本考察角度，向我们揭示出历史上确乎留有大量表明重农主义者接触并盛赞道家思想的文献根据。
面的努力。为了进一步深化此类研究，以期“拨乱反正”，接下来本文将从重农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重农主义者是否学了道家、重农主义者怎样学道家和重农主义者为何要学道家这三个方面来简述二者之间的关联。
一、重农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重农主义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它与近代以来的科学和哲学一样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发生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较之先前的文艺复兴运动更具理性主义彩，“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势力对人民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树立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1]正因如此，在17、18世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话语逐步让位于近代的实证和理性，而重农主义便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具有代表性的和成体系的理论。重农主义认为，就像自然科学中存在自然规律一样，人文和社会领域也存在着自然规律，这种规律虽然不能被人为改变但可以被人的理性所认识。这就是说，在重农主义者眼中“社会的自然秩序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重农主义思想则因对自然科学思想的借鉴而受到激励”[2]正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重农主义因此主张在经济政策方面，君主或政府应当服从于“自然的统治”而不能肆意妄为，从词源学角度来看，重农主义（英：Physiocracy）一词就是由词根“自然的（physio）”和“统治（cracy）”二者合成所得，其意不言自明。
事实上，重农主义的上述核心主张与自然神论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涵，二者都或多或少体现出对于西方宗教传统的背离。这在现在看来或许算不上什么，但在18世纪来看却是相当超前并富有争议的。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流派，重农主义在当时主要面临两个对手，分别是（以法国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为代表的）封建政府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对于前者，重农主义要用“自然”（作为规律的自然神）
或自然法来反对纵容君主的任性妄为和昏庸无度的实在法；对于后者，重农主义则用自然和谐理论和具体实证来反对重商主义者的经济学理论和经
济政策主张。
二、重农主义者是否学了道家
（一）学说内容上的相似之处
从二者学说内容上来看，重农主义和道家学说中最为相似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点，用重农主义的话语来说分别是自然秩序、自由放任和循环（或平衡、均衡），对应道家则是道、无为和运动（道之动）。
首先，“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理论根基，重农主义的“自然”指的是一种独立自存而又能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宣称：“这些基本规律绝对不是人类创造的，但又是任何人类政权都必须服从的。”[3]396它们包括“物体的规律”与“道德的规律”，二者共同构成了自然法。魁奈指出：“所有的人，以及一切人类的权力，都必须遵守这个由神所制定的最高规律；这些规律是坚定不移的，不可破坏的，而且一般说来是最优良的，因此可以作为最完善统治的基本规律，可以作为所有实在法的基本规律。”[3]304-305而在道家话语体系中，“自然”就是“道”。例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德经•第二十五
章》）“大道汜兮，其可左右”（《道德经•第三十四章》）。二者均表达了同样的主旨：即存在一种客观和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一规律不为人所变更又支配着人类社会的运行，并且对人来说它还是最好的规律，在它的支配下，人们会各得所需。
其次，“自由放任”是重农主义最主要的政策主张。重农主义之所以这么主张源于他们对自然法的合理性和对自然秩序会导出最好结果的信念，马弗里克1指出：“根据魁奈的看法，正是自然秩序构成了文明状态的基础；现代社会有着自然的形式和框架，如果排除那些人为的起妨碍作用的法规，自然秩序就会随之出现，而合理的‘实在’法规又能够使秩序顺利出现。”[4]17既然自然法对人们“一般来说是最优良的”，那么就无必要人为地在其上添加些什么了。并且，重农主义认为人为对自然规律进行干预也不可能获得其所期望的结果2。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亦能发现与此相似的政策主张：“天之道，损有
荣耀mate81 马弗里克（Lewis A. Maverick）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之一，著有专著：《中国：欧洲的模范》（China A Model For Europe），也是魁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汉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英译本编者。
2 重农主义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针对它的对手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主张一国应当通过优先发展手工业、通过国际贸易入超方能富起来，而若想优先发展手工业便必须政府干预，其干预形式主要为压低工资和谷物价格和设置贸易壁垒。在重农主义来看，重商主义的主张一来是违反自然法（根据自然法，
一国产业发展的顺序应当依次为农业、商业、手工业、国际贸易）造成了普遍的贫困，二来它们的政策也不会成功。
