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与生命
——评西胁常记博士著『唐代の思想と文化』
石  立善
History of Thought and Life：Review on Tsuneki Nishiwaki’s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ang China巩立姣个人资料
关键词：刘知几  史通  自传  葬俗  遗言  墓志三级女演员
提  要：西胁常记博士著『唐代の思想と文化』（《唐代的思想与文化》），是日本中国学界近年来唐代思想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书共分四部，于十一篇专题论文中，驱运儒释道三教以及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刘知几与《史通》”、“中唐的思想”、“唐代的葬俗”、“唐人的遗言”四大主题，对唐代的思想与文化的重层性及多元化作了详细描述。评者认为，本书具有三个特征：综合性理解的方法，东西方比较的意识，对生命的关注同情。这些特征，使本书的研究具有了学术上的普遍性即“典范”意义。
作  者：石立善，1973年生，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生。*****************
西胁常记（NISHIWAKI TSUNEKI）博士著『唐代の思想と文化』（《唐代的思想与文化》）一书，作
为东京创文社的“东洋学丛书”之一，于2000年10月出版。本书是日本中国学界近年来，唐代思想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共收入西胁博士二十余年（1976～1997）唐代研究的主要论文十一篇，亦为博士向京都大学文学部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1。
先介绍一下著者西胁常记博士的略历。博士于1943年在上海出生，196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75年于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中国哲学史专攻）单位修得退学。文学博士（京都大学）。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新潟大学教养部助教授、京都大学教养部助教授，现为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间・环境学研究科教授，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之一。除了『唐代の思想と文化』之外，博士还著有『ドイツ将来のトルファン漢語文書』、『史通内篇』（译注）、『史通外篇』（编译注），另有大量的西文翻译著作。
1博士的学位论文原分五部，刊行之际，第四部「敦煌・吐鲁番出土資料」（第一章为「忘れられた唐初の護法家、玄範」，第二章为「『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経』残卷について」）未收入本书。其中第一章初载于『ベルリン・トルファン・コレクション漢語文書研究』（京都大学総合人間学部国際文化学科日本・中国文化・社会論講座西脇研究室，1997年5月），后收入『ドイツ将来のトルファン漢語文書』第六章（265～299页，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年7月）。第二章则载于『禅文化研究所紀要』第十五号[入矢義高教授喜寿記念論集]（107～138页，禅文化研究所，1988年12月）。
以下，对本书的内容做全面的批评1。本书由四部分构成（本评所引『唐代の思想と文化』的原文及脚注的日文参考资料，均为评者译。又，本评所涉及的人名，除博士外，敬称从略），目录如下：
第一部：刘知几与《史通》，第一章：刘知几的历史意识，第二章：刘知几——史评者的立场——，第三章：在宋代的《史通》。第二部：中唐的思想，第一章：权德舆与其周边，第二章：《陆文学自传》考，第三章：刘禹锡的思想。第三部：习俗，第一章：唐代的葬俗——特别关于葬法——，第二章：《千唐志斋藏志》所见唐代的习俗，第三章：舍利信仰和僧传——为了有助于理解《禅林僧宝传》——。第四部：遗言，第一章：古代中国的遗言——从其形式方面的概观——，第二章：围绕着韩愈的遗言。
第一部：刘知几与《史通》
第一部收有三篇关于刘知几与《史通》的论文。《史通》一书的研究，可以说几乎贯穿了博士的整个学术生涯。据本书<；后记>，第一部的三篇论文分别初刊于1976年2月、1984年3月与1991年12月。而博士关于《史通》研究的两册巨著『史通内篇』、『史通外篇』的翻译与注释，则分别完成于1989年与2002年2，两书合计2200余页，集《史通》学研究之大成。博士的专题研究即建立在这种对原典一字一句的精读之上。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知识人较早地注意到了《史通》。江户时代的僧侶释敬首（1683～1748）在『典籍概見』中将《史通》与《文心雕龙》、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同列推崇
