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在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学生的专业教育培养。进入21世纪社会工作职业建设在中国取得长足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与争议。例如，有人认为社会工作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专业身份与本土性助人身份纠缠不清、理论与实务断层等；有人认为社会工作职业化面临认同度不高、服务组织不规范、职业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也有人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效果不甚明显，需要长期的能力建设。
这些问题和争议，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困境问题。作为一门职业，社会工作就需要有其它工作难以替代的存在价值。“职业”的英文“profession”源自有“说、声明”之意的拉丁词。 造词之初，职业就带着自己的声明，即从业者在解决其职业领域的问题时要有显著优势。社会工作领域的从业者，即社会工作者亦需如此。
笔者对5名社会工作者访谈后，发现他们在工作中面临许多两难性问题。那么，中国社会工作者到底有哪些职业两难困境？这些职业两难困境为何需要克服？如今又有哪些应对措施？笔者将基于访谈资料，结合理性选择视角在本文中一一探讨。
一、 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与心路历程来检视其职业两难困境
笔者采用无结构访谈的方法对5名社会工作者进行访谈。就性别结构而言，这5名社会工作者包括4男1女；就工作岗位而言，这5名社会工作者分别为部门负责人、地区负责人、机构负责人、大学老师兼项目
负责人；就工作年限而言，这5名社会工作者分别工作了四年、五年、六年、九年和十二年；就教育程度而言，这5名社会工作者中3人获硕士学历，2人获本科学历。
访谈围绕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和心路历程展开，直观地了解宏观的职业环境对微观的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个人采取的应对方法，同时附上亲口陈述，希望能让读者在一定程度上窥探和检视社会工作者在中国本土的职业发展现状。
第一，难以认清利益主体的两难困境。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特别是如今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方式，使社工机构受到许多限制。无形中，社会工作成了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和手段。然而，专业社会工作的主旨是维护社会公正，要以服务对象的利益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就常常处于不知维护哪方利益的两难境地。政府花了很多钱、资源在购买社工服务上。这是好事，但政府这么做是要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说白了就是维护统治阶级。我们作为吃这碗饭的人，当然要把事做好。但人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离不开结构原因的，也很难去触碰的。
第二，难以建立专业身份的两难困境。欧美国家的社会工作者的身份非常明确，他们经过大学教育或专业训练，并取得专业资格证书，受雇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设的专业社会福利服务机构，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服务大众为宗旨。 反观中国，鲜有人知道社会工作，更难在原初意义上去理解社工身份。
这种尴尬情境，即社会认同度低的现状，使中国的社工容易在是建立专业身份还是适应本土身份的问题上产生动摇。我们同事间也经常谈论这个专业是干嘛的。看什么样的人，如果教育程度低，就说是搞活动的，搪塞过去。如果教育程度高，对社工有了解，我就会认真解释。就是协助政府帮助社会、社区、有需要的人，解决各种问题的工作。介绍什么是社会工作啊？现在已经很少这么说了。书上有概念，你去看，对吧？不同人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做社工的很重要的点，应该是价值观和助人的心。
第三，难以获得督导支持的两难困境。西方的社会工作者在选择机构时不仅要考虑工资收入还要考虑督导状况。督导包括行政性督导、专业性督导和情感性督导三类，分别起着行政规划、专业解惑、情感疏导等作用。如果缺乏督导，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开展和个人发展都会受到很大限制，甚至会逃离社工行业。目前，中国大多数社工机构的督导资源都非常有限，因此社会工作者在争取督导支持还是选择内化妥协的问题上就经常发生两难。做一线时自己就像是情绪的垃圾桶，要一直面对不好的东西，弱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两难困境研究
■冷静静 伍 娟
摘 要：社会工作本土化已成学界共识，本文试图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访谈，以了解社会工作本土化程
度不足给社工
职业发展造成的影响。文章首先对被访者的职业生涯和心路历程进行检视，发现社工面临着严峻的职业两难困境；然
后，笔者运用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分析社工择业以及致力于改善职业困境的原因；最后将社会工作者应对职业两难困境
的现有经验加以总结。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程度不高是造成社工职业两难困境的主要原因，亟待解决。
关键词：职业两难困境； 理性选择理论； 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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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劳动保障/2016年12月中旬刊│人力资源管理
势体、贫困…我们必须要接触这些，就像医生总要面对病人，残缺的、病变的…以前在精神病院做服务，就觉得…哇！特别受不了，非常压抑。社工服务很多做了就算了。有些机构可能会在做完后提炼和反思。但目前绝大多数机构都没这种资源或要求。
二、理性选择视角下社会工作者应对职业两难困境的原因探究
社工面临诸多困扰，但仍坚守岗位。这样的职业选择似乎不够理性，事实确是如此吗？笔者采用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以上疑问。该理论认为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三大要素。 就专业社会工作者致力于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行动系统而言，社工是行动者，社工所有的信息、技能和情感等是资源，社工在其职业生涯中设定的目标则是利益。于是从行动者自身、资源控制和现实利益三方面展开探究。
（一）行动者自身具有克服职业两难困境的内在驱动力
第一，大多数社工对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是十分认同的。在教育先行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大都受过专业价值体系的熏陶。所以，许多学生因为认可助人自助等理念，毕业后就自然当上了社工。至于那些长期从事，甚至有志于在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的社会工作者，他们对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就更为认同了，亦从内心希望能解决这些两难困境。一方面我对大环境并不满意，另一方面我仍相信社工的价值。我不认为未来一定会更好，只是内心还有坚持。不确定这份坚持能持续多久，能抗多少压力，但有坚持。