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最后，重农主义还发现了经济运行中的循环规律，这也就是后来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的前身。重农主义者对于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使用了整体的和有机的方法论来看待和分析经济运行，而这一分析方法使他们愈发清楚地认识到人为干预经济运行是一件极其困难乃至于不可能的事——以重商主义为例，干预确实可以使某些行业（如手工业）变得高效，但与此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会打破其他相关行业（如农业）原有的均衡状态，这将反过来引发作为干预预设前提的经济状况（如工资、谷物价格、汇率）的变化最终使得干预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衰落。而这也就是道家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四十章》）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第二十九章》）”在这一层面上，重农主义者实际上是通过分析重商主义干预政策的后果来反证自然统治的客观权威性，最终发现了经济运行的循环规律。
（二）学说史实证
虽说重农主义和道家学说内容上确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是否仅仅是出自偶然呢？事实上，在18世纪欧洲曾兴起过一次“中学西渐”，该时期的欧洲尤其法国人曾一度将中国视为他们效法的对象，并
在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西文介绍和赞颂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文献著作，这些著作足以说明重农学派曾学习了中国文化和政治经验。
在该时期纷繁的著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重农主义者魁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1和杜尔阁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2。之所以选取这二者是因为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始祖，正是他模仿了儒家制度成立了“重农主义经济学家”的学会组织，马克思曾评价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5]15。联 系魁奈对斯密的影响来看，这一评价是公允的；而杜尔
阁则是重农主义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给他的评价是，“在杜尔哥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5]28他的《考察》一书被后世认为是重农主义的扛鼎之作。此外，一个更直接的理由是现今国内外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教材或著作，大都开辟章节来专门介绍这二人，由此足以证明他们在重农学派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若要证明重农学派确实借鉴了道家思想，我们不妨先证明此二人曾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们知道，魁奈是一位“中国通”，其学生曾称呼他为“欧洲的孔子”。他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分为八章，分别介绍了中国的历史起源和国家现状、中国的基本法（包括自然法、经书、科举制度和经济产业等）、中国的实在法、中国的租税制度、中国皇帝的权力、中国的行政制度、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统治上的缺点以及魁奈自己对前述的总结——几乎涉及了有关中国的所有领域（如政治、社会、经济
、法律、伦理、军事等）。在书中魁奈丝毫不吝惜褒扬之词（尤其是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政治制度和税制），并着重分析和评价了中国崇尚的“天”或“道”，在他看来这就是“自然法”。魁奈指出了这种服从自然法制定实在法的合理和先进之处并分析了效法自然的中国制度在欧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不仅如此，他还模仿周公“制礼作乐”。在他的建议下，路易十五曾在春耕之际模仿和举行了中国的“籍田礼”。由此看来，重农主义的鼻祖魁奈确实是真心敬仰并且实际学习和效法过中国文化的。
相比于魁奈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源自于翻译过来的中国著作及当时来华传教士所做的报告3，杜尔阁与中国的渊源则比魁奈更深。除了上述途径，他对中国的了解还源自于当时留学法国的两个中国青年：高类思（Louis kao）和杨德望（Etienne Yang）4。相比魁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杜尔阁的《考察》一书在某些方面分析地更为细致和具体，他“先后论述了各种耕作方法的变迁、交换和货币的性质以及资本的运用方法等等，从而创立了所谓‘单一地租税’的理论。”[6]然而我们不能忽视
1 这里的“专制”绝非贬义，而是指中国“合法的开明的专制政治”。为了避免引起误解，谈敏教授将此书中译本的书名改译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参见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
2 :1.
2 后简称《考察》。
3 据经济学说史家考证，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新图志》，此书为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诺•马尼蒂尼（Martino Martini）（汉名：卫匡国）所著，于1655年在荷兰出版，是一本全方位介绍中国地理的珍贵著作。
4 此二人经清政府批准于1751年赴法学习神学和逻辑学，并于1763年修毕神学课程等候回国。杜尔阁知晓此事认为这是学习中国文化的绝好机会，于是说服路易十五的大臣贝尔坦以政府的名义邀请二人续留法国一年，以期促进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参见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73-75.
