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南宋政治史是近年较受学界关注的问题，专论与兼论之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大家在谈及南宋政治导向时，多引宋高宗“最爱元祐”之语为证来说明，而对此语背后之含义及实际践履问题则未加深究。笔者以为，南宋名义上是以继行哲宗元祐之政为施政方向，实际上则是向慕仁宗嘉祐之政。在众多士大夫的心目中，皆把“嘉祐之治”（有时兼及庆历）看成施政楷模，并作为当时政治之指归。他们亦正是以“嘉祐之治”之标准对当时政治衡量和比附的。下略陈管见。
一、宋高宗“最爱元祐”之提出
宋高宗“最爱元祐”之语是在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提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冲立未定，上（高宗）云：“
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冲因论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详论。”读毕，上顾冲云：“如何”？对曰：“
臣闻万世无弊者，道也；随时损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时，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补缉不可变更。当
时大臣如吕夷简之徒，持之甚坚，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议论不合，遂攻夷简，仲淹坐此迁谪。其后夷简知仲淹之贤，卒擢用之。及仲淹执政，犹欲申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
“极是，朕最爱
元祐。”［１］（卷７９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条）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宋高宗“最爱元祐”是以修神宗和哲宗两朝实录事（按：绍兴四年五月，诏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由范冲与常同负责）召见范冲，谈论两朝政治是非时，所申明的一种立场和态度。但高宗这一立场并非仅在这次谈话中偶然表达出来的，而是从即位以来就一直奉守的，也就是说，宋高宗在建立南宋之始就表现出偏爱元祐的政治倾向。
黄安仪图片
宋高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政治选择，首先是北宋后期政治发展的惯性所致。自熙丰变法失败以后，北宋政治便陷入新旧党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或是废新法，复旧政，贬逐新党，或是绍述新法，贬逐旧党，三四十年间，数度反复。钦宗即位后，虽欲消弥党争之患，但为了清算蔡京集团之罪行，却又走上扶此抑彼的路子，大量褒崇、牵复元祐党人，对其子孙亦尽可能起用。蔡京集团乱政之祸与王安石新法一脉相承的看法，亦越来越占据主流。钦宗朝这些作为虽因北宋之灭亡而行之短暂，但直接为新建立的南宋所继承。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年）五月，高宗在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六月，即
“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
［２］（卷２４《高宗纪一》）建炎三年四月，又规定“元祐石刻党人官职、恩数追复未尽者，令其家自陈”。
［２］（卷２５《高宗纪二》）次年七月，再次下令“元祐党人子孙于州郡自陈，尽还当得恩数。”［２］（卷２６《高宗纪三》）绍兴间，仍是继续采取对元祐党人子孙进行推恩的措施。
［３］（卷１８《看详元祐党人状》）与此同时，“爱元祐”与“遵嘉祐”
!———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
◎曹家齐
［摘要］宋高宗“
爱元祐”之背后实为“遵嘉祐”。“嘉祐之治”是南宋君臣心中的最高政治指归。“遵嘉祐”与“爱元祐”是与遵守“祖宗家法”相一致的。“祖宗家法”和所谓盛世楷模的笼罩和束缚，使赵氏宋
朝的后继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错过和放弃改作的机会，并最终关闭通向变革的大门。
［关键词］南宋政治
元祐嘉祐〔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５）１１－０１０３－０５作者简介曹家齐，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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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腾求婚南宋朝廷亦推究章惇、蔡卞等所谓新党“误国之罪”，“追贬其身，仍诏子孙毋得官中朝。”［２］（卷３７４《廖刚传》）可见南宋建立之初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元祐路线的。正因为高宗复行元祐路线，使元祐党人誉声鹊起。绍兴间，张浚“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擢，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祐’。”［２］（卷３６１《张浚传》）高宗复行元祐之政亦是和和南宋初年的客观形式分不开的。南宋在北宋惨亡后仓促建立，建立之初，外有强敌威胁，内部诸事草创，生死存亡未卜，求安是其第一需要。在此形势下，再讲绍述新法，实行内部变革，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亦是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不愿为的。依北宋后期以来政治非此即彼的惯性，只有选择保守的元祐路线。再者，高宗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方式即位，亟需获得朝野的支持，推恩元祐党人以收揽人心的用意亦是非常明显的。
