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整容前后对比照浅谈莫言小说《蛙》中女性形象体现的时代感
作者：杨霞飞 钟春华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9期
    摘 要：莫言小说《蛙》以农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为背景，通过“姑姑”万心这个角少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的坎坷命运经历，从接生的“天使”到计生的“魔鬼”复杂人生，展现了农村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冲突与对抗，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整体的无奈，体现了作者对生命及人性的关怀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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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数个人资料    关键词：《蛙》；女性形象；时代感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167-04
东莞旅游公司    莫言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如美丽风流的孙眉娘、豪放狂野的戴凤莲，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他们都活得叛逆而自由，她们旺盛的生命力与不屈的精神让我们感受到残酷现实中生命的美好与坚强。与之相比，长篇小说《蛙》中“姑姑”万心这个角却有很大的不同，人物带给我们的触动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命运，更是对这个时代的共鸣与思考。这部小说选取的题材是颇为敏感与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在2009年11月15日，莫言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举办的“文学创作谈”讲座中便表示：“西方批评
中国作家不敢讲真话，没有表现的自由，不敢涉及复杂、尖锐、激烈的问题，我想《蛙》是对他们的最好回答”。在这里莫言所说的“复杂、尖锐、激烈的问题”就是指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莫言通过“姑姑”万心这个乡村医生形象，给我们展现了中国农村60多年的生育史，尤其是30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农村的景象。
    在“姑姑”漫长而丰富的一生中，她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姑姑”的一生经历了三次角的转变，青年时是十里八乡的白衣天使，中年成了遭人诅咒的计生主任，退休之后的反思者和赎罪者。“姑姑”角的转换时期正是新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蜕变期，是我们这个时代艰难行走中的典型个体形象，反映了我国解放后从集体主义思潮到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历程，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在《蛙》中莫言虽然一贯地写他家族史的故事，却已经跳出了他的家乡，并站在人类或人性的角度去写“人”，写出了时代的变迁和对“人性”本质的认识过程。人类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人自身的发展，而伴随着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理想的社会形态应该是自然与社会的高度统一，如何在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中寻和谐的出路，是人类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重庆高考作文题    一、人性与理性
    “姑姑”的青年时代，是一个狂热且单纯的岁月，“姑姑到了晚年，经常怀念那段日子。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姑姑双眼发亮，心驰神往地说：那时候，我是活
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的蝴蝶跟着我飞。现在，现在它妈的苍蝇跟着我飞……”[1]。
    中国是个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的国度，对生命的尊重来自于血液中的本能，年轻的“姑姑”不仅漂亮而且技艺超，对新中国、对工作有着无比的热爱，“姑姑”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优秀青年的写照。但个人的命运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浮沉，到了“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2]姑姑的工作从接生变成了计生直至退休，“姑姑”凭着“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的信仰，看到计划生育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但正是为了这个信仰，“姑姑”与村民们斗智斗勇，“姑姑对她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她不但有勇，而且有谋，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3]。作者用平白但残酷的笔法详细描述了王仁美和王胆的死，“姑姑”果断麻利、铁面无私的形象跃然纸上，“姑姑”成了国家政治话语的代表者和实施者，人性被非理性的狂热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扭曲。
    退休的“姑姑”成为普通且平凡人，政治的信仰被当时的社会现实冲击得七零八落。莫言用魔幻的手法描绘了“姑姑”退休那个晚上，“可那晚上的蛙声里，有一种怨恨、有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但那些裙子，被那些偷袭的青蛙一条一条地撕去了。姑姑说那撕得了一长条绸裙的青蛙，便一口口吞食下去，直噎得举前爪挠腮，打滚露出了白肚皮。”[4]蛙在小说中是多子的象征，也与婴儿的哭声类似，这一夜成了姑姑赎罪的开始。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
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通过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姑姑的转变看似来得突然的，但这也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苏醒，人在脱离社会性后自然性的暴发。正如梁振华所说：“其《蛙》的要旨不是评述这一“国策”（计划生育）的功过是非，面是致力于表现个体人格、人性、情感、生命、灵魂在奇特语境：比如严苛的政治文化禁忌，比如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的矛盾下的畸变和冲突。”[5]
