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7月 Vol. 26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y 2004
────────── 收稿日期:2003-10-15
作者简介:董朝刚(1950-),男,河北滦县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10 - 快手木森身价多少
也 论 宋 诗 特 点
——关于“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若干思考
董朝刚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几成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但这还不够,需要以辨证观点对宋诗进行具体、深层的分析,追寻其有别于传统诗歌的独特风貌及其深层特质。
关键词:宋诗;议论为诗;才学为诗;以文为诗;诗话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4-0010-04
诗歌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深层次的堡垒,是传统艺术宫殿中的王座,它发展到唐朝,可谓登峰造极。由唐入宋,中国的文学艺术之神已从贵族的殿宇逐渐步入世俗社会,诗歌也在士大夫典雅吟唱的大趋势中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市井化倾向,逐步形成了一个在诸多方面都与唐诗相对立的创作体系。这种体系虽然不能完全脱离汉唐诗歌的艺术基础,但在整体上却体现着鲜明而又统一的类型特征,成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艺术存在。对宋诗在诗史上这段独特艺术存在的评价,自陈师道、严羽发难以来的九百年中,纷纭未休。但严羽《沧浪诗话》中对宋代“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几成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其实,刘克庄对宋诗“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1]的批评,也与严羽此话相仿佛。其中对“以议论为诗”的攻击最甚,把它作为一种完全错误的倾向而加以根本否定。
诗可不可以议论,这个问题无论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诗史的演进过程讲,答案都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诗不但可以议论,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宋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北宋以后,时代和诗歌两方面的发展,都促使审美思潮由主、客体的统一逐渐向偏重于主体情感、意识的直接抒发演变,于是,“以议论为诗”的直抒胸臆式的表达范式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从而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审美潮流。主要问题在于怎样“以议论入诗”。宋人的议论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意象与议论的结合。宋人以哲人之目光看待自然,常能捕捉到那些能够表现某种哲理的“对应物”。如苏轼的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中简单快乐
通过主体的观察角度与客体的整体局部的关系,形象而明畅地揭示出具有对自然乃至社会的普遍意义的哲理,其实也正是苏轼本人假托庐山的认识论。又如他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诗人描述自然界雨前、雨中、雨后的景象,竭力渲染风雨之迅疾、之气势,但又以轻松的笔触写出风雨的飘忽而去,一切归结于“无”的景象。这里的“风雨”,既可看作是自然界的风雨,亦可看作是诗人对人生、社会之“风雨”的态度,深蕴着诗人“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处世哲学与人生理念。苏轼之后,这种借助形象阐发议论表达哲理的诗颇为流行,如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叶绍翁的“春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等,皆是以客体世界的“对应物”来象征某种哲理,使以议论入诗变得更成熟,更自觉。宋诗议论的第二种方式是,完全不借助意象的情理的直接抒发。这种情况有时易流于抽象、枯燥、乏味,所谓“味同嚼蜡”。如梅尧臣《书窜》大部分内容是唐介奏章的改写,欧阳修的《南獠》几乎等同于一篇民族问题的调查报告,大可用一篇说明文字来取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宋诗中有些直接发论的也很出,如苏轼的“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送蔡冠卿知饶州》)就直接表露了诗人的某种人生态度,尤其后句对人生不得意者颇具魅力;“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亦颇含哲理意味。又如他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
董朝刚:也论宋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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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无难到公卿。”完全以议论的口吻,极写一生之悲凉,全篇无象,却含无数之景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谓尽在其中矣!
由对以上两种议论方式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一是应将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综合表达,使议论能与生动的形象和深挚的感情在内在意义方面互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命意。苏轼诗的议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能自觉地借助形象,使其议论增加了一种飘逸隽永、才气横溢、极富魅力的韵味。当然,这种议论方式运用不好,就会出现浅率生硬的毛病,这在宋调形成初期表现得比较明显。如梅尧臣《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共32句,前28句都在空发“我迹固尚贱,我道未尝轻”之类的陈腐议论,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一角“徂征江浦上,鸥鸟莫相惊”的放情山水的形象,太微弱,太苍白,也太勉强。白居易《与元九书》曾云:“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这类诗就是把“兴此”与“义彼”分得太明显,太生硬了。当然,在宋调形成初期也有一些成功的议论,如欧阳修的名作《画眉鸟》即如此。诗曰:“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形象优美动人,命意也十分深刻,堪称一首优秀的哲理诗。二是议论本身应精辟警策,特别是纯议论的理趣诗更应短小精悍,发人深省。如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