二、“元祐”与“嘉祐”之关系
宋高宗虽称“最爱元祐”，并不遗余力地推恩元祐党人及其子孙，但元祐之政并不是南宋君臣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楷模。南宋君臣心目中的政治指归是嘉祐之政，这种认识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从文献记载看，不仅在高宗即位初年的赦书中“首称遵用嘉祐条法”，［４］（卷２５《先公行状》）士大夫们更是对“嘉祐之治”屡作追慕和称述。如绍兴初年胡安国上政论中有云：
当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业，应举行政事，并欲上遵嘉祐。臣尝考其大要，特在于直言，数闻毁誉核实而已，必自大臣与台谏始。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故丁谓虽以奸邪当国而终投四裔；寇准虽以忠正远贬而终得辨明；范仲淹虽屡以危言获罪，欧阳修虽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而皆终闻政事，是邪说不得乱毁誉之真而直道行也。邪说息，直道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４］
绍兴十四年九月，高宗与宰执论治道，秦桧曰：
数十年来，止是臣下互争胜负，致治道纷纷。今当平其胜负之端，以复庆历、嘉祐之治，乃国家之福。①
为什么南宋初“爱元祐”却又“遵嘉祐”？这要从“元祐更化”说起。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宋神宗病逝，
年幼的哲宗继位，次年改元元祐，由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变法反对派，废除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大部分新法，贬黜熙宁、元丰时用事诸臣，史称“元祐更化”。“元祐更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废神宗新法，复祖宗旧政。而所复祖宗旧政非太祖朝之政，亦非其后的太宗、真宗朝之政，而是宗仁旧政。如元祐八年（１０９３年）九月，范祖禹上《听政札子》中有云：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呼鼓舞。……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５］（卷２５）
《第二札子》又云：
自元丰之末，时运艰危，先帝早弃天下，陛下嗣位，幸赖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专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边吏，守约束，无生事。”［５］（卷２５）
然仁宗在位长达４２年之久，各个时期政治亦有不同，元祐初所行则主要是嘉祐之政。之后每废新法复旧政皆是如此。这从邵伯温、胡安国、唐文若和林駉等人的记述和言论中可以得到佐证。邵伯温记曰：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６］（卷１３）
林駉论曰：
哲宗初年，罢蔡确，去韩缜。潞公、司马、公著之旧望既相于前，纯仁、大防、刘挚、苏颂之
①熊克《中兴小纪》卷３１绍兴十四年九月庚申条，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点校本。同条记载又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２绍兴十四年九月庚申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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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贤复踵于后，拯溺救焚，改弦易辙，天下凛凛庆历、嘉祐之治。［７］（卷５《宰相下》）
建炎初，胡安国上言云：
上皇（指徽宗）嗣位，文母垂帘，增置谏员，擢用名士。丰稷王觌、邹浩、陈瓘诸人，各以危言自效。公论既行，下情不壅，几有至和、嘉祐之风。［４］（卷２５《先公引状》）
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年），唐文若为张商英撰祠堂记云：
天生公以遗世，而用舍存亡轻重如何也？公初被遇于神庙，擢用于泰陵，晚相徽考，天下指日谓庆历、嘉祐之治可复。［８］（卷３５《丞相张公祠堂记》）
以上诸人在谈及元祐复行仁宗之政时，或兼提庆历，或并论至和，说明当时对仁宗朝不同时期政治之
认识是有分歧的，但无论如何，大家在对嘉祐时期政治的认识方面却是共同的。既然是要废除新法，复仁宗嘉祐之政，那么，在舆论上自然就要对嘉祐时期政治大加称扬和赞美，于是便出现了“嘉祐之治”之称。［９］此称虽是在熙丰变法失败后的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但却很快广为流传。北宋末年时，“嘉祐之治”不仅被奉为本朝的治世典范，而且与唐之“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获得“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之美誉。①这一认识自然亦为南宋君臣所接受，行元祐之政亦即效慕“嘉祐之治”，“爱元祐”背后实为“遵嘉祐”，“嘉祐之治”才是当时君臣心目中的最高政治指归。