第二，社工的职业发展必须要克服两难困境。从业者个人的发展受制于行业整体的发展。本土化是我国社会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必由路径，社工要想获得更好的就业前景就必须直面和解决因本土化不
快速理赔足而造成的职业两难困境。我受过系统训练，理论框架、知识结构是比较完整的，落地时却发现许多知识都需要调整。比如社会工作三大手法个案、小组、社区，这是西方的。工作中是不是只有这三种？不一定的。在中国，社会工作可以叫做中国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提炼出的手法，就算是最简单的放电影都会很不一样。
（二）资源控制提供克服职业两难困境的外在推动力
第一，社工已投入了相当的时间成本。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成本投入的大小与期待值的大小是成正相关的，时间成本也不例外。换言之，许多社工已经在其领域投入了大量时间，所以不会轻易改行，也就必须去解决工作中的两难困境。还没毕业我就去灾区做学校社工了，2008年12月到10年5月。然后离开项目，去做不相干的工作。做了几年，工程结束后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又回来。
第二，社工已积累了相当的人力资本。社工在工作中结识同行、积累人脉，最终形成稳固的并不断扩宽的人力资本圈。这些人力资本能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指导和情感支持等各种帮助，进而鼓励他们面对职业两难困境。这份工作很有意义，能和多方打交道，还能认识很多朋友，许多还是行业内很厉害的人，领头羊这种，从他们身上是真能看到社工精神。
（三）现实利益成为克服职业两难困境的切实保障力第一，社工工作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回馈。从事一门职业的首要要求就是能获得相应收入。社会工作作为职业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长，薪资水平不理想，
但近年来行业规范和薪资报酬的逐步改善提供了应对职业困境的经济保障，促使许多社工坚守了下来。专业社工也会带来一些现实利益。我现在是成都市社会工作专家，做四川省灾害社会工作督导，还有其它都在做。这些工作给我带来很多经济收益和荣誉。
第二，社工工作能实现助人自助的情感诉求。社工是享受助人过程的，他们以解决社会问题和帮助弱势体为宗旨，通过科学的知识和专业的助人方法来提供服务，最终达到服务对象的自我成长。理性选择理论解释说人们的理性行动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还受到包括文化、情感以及道德等多种影响，需要用行动者自身的眼光来看待。灾区去的很多，常常背个包、电脑、简单的洗漱就跟着车子走。那种艰苦条件下是相信真善美的信念让我坚持下来。人要有信念，虽然世界不一定都是好的，但相信世界会变好的信念一定要有。感谢那些经历让我到接触灾区人民，很有收获。
综上，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原因探究，我们可以认定社会工作者的择业行为以及致力于解决职业两难困境的行为都是符合理性的。
三、社会工作者在应对职业两难困境中的切身经验与个人反思
2022春节高速路免费的时间一定程度上，社会工作者是出于理性来择业和解决职业困境的。但在现实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因精力和能力有限很难将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笔者的访谈也十分有限，只能将5位社工所采取的一些解决因社会工作本土化不足造成的两难困境的方法进行如下总结：
第一，理论批判加上实务记录。中国的本土社会工作制度建设是迅速成型的，并未经历缓慢自我积累和自然生成阶段，所以本土化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过程。本土化发展需要多方努力，就社会工作者而言，在实践中检验外来理论的适切性，将不符合的剔除、将适合的保留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若能将切身体验记录下来用于自我反思和同行间交流，那职业发展中的两难困境便能得到一定缓解。本科毕业时，实务给我的冲击最震撼，所以我愿意做实务。但现在，实务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反而要停下来看一看。实务永远都做不完，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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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做中思考。
第二，认清现实并且自我解套。欧美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体系与其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和受众需求相吻合。中国社会与欧美社会差异巨大，同样的方法却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很正常的事情。社会工作者要认清这个现实，在工作效果不佳时不给自己灌输太大压力，而要化压力为动力，积极应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的出现职业困境。社会工作真有很大作用吗？当然我相信它能起到作用，社会研究确实证明是非常好的…但我们也要相信人的抗逆力，不是只有社会工作才能解决人的问题。社会工作只是福利制度的一种体现，我们要看到它的限制。
第三，督导帮助结合自寻支持。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大力支持，社会工作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这种制度性刺激的产物面临行业不规范的问题，尤其体现在机构普遍缺乏定期的、长期的、机制性的专业督导。那么，社会工作者很多时候就只能自己去寻解决办法了。被访者就此分享了许多个人经验，比如同事间进行头脑风暴、与同行或前辈进行电话沟通与咨询、请教机构内的督导人员，甚至是进入高校继续深造等。最早在一线做比较微观的事，然后做比较中观的项目运作，再后面做比较宏观的。好像什么都做过，但真正运营机构时就会遇到各种问题。掌握的方法不管用，也没人能给我建议。我干脆自己去办法，于是继续进修。
结 语
本研究基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历程展开，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们在工作中普遍面临一系列的职业困境，并且这些困境的产生具有同一根源，即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程度不足的问题。访谈过程中，笔者通过社工们的陈述及态度明显感受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矛盾情绪。笔者分析后发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程度不足实质上把他们陷入了许多两难的职业困境。社工们有意解决这些两难困境，无奈个人能力微弱，除了自我适应外很难发挥作用和拥有话语权。值得庆幸的，许多社工依旧坚持了下来。为了解释这部分社工的选择和行为，笔者尝试运用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从行动者自身、资源控制和利益偏好三方面分析其合理性。访谈也了解到社工在工作中已经摸索出了一些应对职业两难困境的方法。本研究突破了以往宏观制度层面的研究局限，而是采用一手质性研究资料，动
日本流行音乐态地从社会工作者个人角度来发现这一体职业发展中的普遍问题，并将他们的个人经验进行梳理，希望能给有相似困惑的同行些许心理和经验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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