    正如莫言在小说的封面写到，“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在小说中，“姑姑”年轻时的豪言壮语与年老时的紧张忧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时代的烙印，正如马克思所说：“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姑姑的变化阐释了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会因环境而改变，在很多时候，我们都面临着人性与理性的选择，还有着非理性的冲动，由于人性和理性的缺失，酿成了许许多多历史的遗憾和悲剧。人性和理性，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道德基础，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驾驭自然的力量越强大，人类对精神和心灵层面的洞察与需求也就越迫切、越重要。
    在人类前行的脚步中，往往伴随的是巨大的牺牲，正确与错误不是简单的黑与白可以评判。在人口高速发展的今天，计划生育有着它的客观必然性，三十多年来，由于严格的执行了计划生育这项国策，中国遏制住了人口的高速膨胀，在后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是资源的有限而人口可以无限增长的
局面，中国这项国策不但对本国人民，对于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来说，都是一个福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饱受西方“人权”的攻击和本国传统思维的对抗，中国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如茅盾文学奖颁奖词所说：“《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这里指的生命，并非狭隘到的个体的生命，而是从人的类别延伸出去，赋予其更大的外延。莫言的作品注重张扬生命，试图表现人性的温暖，但又表明了人类发展中的困惑，时代与伦理的矛盾，莫言用哲学家的思维通过“姑姑”的视角对生命的反思，其中不乏对政治与人性的反思，经济发展带给社会以及人性的冲击。我们面临着现代社会发展的病痛，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人性面临考验，理性需要回归，忏悔解决不了问题。
    二、传统与现代
    中国广大的乡村一直信奉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所以“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众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7]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积极灌输男女平等，女子也是半边天的思想，但在中国的乡村，现代社会的
观念还远远没有到达，或者说男女平等只存在于标语口号之中。“由于农村农耕生活方式，凸显了体力优势的男性的优越地位，女性的地位、人格与尊严的获得，取决于她所生的孩子的性别。”[8]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是农耕文化的延续。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只要农村的生产状况不发生根本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就很难得到认同。
    正因为政策强制实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背离，自然会引起村民的强烈抵触，继而冲突，相互谩骂，甚至流血与人命事件。“我”的前妻王仁美为了生个男孩，可以舍弃房屋，但敌不过计生干部采取的连坐，姑姑把超生的孕妇王胆追得无处可逃，不幸跳河而死。王仁美和王胆既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也是“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的牺牲品。莫言作品里的女性也未能逃脱“传宗接代”的安排。“她们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社会、家庭地位制约，她们可能占胜某一位男性，但决不可能战胜男性世界。”[10]
    传统与现代交织成光怪陆离的一幅场景，马克思恩格斯说：“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
周海媚男朋友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个体的欲望，生命本能的需求就淹没在社会整体的发展之中，姑姑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代表。到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思想的启蒙远远落后于经济的繁荣，重男轻女的观念依旧存在，不论是富贵人家还是平民百姓想要男孩子的愿望都还没有终止，这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结果，也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宿命，同时，有需求就有市场，资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在小说中，孩子成了出卖的商品，理性的政策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发财工具，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谋生之道，成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的“特权”。“过去的一切在市场的冲击下已经面目全非，生育已经成为金钱的附属品。莫言便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强烈对比展现了他的现代性思考。”[12]在这里，作者着重塑造了陈眉这个角，小说结尾出现的九幕剧中，陈眉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派出所，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剧中的民国公堂，陈眉母子的分离的命运是“现代性”悲剧。作者“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13]
    晚年的“姑姑”最终也败给了传统，她鼓励“我”再生孩子，用从未有过的悲凉的语气认定了自己的宿命，“姑姑说，根据政策规定，你和小狮子可以要孩子，我希望你们能生双胞胎。跑儿，你可是因祸得
福啊!”[14]小狮子年轻时也曾是计划生育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但嫁给剧作家“我”之后,始终受着膝下无子的煎熬；最后接受了牛蛙公司的“服务”,并成功得子。在形势的巨变下,“小狮子”从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者摇身一变为“违抗者”，《蛙》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同时作者表现的宿命观是值得商榷的。
    三、梦想与现实
    爱情永远是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在小说中，姑姑的爱情，秦河的爱情，王肝的爱情都没有获得美好的结果，包括“我”在小说中二次婚姻也基本没有爱情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