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大满贯当代“打工诗歌”现代性意蕴分析
陈尚荣
【摘 要】母亲阅读答案Contemporary“Labor Poetry” records the aspirations of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migrant worker communities, who come to pursue their dreams in the cities while answering the deman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that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Labor Poetry expresses their arduous difficulties, hardships and complex emotion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modernity integr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dernity implications of Labor Poetry through “identity anxiety and perplexity”,“oscillation and pain caused by a vagrant life”, and“reflections and criticisms to social reality”.%当代“打工诗歌”是记录千千万万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到城市追求梦想的打工者体的心声,表现了他们在城市化融入和现代性演进过程中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及其矛盾复杂的情感经历。本文通过对打工诗歌中“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困惑”、“漂泊异乡的彷徨与痛苦”、“现实世界的反思与批判”,分析了“打工诗歌”背后的现代性意蕴。
【期刊名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6
【总页数】5页(P40-44)
【关键词】打工诗歌;现代性;意蕴
【作 者】陈尚荣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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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人罗德远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这个“特殊”时代就是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实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到城市里“打工”成了千千万万为改变自己生活命运的农民工实现梦想的最佳途径,在艰难而又充满诱惑的“打工”岁月里,出现了一用“诗歌”这种最原始最朴素的表达方式记录“打工”者喜怒哀乐情感的“歌者”,出自他们的笔下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泛滥诗歌式微的年代依然能够凭借其朴素的
许世辉个人资料简介情感力量来击中我们内心的“打工诗歌”。这特殊的时代行吟歌者——“打工诗人”将会在当代中国文坛以一个“特殊”的姿态被文学史铭记。这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便以一种自觉的文学书写意识和行为为历史见证:1994年,打工诗人孙小淞创办《龙华报·诗特刊》;1999年,打工诗人安石榴、谢湘南、漠子等人创办《外遇》;2001年,打工诗人许强、罗德远、徐非、任明友等人创办《打工诗人》;2002年,打工诗人郁金、刘大程、王甲有等人创办《行吟诗人》; 2003年打工诗人何真宗创办《打工作家》。此外,后起之秀郑小琼先后在《诗刊》、《诗选刊》、《山花》、《天涯》、《星星》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选本。2007年获得“利人民文学奖”华语传媒奖年度新人提名、庄重文文学奖,成为“打工诗歌”最具有影响力的当代诗人。自此,“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成为讨论当代中国诗歌再也无法忽略的关键词。当代学者评价“打工诗歌”:“是新世纪诗坛的又一风景,它是底层打工人写作的诗歌,带着鲜明的弱者立场和强烈的底层生活体验。” [1]
诚然,新世纪诗坛这一“风景”并不是“这边独好”,“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 但我抵达/我把它读作陷阱 当作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 或者苦咖啡/二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到曾经的
味道,我留下了一滴泪”(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诗人用眼泪和苦涩对自己身份“打工”的诠释为我们奠定了“打工诗歌”的情感基调,“苦难诉求”几乎成为很多人对“打工诗歌”的一个基本的印象。但是,只有追问苦难歌吟的背后所蕴藏的这些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中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劳动体在城市化融入和现代性演进过程中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及其矛盾复杂的情感经历,才会揭示“打工诗歌”的真相一面。