来峰》)表达了一个心胸开阔、眼界高远之人的绝大议论。当然,苏轼诗中的议论更以精辟透彻富有哲理,幽默生动富有讽刺性而有口皆碑。随着理语和禅语的大量入诗,宋诗中虽然出现如刘克庄所批判的“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也”[1]的现象,但总有一些“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2]“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3]的好诗,有理趣而无理障,有禅趣而无禅障。要而言之,宋诗的议论好坏参半。议论是形式,哲理是诗的内涵,议论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但哲理是议论中最深刻的内容。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4];缪钺先生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5]
关于“以才学为诗”,严羽大概主要是批评“以学问入诗”。宋之后的文学走向,呈现了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并进,艺术与学术并驰的趋势。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著作,都堪称学者型的作家。可以说诗人也学者化了。这种诗人学者化的特点,势必影响到诗歌创作。诗人们习惯于将才学溶入诗行,而读者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也反过来要求诗歌具有才学性。欣赏者已逐渐习惯从典故和音韵、学问与才情的和声中感受和领略艺术美,也就是说,“才学”与“情性”组成新的审美客体而被时代所乐于接受。因此,虽说“以学问入诗”总的说来属于一种不良倾向,但从宋诗的发展趋
势来看,学问和诗毕竟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结合得恰到好处便会给诗歌平添一种诗思和韵味。
具体说来,“以学问入诗”包括喜用典故,好用故实,广征博引,出入典籍,言必有征,字必有据,以致补缀奇字,强争险韵等等。曾季狸《艇斋诗话》评王安石诗“经对经,史对史,释氏事对释氏事,道家事对道家事”;赵翼《瓯北诗话》评苏轼诗“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评黄庭坚诗“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寥寥数语,即道出了这些“宋调”典型代表人物的此种共同特征。如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二,形容雪后之景曰:“城头初日始翻鸦,陌上晴泥已没车。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据说道经以项肩骨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故“冻合玉楼”下接“寒起粟”,“光摇银海”下接“眩生花”。可见,苏轼善以学问入诗已达到了何等精深的地步。王安石对此赞叹不已,亦足见其在诗歌艺术方面与苏轼的志同道合。而当读者一旦明白了其中的含意,确实就能得到一种更深厚的审美体验。更何况苏轼这首诗,即使不明白其中的典故,将其理解为白描写景,即如康熙间纪昀评点《瀛奎律髓》卢氏广州刻本时所云,只是形容“地如银海,屋似玉楼”,也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写景之笔。这正是“以学问入诗”恰倒好处时,高者能更深一层地契悟个中深奥,低者也不妨领会其基本含义。
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手法运用到创作中,可说是以学问入诗的典型。如黄庭坚的《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全诗多处用典,但安排非常自然,一气涌出,使人不觉其用典。加之“桃李”二句造语工奇,意从境出,充分体现出黄诗独特的兀傲奇横、健朗峻洁的
固有本。当然,这种手法也容易陷入前人窄小的天地里,靠乞讨前人的诗材诗料生活,甚至弄巧成拙,点金成铁,但这毕竟是少数。总之,“以才学为诗”的产生,是由于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特别是适应“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变革的需要。散文化、议论化的变革,无疑都有利于随心所欲地表情达意,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易于使诗显得松散、不含蓄,而“以才学为诗”恰恰从另一方面平衡了艺术形式的这种失重。金庸侠传x0.5
关于“以文字为诗”,历来附合者对此多以艰险、奇怪、生僻之字入诗来加以发挥。若此,弊处更大,几无优点可言。因为把许多艰涩的词语嵌入诗中,只能在读者的感发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甚而流入“以艰深文浅易”的邪路上去。但“以文为诗”决不仅仅指表面的语言现象,它主要指失去诗的本质特点,而似乎变成有韵之散文。这当属一种不良倾向,尤其体现在那些低劣的禅诗和理学诗上。那些凡可被指称为讲义策论之押韵者,毫无诗味可言,纯是说理之文,只不过
第26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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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加强宣传效果,把它按照诗的外部形式予以加工,使之便于上口罢了。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将“以文为诗”一笔抹杀。因为“以文为诗”有其诗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在中国文学的肇始阶段,诗和散文并无严格的区别。如在《老子》、《庄子》等作品中,都具有诗的因素:诗的节奏、音律、音韵
等。如《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6],与诗几乎无异。而《诗经》、汉乐府等也都具有散文的因素:整齐与不整齐,偶行与奇行,口语的语言等。如《君子于役》,就是由三言、四言、五言构成,其语法、语言等亦与散文大致相同。以后,诗歌呈现着不断向“人为艺术”演化的趋势,日益排斥着散文化的因素,整齐排斥不整齐,韵排斥散,偶排斥奇,典雅排斥通俗,书面语排斥口头语等。至六朝时期,逐渐形成“人为艺术”的美学思潮。而唐诗无疑是两种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我国诗歌经过了这一正一反一合的巨大演变之后,第一个历史周期宣告终结。这一历史周期最显著的成果和标志是格律诗的艺术形式。唐诗将这种具有整齐美、对仗美、音律美的诗体形式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以至使后来的批评家发生了误解,以为这就是诗歌的基本样式、本质特征和审美标准,后人只需踏着唐人的脚印、重复唐人的音调即可卫冕了。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永远要向前发展,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矛盾着的双方各依一定的条件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近体诗的形成标志着诗已从诗和文的混合体中净化为“纯诗”,当这一飞跃的成果发挥到极致时,又势必要向更高一个层次的不整齐美、非纯诗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整齐的律体要让位给不整齐的、广泛借鉴散文表达功能的自然诗体,这是诗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其实,这种过渡在古典诗歌发展到极致的李、杜时就已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李白“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节奏里,我们似乎就可以感受到一种诗的散文美。而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的浪漫主义艺术,也正是后来苏轼“野性”精神和“以文为诗”的先声。近体诗集大成于杜甫,但原本意义上的近体诗
的破坏也同样始于斯。杜诗沉郁顿挫,“老来渐于诗律细”,但却正是杜甫首创了拗体。它说明了近体诗艺术形式与艺术表达的矛盾,说明需要一种更灵活、更能变通而又在总的原则上不违反艺术规律的形式得到承认。其后,接过李、杜火炬的是韩、白。韩愈将古文运动的精神贯彻到诗歌领域,以散文