3。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1866～1934）在写给田中庆太郎的书简中，就提到了自身藏有陆俨山校本、郭孔延评释本、王惟俭训故本、黄书琳训故本、傅起龙通释本以及纪昀削繁本等六种版本4。博士一面继承了自内藤湖南以来，增井经夫（1907～1995）、川胜义雄5（1922～1984）等本国的研究传统，一面吸收了明清考证学及近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构筑了“西胁《史通》学”。但令人遗憾的是，博士的《史通》学研究成果，似乎至今尚未为国内学界所知6。据评者所知，日本对中国学界的动态及研究成果，几乎可以说了如指掌。而与此相反，我们对日本的学界与他们所作的大量的研究成果的了解与重视还远远不够，这种失平衡的状况是应该反思
1日本学术界对本书的评价，参照吉川忠夫「西脇常記著『唐代の思想と文化』」（『東洋史研究』第六十巻第三号，96～103页，東洋史研究会，2001年12月），该文析评谛当，颇具功力。
2西脇常記訳注『史通内篇』（[東海大学古典叢書]，東海大学出版会，1989年2月），編訳注『史通外篇』（同上，2002年2月）。
3『典籍概見』云“《史通》、《文心雕龙》、《笔丛》，常勿离左右”（長沢規矩也·阿部隆一编『日本書目大成』第三卷所收，161页下，汲古書院，1981年2月第二刷）。关于『典籍概見』的评价，参照内藤湖南「敬首和尚の典籍概见」（『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巻『支那目录学』附录，460～464页，筑摩書房，1997年10月[初版第三刷]）。
4『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巻，602页（筑摩書房，1997年12月，初版第二刷）。『全集』将此书简系在昭和三年（1928）十二月二十日，而增井经夫译『史通——唐代の歴史観』（平凡社，1966年3月）的<；后记>则将此书简系在昭和二年（1927），似误。又，田中庆太郎是东京文求堂书店的店主。关于内藤湖南的《史通》研究，参照『支那史学史』（202～212页，弘文堂，1949年5月。『支那史学史』后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巻），以及『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巻『支那目录学』「史通六家」，402～404页。
5川勝義雄『史学論集』收有《史通》<；自叙篇>与<；辩职篇>的译注（[中国文明選]，155～228页，朝日新聞社，1973年10月）。
6例如，《二十世纪唐研究》（715页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只提及了博士的《刘知几的历史意识》一文。
并得到及早改善的。
先介绍一下第一章《刘知几的历史意识》。在博士眼中，作为史评，刘知几的《史通》是正史编纂迎来转换期中的“批判、反省、怀疑”精神的产物。为了考察《史通》<；自叙篇>蕴含的历史意识，作为铺垫，博士首先将《史记》卷末的《太史公自序》与西洋的Autobiographie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的自叙，付随在著作中，记述了著者的氏族、家族，与有关其作品的由来、构成、趣旨，很多时候是
采用第三者的表现方式。而这些特征表明，自叙与西洋的Autobiographie性质不同，与中国人的氏族观和文章观有着密切的关系”（13页）。博士认为：“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自觉：氏族、家族生存在作者之中，而作者生存在氏族、家族之中”（10页）。另一方面，拥有司掌文字之意识的中国人，“对使用汉字作文章即撰写赋以绝对的意义与价值”（12页），“因此，完成作品搁笔的时候，是作者自我意识最为昂扬之时。于此时，第一次产生了对自己一生的反省、回顾”（同上），这正是与有着强烈个性及内在意识的Autobiographie性质不同的原因。而《史通》中的刘知几的自叙则“讲述了自身的教育，学问形成，友人关系”（15页），却不见其对氏族、家族的记述。博士认为这是因为受到《左传》之深甚影响的刘知几，胸中怀有史官的理念与强烈的历史意识，“史官的主体性贯穿于《史通》之中”（22页），其自叙中不载氏族系谱与家系图，正是欲彻底地将史官理念具体化，贯彻了其推崇断代史著述的精神。利用自叙（自传）的史料进行专题研究1，是本书的特之一，第二部第二章及第三章均有涉及。附带地说，此文乃博士的处女论文。博士早年游学德国时，在慕尼黑大学Wolfgang Bauer 教授的研究班中，在“中国人的自传”这一主题下，以刘知几的《史通》<；自叙篇>为资料作了发表，开始了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2。作为一名思想史家，博士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手法，在此文中已见端倪。又，以评者看来，博士早年行文的风格与现在相比，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说博士的学术风格之形成是很早的。