君臣心目中以“嘉祐之治”为政治指归并非只是在南宋初年，以后仍是如此。淳熙元年（１１７４年）四月，诏举制科，其文有云：
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１０］（卷２６上《宋孝宗五》）
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年），卫泾在奏议中亦言：
仁宗庆历间，承平既久，一时事类少弛。仁宗一旦振起之，不过于增谏员，减任子，展磨勘，虽一二节目之或殊而大体率不改易，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１１］（卷９《奏议・集英殿问对》）同时期的陈俊卿亦曾向孝宗言：
本朝之治惟仁宗为最盛，愿陛下治心修身之道专以仁宗为法而立政，任人之际，必稽成宪而行，则庆历、嘉祐之治不难致也。［１２］（卷９６《陈公行状》）
理宗端平时，刘克庄撰《祭傅参议［伯成］文》云：
呜呼，使公之言用于开禧之末，则生灵无丙寅、丁卯之厄；用于嘉定之初，则朝廷享至和、嘉祐之治。［１３］（卷３３《祭傅谏议》）
另外，南宋时对“嘉祐之治”称述、追慕者还有王璧、杨万里、周必大、赵汝腾等。②可以看出，直到理宗时，士大夫们仍是把“嘉祐之治”作为最高政治指归，不断阐扬、称颂，并期许当朝效仿之。
三、“遵嘉祐”之实况
南宋既以“嘉祐之治”作为政治指归，并曾称“遵用嘉祐条法”，就应有“遵用”之效果。所谓“遵用嘉祐条法”，若从泛义理解，应是各种典章皆行嘉祐旧制。但南宋建立距嘉祐时（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已有７０年，此间政局和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若完全照搬嘉祐典制显然是不可行的。通观南宋建立之初及以后的制度建设，诸如职官、科举、赋役、军事等项，虽不能说和嘉祐没有关系（因为两宋典制之发展本就是一脉相承且难以割断的整体），但多数皆是因袭于北宋后期，并有所变化，当然，北宋后期如元祐时许多制度是直接继承嘉祐的。［１４］对嘉祐条法之直接遵用，考诸文献，仅见于刑赏
方面，即“［建炎］三年诏遵用嘉祐条法，凡拟断刑名，嘉祐与见行条法轻重不等者并从轻，赏格从重。”［１５］（卷１０７）而实际操作中又是“将嘉祐与政和条法对修”。［１６］（卷６６《绍兴重修敕令格式》）
①详见陈师锡《上徽宗论任贤去邪在于果断》，载于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１７《君道门・用人五》，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点校本；杨时《龟山集》卷１《上渊圣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详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１０９《御书无逸图赞》；《翰苑新书》卷２《贺周参政》；《文忠集》卷１８６《周元特侍御操》；《庸斋集》卷４《内引第一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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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典制上对嘉祐所遵有限，那么又在哪些方面对“嘉祐之治”进行效仿呢？根据士大夫们对“嘉祐之治”之追念，最应效仿、遵行者是当时的政治作风，其基本内容主要是直言求谏、选贤任能、善任不疑、消弥党争等。这些内容皆属内政方面，在前引士大夫言论中均有反映，此处不赘。若以这些内容为标准对南宋各朝政治逐一考量，我们首先可以发现，高宗朝显然与之相去甚远。高宗在位３６年，前１５年主要是与金的和战，无暇专注于内政，而在对外上却又是一味地妥协、投降。尽管高宗亦曾下诏求直言，但只是空话。在实际政务处理中，却表现出宋朝前所未有的皇权高涨，使在北宋中期形成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良好政治格局和传统进一步遭到破坏。此间虽也有一些杰出人物登上政
治和军事舞台，但仍是“朋党成风，人才不问贤否，皆视宰相出处为进退。”［２］（卷３７２《沉与求传》）若说成是善任勿疑，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李纲、宗泽、张浚、岳飞等人的命运便是最好的说明。绍兴十一年和议签订后，南宋本有忍辱负重、励精图治、修举内政的时机，而事实却又与人们的愿望大相径庭。高宗、秦桧集团继续执行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政权由秦桧把持，结党营私，迫害异己，暗增民税，使政治更加黑暗。
孝宗是南宋时期最有抱负和作为的一个皇帝，即位后，锐意收复失地，大胆起用赋闲已久的张浚，筹措北伐。后符离师溃，被迫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孝宗便把精力转向内政，确立了“内修外攘”并举的经国方略。首先是选拔人才，广开言路，使“乾道、淳熙间，朝士抱才气者，皆以得见上（指孝宗）为喜。”［１７］（甲集卷９《百官转对》）于是“名贤彬彬辈出”，“才毕萃”。［１８］（卷１７《跋罗文恭公［点］荐士疏》）其次是整顿吏治，裁撤冗员，抑制浮华之风。再次是发展生产，整顿财政，如兴修水利、均役限田、清理杂税等。孝宗的一系列作为，可以说对高宗朝政治进行了拨乱反正，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使在乾道、淳熙年间出现了社会相对，政治比较清明，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南宋最好的时期。
良好政治形势的出现，无疑给渴望再现“嘉祐之治”的士人和百姓带来了惊喜和鼓舞，于是孝宗的乾淳政治便又在当时及以后广受称扬。如林駉赞曰：
