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尹瑞
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0月/29日/第013版
草地周刊
权益屡屡遭到侵犯，未来缺乏保障，但每年仍有无数的新人跨进编剧行业
本报记者李坤晟
在王樵眼中，国内的电视剧编剧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海岩、六六、兰晓龙、王宛平这样知名编剧，价码至少10万元1集
一般编剧打官司，要做好3、5年没有活干的准备
2010年10月16日，当中影集团、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华谊兄弟等电影界大佬兴高采烈瓜分本届百花奖的同时，星光黯淡、参赛片陈旧、奖项公信力不高等质疑声也纷至沓来。这其中，编剧从业者对百花奖不设最佳编剧奖的炮轰更成为今年百花奖前后各大网站娱乐版的热炒话题之一。
“没有编剧的奖项，将编剧整体排除掉，这是一次集体的忘恩负义，一次业界的过河拆桥，一次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一次对百花奖历史的背叛!”《铁齿钢牙纪晓岚》《大电影》的编剧汪海林与同行撰文称。
这已不是编剧从业者第一次对百花奖表示不满。近4、5年来，每到百花奖颁奖时，编剧的整体生存环境就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百花奖让观众忘掉编剧”
当代中国电影界有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等3大奖项。最年轻的华表奖由广电总局主办，被视为政府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的金鸡奖是中国电影界专业性评选的最高奖；而资格最老的百花奖由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杂志编辑部主办,《大众电影》发放选票读者(众)投票评奖，各项奖均以得票最多者当选，向来有“众奖”的美誉。而让汪海林等不服气的是恰恰最有“草根”彩的“众奖”不设最佳编剧奖。
汪海林、费明、刘毅在那篇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檄文”写道,“电影的一切是从剧本开始的，没有剧本就没有电影的一切。从本届百花奖的提名引出一个显而易见的话题，没有王兴东、陈宝光创作的《建国大业》剧本，授权许可中影集团拍摄立项，就没有《建国大业》的电影，更谈不上什么导演奖、演员奖的提名。”
“今天大势张扬的百花奖把编剧奖抽空，漠视剧本的价值。如同让观众听交响乐时，只让你记住指挥和演奏员，而忘却作曲家贝多芬一样，百花奖让观众忘掉编剧，删除编剧，踹开编剧。”
资料显示,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夏衍、水华的《革命家庭》获得了最佳编剧奖；1963年的获奖者是李准的《李双双》。之后，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情势下，百花奖中断17个年头，直到1980年才得以恢复。在当时第三届百花奖中，陈立德的《吉鸿昌》获得了最佳编剧奖。但随着1981年金鸡奖创立，百花奖的奖项大大减少。1981年的第四届百花奖只保留了最佳故事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三个奖项。直到1983年，才有了最佳男女配角奖,2006年增设了最佳导演奖。而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最佳音乐等系列奖项通通挪到金鸡奖后，就再没有开设。
百花奖组委会主任康健民曾在接受采访时称，百花奖是由众评议的，让观众评哪个演员演得好，哪个导演导得好，问题不大，但让他们评价哪个编剧水平高，就显得太专业了。汪海林向本报记者表示，这种说法根本立不住脚。“百花奖是上世纪60年代设立的，那时也是由众投票，谁是最佳编剧也都由观众决定。你不能说那时候的众有水平，几十年过去后，现在的观众就没这个水平了。如果说观众连一个好故事都看不出来，怎么能看懂分镜头、叙事手法、蒙太奇这些更专业的技术，评出最佳导演呢?”
在汪海林看来，具有风向标作用的百花奖对编剧的漠视表现了中国电影编剧的生存状况日益严峻,“片酬得不到保证，侵犯署名权屡见不鲜，在字幕上，在海报上，在各种宣传影片的小册上，媒体报道上，不提编剧的署名，积恶成习，视为正常。”
罗贯中的名字仅排在16位
汪海林列出的现象，并非只存在于电影圈。在百花奖落幕的第二天，高满堂、六六、陆天明、宁财神、王宛平等国内知名编剧齐集上海，参加了2010电视剧编剧年会。在年会上，编剧们对业界现状大倒苦水。
创作过《玉碎》《孟来财传奇》的剧作家周振天表示如今编剧被侵权的情况严重,“今年热播的电视剧《三国》，罗贯中的名字仅排在16位。”而《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的编剧王宛平也称,《真情年代》由她从头到尾改编，但整部片子没有她的署名。
青年编剧王樵告诉记者，声讨不署名字不给奖的编剧多是在业界有一定地位的成名编剧,“他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自然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事实上，编剧的地位已经提高了不少。当年《北京人在纽约》火的时候，有几个观众知道编剧叫冯小刚?现在看电视剧的观众至少知道海岩和六六。”
但王樵承认，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编剧和影视公司、地方政府、电视台为代表的制片方相比，尚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版权和稿费问题。