在第一部第二章《刘知几——史评者的立场——》中，博士以《史通》与《衣冠乘马议》一文为中心，
抽出了“随时”（因俗）与“师古”（稽古）两个相反而又相辅的概念，对作为“史评者”的刘知几的立场加以了深层分析。即在《史通》中，刘知几将“随时”（因俗）与“师古”（稽古）作为相对立的概念，另一方面，则将“随时”（因俗）作为超越了“师古”（稽古）的概念即高层次的思想来理解的。博士通过大量的本文分析，将刘知几对史书批判的视点列示如下：“《尚书》——理（言）——经——古文——质——师古，《春秋》——事——史——今文——文——随时”（42页）。博士指出：“古与今、雅与俗、质与文、师古的世界与随时的世界、理与事的世界，刘知几总是考虑到二者的平衡，高层次的‘随时’之思想就成立于此之上”（51页），而“高层次的‘随时’，其亦是以高层次的理、师古的存在为前提的”（同上），“如果将高层次的随时思想看作意味着独创性、革新性的话，那么为了生成出高层次的随时思想，必须要更深入进师古的世界。刘知几确信：待理与事、师古的世界与随时的世界发生紧张、交错之后，才能开出新的作史的世界、史评的世界”（55页）。
本章30页，“且长裾广袖，襜如翼如，鸣珮行组，锵锵奕奕，驰骤於风尘之内，出入於旌棨之间……”，此处引《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所载《衣冠乘马议》。按：“行组”
1近年日本学者有关中国人的自传的通史性研究，参照川合康三『中国の自伝文学』（[中国学芸叢書]，創文社，1996年1月）。
2前揭西脇常記訳注『史通内篇』「解説」，1041页。
二字，于文意不通，当作“纡组”。意为系结官印，比喻身处官位，与“鸣珮”（意为出仕在朝）相应。百衲本、闻人诠本、殿本、惧盈斋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均作“行组”。而《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引《衣冠乘马议》正作“纡组”，《册府元龟》卷五百八十八、《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六引《衣冠乘马议》亦作“纡组”。又，《旧唐书校勘记》卷四十一曰：“‘鸣珮行组’，张氏宗泰云：他本‘行’作‘纡’”1。不知张宗泰所见“他本”为何本。今年三月，评者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见宋刻本《旧唐书》（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残卷）的微缩胶片，此处亦误作“行组”。盖“行”“纡”二字形近，刊写致误，而其误由来已久。
如果说在前两章中，博士探讨了刘知几思想的深度与内涵，那么在第三章《在宋代的<；史通>》中，是从广度即思想受容史的角度来了解刘知几及《史通》的。博士首先对傅振伦所云“《史通》不盛行于唐宋”及持相同观点的增井经夫的看法提出了疑问，博士博搜精读了唐宋时代几乎所有关于《史通》的议论，先后引用了唐代的徐坚、杜佑、柳璨、苏鹗，五代的邱光庭，宋代的王应麟、晁公武、孙何、王禹偁、赞宁、慧洪、黄庭坚、张唐英、陆游、杜桓、韦骧、郑樵、李石、叶大庆、陈傅良等二十余家的评论或与《史通》相关联之事实，探讨了自唐至宋，《史通》及刘知几之史识的受容史。博士的结论是：“由于作为科举科目的权威化、绝对化，经书的固定化之深入亦为事实。在这种时潮中，刘知几真挚致力的史书之理想追求的真意，亦未被后人正确地汲取，唯独经书批判的要素成为了被讨论的对象”（80页）。博士的论证表明：无论是批判还是推崇，不啻意味着《史通》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此文洵为彻底之作，治唐宋史学者不可不读。评者只想补充一点，北宋初的僧侣慧宝在《北山录》的注释中云：“有习古人糟粕更增穿窬以鼓是非者，若王充、刘子玄等，唯事雌黄也。”2此语与儒者批判刘知几的口吻如出一辙，表明慧宝与赞宁一样，对刘知几作出酷评的僧侣都拥有儒学素养或受到过儒学之影响，这是《大藏经》中一段饶有兴趣的记叙。
第二部：中唐的思想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
第二部以权德舆、陆羽、刘禹锡三人为题，讨论了中唐思想脉动之诸相。在本书卷首的<；序>中，博士就指出：“第一部所论述的《史通》的批判精神，被第二部讨论的刘禹锡、权德舆、陆羽等以士大夫为首的中唐人所继承，遂流向宋学”（<；序>，第Ⅴ页）。即第二部与第一部带有有机的关联。
第一章《权德舆与其周边》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探讨唐代思想与宋学的关系而撰。主人公权德舆是中唐新兴阶层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生长在下级官僚之家，通过自身的“力学”（《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权德舆传》“赞”）而登上宰相之位。首先，博士通过《玄纲论》、《神仙可学论》，探讨了道士吴筠（权德舆曾为其作传）的宇宙观、学问观与人性观，接着又分析了以韩愈的“性三品说”为代表的中唐士大夫们的性论，最后论述了佛教带给权德舆及其周围的士大夫们的人性观之影响。博士指出：“从吴筠的‘气三品说’与‘神仙可学论’，还有吴尊师的《道德经》的注释，甚至禅师的生存方式中所导引出的东西全是‘学’