故隆兴、乾淳之间，东南之生齿繁庶，吏称民安，熙然有庆历、嘉祐之治。是则恤刑不宽，无以推仁心；饬吏不严，无以行仁政，此祖宗拳拳于训敕之命也，其亦我艺祖诒谋之善也。・・・・・・孝宗嗣位，三月乙卯之诏，详议宽恤。然参之信史，我孝宗不徒以宽恤之语见于十八事之颁（《圣政》：嗣位三月下诏，有宽恤十八条），巧持多端者，必置重罪；奉行不虔者，警以常刑。［１９］（前集卷１０《恤刑》）杨万里赞曰：
盖孝宗之季，王道郅隆之时也，如唐之正［贞］观、开元，如本朝之庆历、元祐。［２０］（卷７７《静庵记》）
一时得人之盛，廪廪有庆历、元祐之风。［２０］（卷１２０《宋故左丞相节度使雍国公赠太师谥忠肃虞公［允文］神道碑》）
四水潜夫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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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２１］林駉、杨万里和四水潜夫将孝宗朝政治分别比同“庆历、嘉祐”、“庆历、元祐”和“小元祐”，一方面说明孝宗朝在“遵嘉祐”上确实做出实际的努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另一方面进一步说明士大夫心目中“元祐”与“嘉祐”的密切联系。但若将孝宗乾淳政治比作仁宗“嘉祐之治”，似乎有些夸张。仁宗之嘉祐是两宋政治最好的时期，其突出表现为政局、人才兴盛、政治清明，充分表现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
下”政治特。［９］除政治清明难有客观标准较其高下外，其余几方面，孝宗之乾淳似乎皆不能与嘉祐相比。南宋半壁江山，其政局之难与北宋相提并论；乾淳时虽也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但其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不及嘉祐诸贤。又，孝宗为强化皇权，宠信近习，对宰相不仅不能久任，而且使其多有受制，使“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政治大打折扣。
光宗一朝，前后６年，起初曾有一些作为，但却致皇权极度高涨。光宗又因“宫闱妬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２］（卷３６《光宗纪》）最终导致皇权与相权地位发生逆转。宁宗以后，南宋政治迅速走向下坡路，在权臣的轮流把持下，日益黑暗，形成“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２］（卷４３８《黄震传》）的局面。此时，“嘉祐之治”只能是人们心中思而兴叹，遥远不可及的一个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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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循故事、沿祖制治国，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而习见之事，然在此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者，似乎应首推赵宋一朝。恪行先朝成规，保守前代基业的宣示与伸张，在赵宋诸帝的诏书和臣僚的奏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自仁宗时将其带有根本性质的治国之法指称为“祖宗家法”后，循故事、沿祖制便具体演化为“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２２］（卷４８０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的传统，“祖宗家
法”在赵宋君臣心目中的地位亦日益崇高。“遵嘉祐”与“爱元祐”正是与此相一致的。宋人“自三代以后，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２２］（卷４５１元祐五年十一月）和“本朝文物家法远过汉唐”［２３］（卷５４淳熙三年十月己卯条）之认识与评价，正与对“嘉祐之治”之称述相同，十分明了地昭示出二者的密切关系：“祖宗家法”是宋代帝王累世相承的正家治国的方略与规则，“嘉祐之治”则是这些方略与规则得到充分贯彻而形成的治世楷模。“遵嘉祐”与“爱元祐”也就是遵行“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来自赵宋统治阶层对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的需要，又在很大程度上寄寓着宋代士大夫的自身理想，响应着正家治国的现实需要。［２４］对“嘉祐”和“元祐”的追慕与遵行亦具有同样的意义。“嘉祐之治”正是渴望承平的君臣们在北宋后期纷繁跌宕的现实下忆及祖宗盛世而提出的。赵宋的祖宗遗范和鸿业在作为感召后世君臣效法弘扬的精神目标及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无疑起到过不小的积极作用，但自其“不容轻议”之日起，即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２４］正是因为有“祖宗家法”和所谓盛世楷模的笼罩和束缚，使赵宋朝的后继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错过和放弃改作的机会，并最终关闭通向变革的大门。南宋君臣对“元祐”和“嘉祐”充满怀旧彩的推崇和朝廷上弥漫的不思进取的政治情势所导致的结果，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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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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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ｎＹｉｎｑｕｅ’ｓ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ＦｕＳｉｎｉａｎ
