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
LAN ZHOU XUE KAN
———兼及形象学理论运用的反思
泰瑞斯吉布森王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在西方中心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形象往往是负面的。晚清时期，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对慈禧等近代中国妇女形象的正面描写，格外引人瞩目。究其原委，主要在于当政者慈禧太后及上层贵族女性对康格夫人的热情、亲善态度；基督徒的仁爱、宽容精神以及她对西方文明中固存的对异域文明的傲慢与偏见的反思而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努力。尽管如此，受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康格夫人无意识层面中仍然流淌着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暗流。在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文本时应该更多考虑该理论的运用所呈现的多元、复数的特质，充分考虑到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西方中心主义；萨拉·康格；中国妇女；形象学
［中图分类号］I10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12）04－0111－05［收稿日期］2012－02－14［作者简介］王霞，女，江苏连云港人，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文艺理论。
引言
杨幂的421事件是一男还是多人中国形象始终是西方长期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从马可波罗的美化到启蒙时代的向往，西方的中国形象主要是正面、积极的。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全面的海外殖民扩张，特别是1840年战争之后，西方对中国的负面、否定性形象成为主流。在西方文明处于强势地位的时代，西方作者对中国这个他者形象的贬低、否定甚至歪曲，根本意图在于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从而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彩。
投篮姿势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不在于中国这个被言说的他者和被注视者，而在于作为注视者和言说者的西方。对此，法国当代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明确指出：“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一种‘舆论’）的层面上，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这种观点，我们可
以从近代西方传教士的各种游记文学及传记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根据巴柔的形象学理论，在西方中心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对中国这个他者形象的贬低、否定甚至歪曲都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时代氛围中，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Sarach Pike Conger，1843—1907）的《北京信札》（Letters from China，1909）“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具有相对价值中立的中国妇女形象描述，自然格外引人瞩目，值得探究。它使人们追问如下相关问题：两种不对等的异质文明之间，以“超越”自身思维局限而对“他者”具有同情态度的相对客观理解是否可能？原因何在？带着上述问题意识，文章以形象学理论对康格笔下的中国妇女形象加以梳理并尝试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妇女形象
在近代，西方文明正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停滞、落后、专制的，他们对中国人的外表、服饰、个性品质基本上都持一种否定、负面的态度。例如，纪里备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其知识与文明程度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甚至不比一千多年前进步多少，如果一定要承认中国的文明，那么它也只能是粗加工的、野蛮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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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卫三畏曾指出，欧洲旅游者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中国人总的来说是一个了无兴趣、不自然和不
文明的‘猪眼’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他们还是‘打伞民族’，‘长辫子的天朝人’，极度骄傲的、无知的，而且几乎是不长进的民族。”M·G·马森写道：“中国人那种让西方人一见就忍俊不禁的外表，他们从嗓子里发出的嘶哑的呜呜声，带着刺耳的鼻音、含混不清的语调，他们女人一般的衣着打扮，他们夸张的礼节，他们的长辫子、扇子、念珠和刺绣饰品，外国人觉得这些十分可笑。”
在受西方嘲笑和批判的中国人中，中国女人要么被批评得一无是处，要么就是一种备受摧残和压迫的不幸形象。赛尔在对中国人的面部特征细致考察之后评价道：“尽管中国女人的面相和外型与男人特别相似，她们的面部却毫无表情。……她们宽大的脑门、塌塌的鼻子、细长的眼睛被看成是非常丑陋的特征。中国女人的体型比欧洲女人小。”E·A ·罗斯在谈到中国女性的时候，其视角基本是描写中国女性负面的、压抑的生活，比如中国女性裹脚的生理和心理痛苦、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大部分有地位的女性由于缺乏自由、心理压抑而吸食、赌博，“收获的季节，往往成了年轻女性自杀的时节。”罗斯将中国女性与美国女性进行对比，以此彰显美国女性的自由、平等生活，进而衬托了中国女性的不幸。正是在此背景下，康格夫人对中国妇女形象的近乎完全正面的描述，在形象学的视野中显得格外引人关注。