的字法、句法、章法破坏传统的诗家法规,这就是韩的“以文为诗”。但韩诗过于追求奇险,这就又背离了散文近于口语、近于生活原型表达方式的特点。这一不足,是由白居易弥补的。白力倡诗歌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正是宋人“以俗为雅”的先声。由此可以认为,李、杜、韩、白堪称中国诗史上宋以后新历史时期的先驱,而宋诗的一些主要特征就是对其创作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以文为诗”是诗歌创作方法的一种新创。由于作为文体意义上的“文”涵盖范围广阔,因而以此为契机,宋诗也更为显著地突破传统诗歌表现范围的界限,使诗的题材得到新的开拓。从当时的情况看,一是宋代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化。本来在以抒情为主调的传统诗歌中,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有着悠久的传统,宋诗在对这种内蕴的社会意识因素的极力张扬中,不仅形成社会意识的普遍化,而且使诗歌自身发生了功能性变化,从而包容反映了大量的社会事件和明确的政治主张这类重大主题。另一方面是敏感细致的观察习惯和创作兴趣的形成。宋代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城市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朦胧的近代社会气息。这种时代精神的变化,自然促使诗人更加注意自身的生活,体现出对日常的平凡生活琐事的空前关切。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诗体的承传嬗变,还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以文为诗”都是诗歌发展到宋代的必然走向。宋人的“以文为诗”扩大了诗歌表现的领域,适应了表达更复杂、更多样情感的需要,运用巧妙
就能取得加倍的艺术效果。诚如赵翼在评论苏轼诗歌时所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7]
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形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在唐诗对中古以前诗歌的总结之后又开辟了古典诗歌的新纪元。所谓“宋调”,是针对“唐音”而言的,然而,从诗歌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看,由于其赖以存在的语言音韵表达系统的巨大稳固性,宋诗新天地的开辟如果割断了唐之前乃至宋初诗歌艺术的创作经验无疑是不可能的。宋诗艺术特征的独辟新径,也正可视为对唐以前诗学经验的审察和反思的结果。因此,宋诗的形成除了宋代学术文化思潮的涵孕陶鎔之外,诗歌艺术自身的经验积累承传乃至嬗变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宋诗既宏广又生僻的独特风貌,正是这两种力量同存共进的结果,同时也为建构一种新的艺术价值观念与文学批评准尺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与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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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晖,王建国,牛建军:我国可转换公司债券问题研究
表3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评估数据
项目2000年2001年2002年
资产总额(万元)750 305 870 353 981 755
幸福网名净资产(万元)578 097 624 128 656 260
销售收入(万元)585 668 723 715 787 548
利润总额(万元)79 367 78 573 74 461
资产负债率(%)22.95 28.29 33.15
全部资本化比率(%)8.40 12.36 15.89
净资产利润率(%)11.49 10.95 7.39
速动比率(%)111.96 97.11 92.98
利息倍数(倍)17.32 16.72 21.99
债务保护倍数(倍) 1.89 1.20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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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s Changeable Corporation Bond
WANG Jin-hui1, WANG Jian-guo2, NIU Jian-jun2
(1.School of Economy, Hebei University, Hebei Baoding 071000, China;
2.Rural Credit Cooperative of Zijingguan in Yixian, Hebei Yixian 074200,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indispensable to a perfect developed money market, and various money
tools is also indispensable to such a money market. Changeable corporation bond, a new financing tool, can benefit investors with its
冬阳直播own ventures and income-preference investment in groups, and can inaugurate a available and efficient method for investors.
Key words: changeable corporation bond; financing methods; credit appraising rating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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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of Song Dynasty
——Some Thoughts “Poetry with Wording, Argument and Scholarship”
DONG Chao-gang
(Chinese Department,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Hebei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YAN’s Canglang’s Comment on Poetry says that Song poe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riting with wording, argument and scholarship, which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of comment on Song poetry. But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omment should
有什么关联词also be concrete and deeper with dialectic to search for its special and deep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oetry.
Key words: Song poetry; poetry with argument; poetry with scholarship; poetry with wording; comment on poetry
责任编辑、校对: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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