“身份”是指对一个人“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确认,“身份认同”对应于英文的identity 和 identification两个单词。有关“身份认同”内涵的阐释分为文化研究学派和社会学派。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当表示某个体或个人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时,或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 既可视为“身份”也被称为“认同”。而社会学者主张用 “认同”( identification) 一词来代替“身份”( identity),因为任何“身份”都需要以“认同”的形式来促使人们产生行动。如果说文化研究更强调文化身份认同,那么社会学研究则更看重社会( 身份) 认同。而无论是文化身份认同还是社会身份认同其本质依然是简单的“我是谁”的确认。
高以翔怎么去世的“打工诗人”的主体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中的一员,“打工者”是其基本的“身份”标签。对“打
工者”称谓的“前世今生”的梳理可借用一位打工诗人的诗歌表述:“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 打工妹/学名:进城务工者/别名:三无人员/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 乡巴佬/绰号:游民”(刘虹:《打工的名字》)。可见,“打工者”包含褒贬不一和复杂情感的称谓在打工诗人的眼里充满了怀疑和苦涩自嘲,而在实际生活中“打工者”的代名词“农民工”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拥有城市户籍身份的“城里人”对这些来自农村的素质低下的“乡下人”的鄙称。农民工原来的“身份”是农民,现在进城务工又成了所谓的“工人”,只不过这个新的身份“工人”是可疑的,他们并没有获得具有城市“市民”身份的真正意义上“工人”的身份实质,只是徒有虚名。他们拥有“农民”与“工人”的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他们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这就决定了这一体的双重身份的尴尬性。因此,在打工诗人的诗歌里充满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困惑。
周冬雨 马思纯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 [2]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主体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从根本上来说是指在现代流变的社会中主体与他本来所归属的文化传统断绝了联系,产生了心理、观念和行为
的冲突,由此生发的焦虑体验。就像打工诗人何真宗所写道的“这十年来,在命运的迁徙中/我是乡巴佬/我是盲流/我是游民/我是外来工/我是打工仔/我是进城务工者/我是城市建设者/我是新莞人……可是,至今还是/农民工兄弟”(何真宗:《感动》)。诗中“我”十年来的城市生活经验并没有获得“城里人”的身份感受,“至今还是农民工兄弟”的感喟饱含了作者的身份焦虑体验。对打工诗人自身来说,城市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 这种身份的焦虑困惑“是一种内在的斗争,打工诗人对现实的矛盾、怀疑、追问由此展开。在城市生活多年的打工诗人依然是城市躯壳上的边缘人,这是他们内心的沉痛和冲突所在……”[3]因此,在打工诗人们的笔下,城市是“他们的”,繁华的街道,高耸入云的大楼,不属于自己。“东城,你的繁华与我无关/东城是有钱人的东城/我们唯一拥有的/是这个城市里给予的一点生存的机遇/这是我在这里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汪雪英: 《东城,你的繁华与我无关》) 。“最缺少的东西叫作归宿感/尽管,我熟悉工业区的一草一木/习惯于用地道的粤语与别人交谈/能一口气数出工业区内三十一个工厂的名称/但这里没有属于自己的将来/人在工业区,我却时刻/生活在千里之外的别处”(曾文广:《人在工业区》) 。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代诗人异乡为客思念亲人的真实感受,而当代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他们虽然生活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为这座城市挥洒汗水,却非但享
受不到现代化文明成果,反而产生的是“你的繁华与我无关”的“漂泊异乡”的疏离。在当代打工诗歌里,书写这种“漂泊异乡”的彷徨与痛苦的情感成为一种常见的主题。打工诗人柳冬妩在《盲流》诗中写道:“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铁栏和我们构不成秩序/胀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的遭遇/陌生的面孔一闪而逝/幻想如一些红红绿绿的气球,那么容易嘭地一声破碎/我们的脸都很憔悴/踮起的脚跟起起伏伏,转过身去并不意味着撤退/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睁眼瞎子/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所有的去向都是试探/移动的脚不得不小心翼翼/生命的岔道上总生出某种开始某种结局。”诗歌中的主体“我们”在异乡充满了诸多不确定和身不由己、命运无常的“漂泊”感:“被命运所推”“遭遇”“一闪而逝”“憔悴”“起起伏伏”“睁眼瞎子”“反复推敲”“试探”“小心翼翼”。这些词语的背后隐藏着“打工者”——这异乡客在城市里的“彷徨”与“痛苦”。与“彷徨”和“痛苦”更为紧密的“漂泊”感是深深的孤独和落寞,这在郑小琼的诗歌里有大量的书写: “风中的树木、纸片,随风摇晃起伏/它们不由自主的姿势多像我,/一个流浪在异乡的人/在生活的风中踉跄/一盏明亮的路灯照着比纸还白的面孔/月光消瘦得如一行单薄的汉字/它今夜会不会温暖我的梦境”( 郑小琼:《流浪》)。诗人非常清楚对于“一个流浪在异乡的人”这种深深的孤独和落寞的漂泊感,是城市里“消瘦得如一行单薄的汉字”的月光不会也不能 “温暖我的梦境”。于是,打工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抚慰异乡漂泊的情感深埋在对故乡和亲人思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