由于身份的原因，康格夫人平时接触的大多是中国上层社会的女性，她对她们的服饰妆容、品质修养都持一种积极、欣赏、赞美的态度，认为她们外表清秀漂亮、声音动听，不仅在穿着打扮上显得尊贵优雅，美丽如画，而且在具有极高的品德修养、温柔贤惠、优雅得体，有独特的学识和见解，研究各
种法令，关心时事政治，热衷于开展教育事业。康格夫人外出游玩的时候，也于大街上看到过不少中国社会的下层劳动妇女，她对她们的印象也是正面的，认为她们勤劳能干、干净整齐、性情娴静。在游览福州的时候，她写到：“女人们上街干活，身负重担，而且这是她们分内的活儿。她们不鲁莽，性情娴静。……她们把舢板打扫得和她们自己一样整洁，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戴着花儿和银饰，就连身边的孩子也干干净净，忙着给她们打下手。”
照片全部删除怎么恢复当整个西方大语境中的中国形象特别是中国妇女形象呈负面、否定状态时，康格夫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却呈现出清秀漂亮、尊贵优雅、温柔贤惠、知书达理的形象。这既是对中国妇女形象的写实，同时也蕴含着康格所处的西方文明对此类妇女品质及形象的认同，由此呈现一种互相了解和承认的“亲善”形象。这种形象与近代中国文人笔下的中国妇女形象又是基本契合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塑造的姚木兰不仅美丽大方，还善理家事、温顺谦恭，有极好的知识与文化涵养。而辜鸿铭则认为，真实的中国女性是优雅、温柔、无私奉献的，“中国的女性形象中的温文尔雅、殷勤有礼是基督教女性观念所不具备的。”
从康格夫人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虽然处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大语境之下，却能相对“超越”同时代人对中国所持有的一种不公正、不客观态度，以一种了解的、同情的、友善的观察态度，为中国人鸣不平，谴责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他们对中国人性格、形象的偏见、歪曲。由此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格夫人处于西方文明的大语境中何以能够或者是否真的能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超越”西方中
心主义从而对中国形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述？
二、何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认为，注视者对异国的态度主要存在三种类型，分别是：“狂热型”（如启蒙时代法国思想家对英国自由、宽容的文化、制度的赞美）、“憎恶型”（如19世纪法国的反德情绪）及“亲善型”。何为形象学视野中的“亲善型”？巴柔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例证，只是从理论上说明：“异国现实被看成、被认为是正面的，它纳入了注视者文化，而后者也被视为是正面的，且是对被注视者文化的补充。”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康格对于中国妇女形象的正面描述，可以归诸形象学理论中的“亲善型”。通过对《北京信札》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格夫人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形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描述，按照形象学理论的说法，主要在于她对中国及中国人具有一种“亲善”态度。这种态度使她能够怀着一种了解之同情去走近中国人的生活。
问题在于，在西方中心主义占据绝对强势地位的时代，康格夫人何以能够对中国形象持一种“亲善”态度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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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政者慈禧太后及上层贵族女性对康格夫人的热情、亲善态度。慈禧太后多次亲密接见康格夫
人，邀请其一起游览颐和园，去宫里的戏楼看戏。中国上层社会的贵族女性也与康格夫人交往甚密，对她十分热情，经常登门拜访，或者送上礼物与问候。“朝廷对我们友谊的认可为其他友谊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彼此逐渐互相信任，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之间的尊重和喜爱是相互的。”慈禧以及上层贵族女性对康格夫人的这种格外友好、亲善的态度，她们彼此之间的礼尚往来以及日益深入的了解和友谊无疑对康格夫人的中国形象有着巨大的影响。
其次，基督徒的仁爱、宽容精神。康格夫人作为中国形象的注视者和描述者，其主要的文化身份是一个宣扬爱、宽容、平等的基督教徒。根据形象学的理论，所有的形象都源于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较的自我，一个与被注视者相比的注视者的意识。因此巴柔强调在进行形象研究的时候，应该较为注重注视者，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康格夫人作为基督徒的文化身份决定了她在面对和关注中国形象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要消除对中国人的一些偏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宽容和亲善。义和团袭击东交民巷大使馆一事，使许多外国人更加仇视中国人。虽然康格夫人也谴责义和团狂暴、残忍，但是她在给慕懋德教士的信中写道：“我不想使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宽。我很愿意让中国人看到基督教国度更好的一面。