的是，杜尔阁写作《考察》一书之初衷正是为了将此书赠予高、杨两位中国学生。在另一本与之密切关联的著作《中国问题集》中，杜尔阁试图通过中国的实例来为《考察》一书作例证，以期为重农主义政策主张的合理性寻辩护和根据，其“热心中国事物的态度，堪与魁奈齐名而另具特”[7]79。因而，从魁奈和杜尔阁这两位重农主义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的事例来看，这足以说明重农主义者确实曾经接触过并学习和效仿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三、重农主义者怎样学道家
纵观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时期，西方诞生出一批关于中国的著作，它们虽然数量众多且论述主题庞杂，但其文献基础却几乎全都来自曾赴华实地考察过的耶稣会士们的口述、译著和著作。在这些译著
中，以《论语》、《周易》、《尚书》等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最受重视，其中当属《论语》一书流传最广，而道家的经典著作并没有受到如儒家那般的礼遇。虽然现已很难考证魁奈和杜尔阁等重农主义者们是否是以直接接触道家文献的方式来学习和效仿道家的，然而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尤其魁奈对老子学派还心存偏见，他甚至将老子学派视为一种，“一种利用人们的无知，总是乞助于巫术，通过各种虚幻描述来蛊惑人心的宗教”[4]104。因此，虽然正是魁奈首次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然而上述学说史方面的考证至多只能说明重农主义者学习了儒家。
既然如此，那么为何我们要说重农主义者学习了道家？这是因为，虽然重农主义者并没有从道家经典里直接学习道家，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儒道两家有些思想是相通的——例如在二者中都能到“无为而治”的思想及政策主张。我们一般会认为，“‘无为而治’是道家的管理思想，其实儒家和法家也主张‘无为而治’……在儒家看来，‘无为而治’的实质是德治。”[8]今天我们把《论语》当作一本以探讨伦理学为主的著作，但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它却是一本政治学著作，甚至干脆就是中国君主的治国方略，其作用被认为同宪法一般。“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其实出自《论语》而非《老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过这么一句话：“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朱子注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9]事实上，《论语》中不乏此类看似道家“无为”的政治主张，这是因为“在无为论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出现儒道合一，主要是儒家学者批判地吸收道家无为论的现象。”[7]210而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们并不懂得儒道两家的相通性，事实上，已有学者发现了法国重农主义者希卢艾特“是从孔子而非老子的作品中读到了‘无为’概念”的证据。
[10]因此这表明了重农主义者极有可能是通过儒家而间接地学习了道家的。
浙江的二本大学然而儒家毕竟不是道家，儒家的“无为”也不等同于道家的“无为”。前者从根本上来说是“入世的哲学”，因而它所主张的“无为”实则上是一种以“德”为政的治国之道；后者则可以说是“出世的哲学”，它将“自然”放在了首位，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价值观。不过即便当时的重农主义者们无法作此区分，却并不妨碍他们汲取“自然之道”的哲学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来为自身的政策主张提供理论依托，这也是下节将要论述的。
四、重农主义者为何要学道家
在上面几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重农主义确实学习了道家，然而中国和法国相距甚远，是时的经济结构也差异很大。那么重农主义为何要特地选取道家来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关于学说内容方面。重农主义的学说中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它无法从理论高度证明它所谓自然法的合理性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早期的重农主义者甚至尝试过用圣经推崇农业和农业劳动具有道德一类的说法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由此足见其理论基础之薄弱。而与之同时代的重商主义学说虽然浅陋但却提供了一个简单且明晰的论证思路：财富是贵金属，追求贵金属要靠入超，入超要靠发展手工业，发展手工业要靠政府干预。虽然重农主义者可以通过路易十四经济政策失败的实例来批评重商主义，但却无法从这些批判中得出一个足以支撑起自身学说的理论基础。从此方
面来看，道家学说恰好为重农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运动规律以及一个整体和有机的方法论，这些正是他们立论所急缺的东西。
其次是关于国家实力方面。17、18世纪对法国来说并不平静，法国陆续遭受了（受重商主义思想支配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代国王的专制暴政和由此引发的经济破产与农民的贫弱化，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1，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强大且富足的国家，
1 因该时期过长，此说法或许有误，但无论如何据今人估计中国在战争之前的GDP都占全球GDP总量的三分之一。
而这就使得他们“唯中国是瞻”。在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那里，“中国乃是被视为受开明统治者治理的国家典范，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国家不会根据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作出决定，它将视法律而定，它将以全体人民的幸福为目的，它将以社会一切方面的和谐运转作为统治者最关注的核心问题。”[11]71重农主义者中较为激进的“中化派”（如魁奈）认为中国取得的成功也可以并且应当在欧洲复制；相对保守者（如杜尔阁）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是一个值得借鉴和引证的对象。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法国的重农主义便成为了18世纪欧洲“中学西渐”现象的代表。而同样的原因似乎也可以说明为何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者不再学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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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国家实力方面来看，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因而不再是他们所学习和效仿的对象，道家更是一样被避而不谈了。其次，如上文所述，重农主义通过读儒家著作学习了道家。然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向来不依儒家更不依道家，而不过是被美化过的法家秦政而已。当时的重农主义者们也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魁奈的著作《中国的专制制度》推崇的恰恰是在一个明君或者一个“哲学王”的统治下的专制国家。在当时看来能养万民的中国明君总要好过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但历史地看，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政治上的专制统治终究没法放到一起。
最后，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重农主义曾学习道家的方法论和自然循环规律以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但这个基础在“科学热”的语境下依旧不够“实证”，重农主义的这个缺陷在后来的古典经济学那里，被更明晰且更实证的“经济人”理论和均衡理论所取代。由此，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便不再被需要了。
结语
虽说当代西方的经济思想体系已不再需要道家学说作支撑，重农主义也早已变的过时。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道家学说确实为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所借鉴，
而重农学派又直接启发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道德经》是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来源之一”[11]2。事实上，在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中，道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
给当时的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带来过一次“来自东方的启蒙”。由于当今西方经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盛行，因而重农主义学了道家这一历史事实一度遭到了掩盖，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多的学说史实证研究有助于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改善学术界长期被西方意识占据主体的现象。
归去来兮辞原文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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