1罗士琳、刘文淇等撰·岑建功辑逸《旧唐书校勘记 附旧唐书逸文》（下册726页上，中文出版社影印清同治十一年定远方氏重刊补本，1971年9月）。
2《北山录》卷五〈释宾问〉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二，602b。王楚然演过的电视剧
之一事”（108页），而“宋人的‘圣人可学而至’1这一理念在中唐时代已经萌芽”（109页）。的确，不局限于出身门第，超越天生资质的极限，注重个人之后天努力、个人之自我价值，通过“学问”这一万人共通可行之路，来完善与实现自我，此乃中唐这一新时代的思想脉动，亦是宋学的真精神之源头。专攻宋学的评者，从此文受益良多。而这种学问观到了宋代，更进一步深化为与生命一体的存在。朱子云：“学问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学问则是欠阙了自家底，知学问则方无所欠阙。”2
周峻纬微博秀恩爱第二章《<；陆文学自传>考》，围绕着《茶经》作者陆羽的自传，博士先从胡适的《四十自述》切入主题，讨论了中国自传的固有传统，并指出其中亦有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代表的个性化自传的存在及其趣旨。在详细分析了<；陆文学自传>一文后，博士作出了以下论断：“陆羽的自传，在形式上踏袭了《太史公自序》以来的正统自传与《五柳先生传》以来的个性化自传的两方类型”（137页），而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的章法之“谨严”与描写上的诙谐滑稽相交错，此“自由人”即隐逸者的“自由精神”，正是始见于中唐时代的“个人的解放——人格的价值——人生的内在反省”（114页）的诸相之一。发表此文之后，博士还撰有<；陆文学自传>的详细的译注3，应当与此章共看。
国家法定节假日2021安排时间表第三章《刘禹锡的思想》，是集博士早年三篇刘禹锡研究的论文4提炼而成。在这篇长文中，分析思想与时代的同时，几乎追述了刘禹锡的一生。从其幼年受教的诗僧灵澈，到青年时期在江左参加的“学术沙龙”，以及作为王叔文集团成员之一在政争中的失败，最后分析了刘禹锡的带有自传性质的诗文。此外，文中还涉及了杜佑、权德舆、梁肃、吕温等士大夫的学问与信仰等等。顺着博士悠扬的笔调，我们看到了刘禹锡及其周围的士大夫作为儒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抱有“相信人类的一切可能性，开拓自身的态度”，“而且这种精神不是在首都长安、洛阳，而是以长江沿岸之地为媒介诞生的，这表示中国士大夫，不，中国社会的保守因素之强烈吧”（160页）。博士的这一指摘是非常锐利的。又，本章所附注释（24）所揭示的士大夫、僧侣、诗僧的交流关系图（187页）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不容忽视。
此三章的主人公的思想、信仰与当时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冲突是分不开的，而中唐知识人的生存方式的气度之宏大正源于此吧。三教鼎立的唐代是宗教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思想资料庞杂而零散，利用三教的资料进行断代研究，需要平等的眼光、精确的文献读解能力、高度的识别与组织文献的能力，以作综合性理解。而综合性地理解唐代的思想与文化正是本书的目的（<；序>，ⅱ页），亦是贯穿全书的方法。博士一贯的主张是：研究中国的学问，文史哲不分家，三教并重。即需要所谓的通识。综合性理解的方法，在本书特别是在本部中得到
1语本程伊川《颜子所好何学论》（《二程全书》所收《河南程氏文集》卷八，一葉表～二葉裏，清
同治十年涂宗瀛六安求我斋刻本）。
2《朱子语类》卷八<；总论为学之方>，第二十五条，四葉表，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
3「陸文学自伝訳注」（『新潟大学教養部研究紀要』第十二号，9～19页，新潟大学教養部，1981年12月）。4「劉禹錫小論」『文明』十八号（33～61页）·二十一号（41～65页），東海大学文明研究所，1976年10月·1977年10月。以及「劉禹錫と自伝」『社会文化史学』十四号（17～28页，社会文化史学会，1977
年7月）。
5关于刘禹锡等士大夫与僧侣的诗作应酬，朱子的看法很有意思，“唐僧多从士大夫之有名者讨诗文以自华，如退之《送文畅序》中所说，又如刘禹锡自有一卷《送僧诗》”（《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三十二条，七葉裏。又，第三十三条的记录内容与此略同）。《送文畅序》即《昌黎先生集》卷二十《送浮屠文畅师序》（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第七卷为<；送僧诗>，共二十四首（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