既然我们心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督精神，难道我们不能原谅和遗忘吗！我们应该应该减轻负担，而不是增加负担。的确，过往的日子记录了我们在中国的那段黑暗恐怖的岁月，但紧抱着仇恨的毒刺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最后，注视者眼中的他者永远只是一面镜子，是为了烛照注视者本身的优点、缺点。正如狄泽林克所言：“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康格夫人在中国生活期间，通过中国这个他者，看到了自诩为进步而文明的西方人的许多不文明甚至是野蛮的行为，看到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侵略、偏见、狭隘和傲慢以及仇恨心理，并对此提出质疑和反思。在给侄子的一封信中，她写道：“外国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里频繁地巧取豪夺，变本加厉。他们对待中国人就像对待狗和那些毫无尊严的东西一样。毫无疑问中国人会怒吼，甚至有时会伤人。这些来自基督国度的人们难道不能向中国人展示出更多一点的基督精神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康格夫人透过中国这面镜子，照出了自身文明中的许多缺点，她对西方文明中固存的傲慢与偏见的反思体现了她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并以此完善西方人作为文明者的形象的一种努力。
三、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
康格夫人能够怀着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友善态度去描述中国人，她作为基督徒的文化身份以及她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决定了她在面对和关注中国形象的时候，总是要尽量表现出作为基督徒和文明者的宽容和亲善，这些都使得她笔下的中国形象相对客观。但是，在两种不对等的异质文明之间，在西方文明处于绝对的强势之时，她真的能够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吗？
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康格夫人对中国尽量表现得宽容、友善、同情、理解，甚至
谴责某些国家的侵略者，但是她毕竟长期浸润在西方文明的大语境之下，受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她思想的无意识层面中仍然流淌着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暗流。正如有学者所言：“作为一名迫使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臣服的侵略国家的驻华公使夫人，对于八国列强入侵中国的事实和他们的瓜分图谋，她常常在字里行间闪烁其辞、欲盖弥彰，这就透露出作者本人在文化、教育上的优越感和自我推崇心理。”当时西方文明正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康格夫人不能不受其影响，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她常常扮演着“文化入侵者”的角。她站在一个入侵者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打开大门，与旧的习俗告别是一件好事，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甚至赞扬了外国军队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议和大纲》《辛丑条约》以及皇室安全回归———他们的皇宫受到外国军队的保护，并被交还到清政府手里———这一切都标明这些国家做的比预期的要好。”而1900年的庚子之乱则是“外国人为在这个国家创造世界和平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的结果。”
康格夫人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使她能够相对客观、真实地对待中国形象，同时又恰恰因为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其中国形象中不经意地呈现文明与落后的潜意识。事实上，她出于自身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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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常常扮演着“拯救者”的角。在给妹妹的一封信里，她写道：“我发现了中国人具有不可超越的重要品质，在这些品质之上可以构建一种基督般的仁爱生活。……这个古老大国的人民并不羸弱，真正的
基督国家应该帮她一把。”她在给侄子的一封信里所讲的一个关于铁块的寓言故事最能够体现其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态度。她认为，要探索和了解中国，赢得人心，需要用感化力，而非强硬的入侵。锤子、斧子、锯子都想弄开铁块，它们用强力去攻击，结果都失败了。而火焰用小小的火苗温柔地拥抱铁块，慢慢地施加影响，最后铁块最终屈服了，熔化了，火焰取得了胜利。这个故事无疑表明了康格夫人和其他西方人一样想探索中国、征服中国，只不过手段不同，主张用一种温和的潜移默化的同化政策。
由此看来，异质文明之间的形象很难完全摆脱注视者自身文化逻辑及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像康格夫人这样对当时西方中心论有所警觉并试图超越的注视者，事实上最终也未能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只不过比较隐蔽而已。这是在实力悬殊的不同文明之间很难克服的一个文化魔咒。正如莫汉蒂所言：“作为历史主体的女性和霸权话语生产的女性再现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同一关系，也不是一种对应的或简单的暗示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的任意关系。”
余论