Ｑ．ＥｄｗａｒｄＷａｎｇ９１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ｅｎＹｉｎｑｕｅａｎｄＦｕＳｉｎｉａｎ，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９３０ｓａｎｄｔｈｅ１９４０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ｋｅｐｔｉｎ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ＦｕＳｉｎｉａｎａｎｄＺｈｕＪｉａｈｕａ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ｉｎｉｃａ，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ｗｈｉｌｅＣｈｅｎＹｉｎｑｕｅ’ｓｎａｍ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ｉｌｙ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ＣｈｅｎＹｉｎｑｕｅ’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Ｃｈｅｎｈｉｍｓｅｌｆｓｐｅｌｌｅｄｈｉｓｎａｍｅ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ａｎｎｅｒｗｈｉｌｅｌｉｖ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Ｔｈｅ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ｈｅｎ’ｓｐｏｅｍｓ，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ｈｉｓ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ＦｕＳｉｎｉａｎ，ｈｉｓ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ａｔ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ｉｎｉｃａ，ｗａｓｕｐｓ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ＷＷＩＩ，ｗｈｉｃｈ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ｈｉ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ｏｓｔａｙ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ｉｎ１
９４９，ｎｏｔ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ｕ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Ｔａｉｗａｎ．
ＡＲｅｍａｒｋ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ａｏＪｉａｑｉ１０３ＴｈｅＦａｃｔｌ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ｏｆ‘ＬｏｖｅＹｕａｎｙｏｕ’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ｄｅｃｌａｒｅｄｂｙＳｏｎｇｇａｏｚｏｎｇｗ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Ｊｉａｙｏｕ’．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ｏｆＪｉａｙｏｕ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ｇｏａｌｉｎｔｈ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ＦｏｌｌｏｗＪｉａｙｏｕ’ａｎｄ‘ＬｏｖｅＹｕａｎｙｏｕ’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ｂｉｄａｎｃｅｂｙｔｈｅ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ｙｏｋ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ｈｅｙｄａ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ｂｅｅｎｃｌａｉｍｅｄ，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ｄｍｉｓｓｅｄ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ｕｐｔｈｅｃｈａｎｃｅ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ｏｎｃｅ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ａｔ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ｈｕｔｔｈｅｄｏｏｒｗｈｉｃｈ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ｓｆｉｎａ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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