异质文明之间的形象问题已经成为热点，形象学理论因此备受关注。然而，在如何运用形象学理论来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却存在诸多问题，最典型者就是僵化、模式化地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套文本，从而切割了文本鲜活而复杂的生命内涵。一提到形象学，研究者往往就去分析和探讨所谓的他者视野下的
注视者，总是把注视者作为一个重点，而被注视者则成为一个模糊的背景，基本被忽略。这种模式化的理论与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以及后历史主义相联系，充分体现到了形象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不足之处在于盲目僵化地运用这一理论，一方面过于强调注视者作为西方文明话语与权力的建构者这一身份，未能充分考虑到注视者本身情感的复杂性。同时也很少注意到被注视者对注视者所描写的内容和边界的制约作用，缺乏对被注视者这一异国形象产生的原型和客观基础的关注，缺乏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互动，尤其未能很好地考虑到注视者与被注视者之间的契合关系。
大致说来，形象学理论在逻辑上内在地蕴涵着两个层次：其一，被注视者与其真实存在之间的关系一度成为形象学的首要问题，即一个形象是否与现实相一致，一个形象对被注视者反映的忠实程度问题。基亚认为形象总是某种事物的形象，并且要与其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某种关系。这一层次倾向于历史性的实证研究，强调形象的现实性，但是容易落入将异国形象作为现实复制品的窠臼。其二，一改第一层次对被注视者的关注，转而将重点集中于注视者本身的研究和探讨。在此层次中又包涵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受萨义德后殖民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以文明差异性来否定异域形象的客观性，集中体现为西方中心论视角下的异域形象与事实严重不相吻合的偏见。另一种倾向就是巴柔所指出的“他者”对于注视者的价值与意义，认为对形象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注视者文化，注视者之所以关注被注视者，是为了将被注视者作为“他者”，作为一面镜子来映照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归根结底在于注视者自身的文化而非被注视者的事实真相如何。莫哈也多次强调，“研究一个形象时，真正的关键在于
揭示其内在‘逻辑’、‘真实情况’，而非核实它是否与现实相符。”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巴柔、莫哈等当代形象学研究者过于强调注视者而忽视了对被注视者应有的关注这一问题，认为对传统过度关注被注视者的纠偏固然重要，但若将其作为理论原则来倡导，则会给研究带来新的弊端，进而强调注视者与被注视者之间的真正互动，注重形象学研究的总体性及多样性。
问题在于，在具体个案分析及文本研究中，形象学理论的上述层次能够完全涵盖具体文本蕴含的所有可能吗？如何才能充分关照内涵丰富的形象学理论运用的复杂性从而有效避免模式化的生搬硬套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通过对康格夫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难简单运用形象学上述层次的任何一种内涵来简单套用。从第一个层次来说，康格的中国妇女形象明显地受到中国妇女尤其是上层妇女现实的规范和制约，慈禧及其他贵族妇女在康格夫人面前表现出的高贵、优雅、大方等良好品质，以及热情、友好的态度，可以说与康格夫人对中国妇女产生亲善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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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可分。就第二个层次而论，康格夫人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了解之同情，有作为基督徒的宽容和友善，也有文明者自身道德要求的对中国的尊重，似乎能够超越同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尽管如此，她仍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许多时候仍然不自觉地站在入侵者和拯救者的立场来看待中国，从兄弟啊想你啊是什么歌
而呈现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康格夫人怀着复杂的情感来描述中国妇女形象时，形象学理论的运用呈现一种多元的、复数的特质。人类的情感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用单一的灰的理论去生搬硬套。“当代形象学受到符号学、结构主义的影响，把一切都视为‘程序化’、‘编码化’的东西，处心积虑寻各种解码的规律。但若因此而忽视了文学形象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忽视了每个作家的独创性，那就是忽视了一个形象最动人的部分，扼杀了其生命。这就有使形象学研究陷入到教条和僵化境地中去的危险。”
有学者提出，破除形象学研究模式化的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回归文本，而回归文本就要作者这一主体的个人性给予充分的考虑。康格夫人的《北京信札》文本内涵的复杂性与作者情感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文本时，既不能仅仅关注被注视形象与其实际状态的关系，以及被注视者对注视者所描写的内容和边界的制约作用，也不能仅仅关注注视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情感个性等，从而使得被注视者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语境地，而应该给予两者各自应有的地位和声音，特别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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