打开中国编剧交流网的网页,2009年8月获终审判决的女编剧王伊维权案仍在首页置顶。2008年2月24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在北京钓鱼台召开中国影视编剧维权大会上传出消息——电视剧《牟氏庄园》制片方山东栖霞市文化局局长宋某，对讨薪的女编剧王伊称:“不就几万块钱吗?我就不给你了，我个人，花十万块钱人把你给做了!”，此电话录音令在场数百名编剧一片哗然。而当年4月，制片方将《
牟氏庄园》更名为《没有男人的庄园》，电视剧已至发行阶段，山东栖霞市文化局称从没有收到过王伊的剧本，并将她告上法庭，索赔25万。
2008年6月24日，王伊以被告的身份走上了法庭，她随后提起反诉称，宋局长违约和拖欠稿费等两大“罪状”，同时因该剧的宣传品上没有任何编剧的署名，侵犯了她的署名权。2008年11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栖霞市文化局的诉讼请求，同时也驳回了反诉原告王伊的反诉请求。法院对王伊在合同期内单方面履行合同职责给予了肯定，但就“完成剧本的质量是否达到拍摄要求”提出疑问。由于王伊无法证明自己的剧本使投资方满意，法院无法支持她的诉讼请求。
王伊随即上诉至二中院。2009年8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了栖霞市文化局的诉讼请求，撤销了一审对于王伊的部分判决，并判令栖霞市文化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伊稿酬六万元。
而在2008年12月，作家张雅文诉潇湘厂不支付《盖世太保口下的中国女人》编剧25万元稿酬一案，历经7年也告一段落。7年里，张雅文和律师十余人次从黑龙江、北京跑到长沙，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花掉七八万元不止,4次开庭,4次判决,4次裁定。最终，潇湘厂被判决支付张12万2千元。
王樵告诉记者，业界拖欠稿费已是司空见惯。通常而言，普通电视剧编剧会在大纲通过后，拿到一笔
订金。然后，每写完一部分，制作方就会按比例付钱。但往往当所有任务完成后，最后的尾款就拿不到了。更恶劣的是，遇到不道德的影视公司直接把编剧的故事改头换面盗用了，一分钱不给。凤凰传奇新专辑
“事实上，编剧和制作方打官司的案例极少。”王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中戏编剧班过去每年招50个，现在招70个，还有大专班。加上北京电影学院、军艺、国戏等全国各艺术院培养的编剧科班毕业生早已成百上千。加上半路出家的作家、网络写手、戏剧爱好者，编剧从业者早已如过江之鲫。“打官司的编剧，容易被认为是刺头。制作方互通声气。一般编剧打官司，要做好3、5年没有活干的准备。”王樵说。
什么面膜美白效果好20年后的危机
版权和稿费是最大的问题?青年编剧刘歌认为，像自己这样的职业编剧，真正的考验在20年后,
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海岩是大饭店经理；王宛平是中央戏剧学院老师……而与老一辈编剧多在艺术院团、高校里有正式职业不同，像刘歌这一代30岁左右的青年编剧大多从学校毕业，并没有别的工作就成为了职业编剧，实质上属于自由职业者。“所谓自由职业者，就是没饭吃了，也没人管你。如果问一个职业编剧，如果有一个海岩那样的经理职位等着你，但不能再写戏。相信很多人都会去抢这个位子的。”刘歌说。
刘歌有两点担心，一个是随着网络的普及，现在的电视剧观众逐渐老去，电视剧的市场会被慢慢蚕食；第二则是每个编剧的创作黄金年龄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充满灵感的大脑随时可能变得迟钝。“那么，现在的职业编剧写不动，他们会去哪里?”
在10月17日的电视剧编剧年会上，著名编剧高满堂提出由央视牵头组织一个编剧协会得到大多数编剧的响应。但汪海林则认为,“央视是不太可能做这个事情的，只有编剧在民间自己联合起来。”金基范的女朋友
“或许等问题浮现后，会有一个编剧协会的组织出现。到时候是让年轻编剧养老年编剧?这说不准。”王樵也不清楚这个摆着职业编剧身前的问题最终将如何得到解决。不过，他不准备像现在不少退出编剧行当的同行那样去影视公司给人家审稿子，而是希望利用积蓄和朋友开一家店面。
“具体什么店没有想好。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在退出这个行业前，写一个让大家都能记住的戏。”王樵说。
传说中的一夜成名
权益屡屡遭到侵犯，未来缺乏保障，但每年仍有无数的新人跨进编剧行业。毕业于国内某著名新闻学院的柳康就是徘徊在这个行业门口的一员。柳康在本科读书期间，认识了几个圈子里的朋友，有了以后从事编剧工作的想法。目前，她供职于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做文案与公关工作。平常她会把生活和工作中的情节都留心记下来，思考能不能把它变为一个故事，当做以后可能用到的素材。
“本科和硕士都念的新闻传媒专业。为什么想选择走这条路呢?”
玫瑰花的折法步骤图“我擅长的是文字工作。而在码字的行业中，编剧无疑是最赚钱的。”柳康说。
柳康的观点得到了王樵的认同。“再差的戏,1000、2000元1集，你写个45集也能赚不少。很多戏剧学院的小孩，大三大四接个动画短片，一两天写1集。1个礼拜就能挣出半年的生活费来。说到底，影视行业还是个暴利行业。”科班毕业，入行6、7年的王樵现在已经在北京国贸附近买上了房。
在王樵眼中，国内的电视剧编剧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海岩、六六、兰晓龙、王宛平这样知名的编剧，价码至少10万元1集(有报道称,《蜗居》编剧六六现在的价码高达18万元1集，而《士兵突击》编剧兰晓龙则是15万元1集)。第二等编剧是作品在全国的荧屏上播放过，但不那么火。这类编剧价码大概5-10万元1集。第三等编剧则是独立完成的作品没有什么名气，有名的作品都是和别人合作的。这类编剧的特点是有稳定的活干，不至于有了上顿没下顿，价码在3万元1集左右。剩下的则是大量的“不入流”编剧，特点是靠同行朋友接了活，叫上一起干，赚些维持基本生活的钱。
王樵把自己划进第三等。他告诉记者，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睡了写、写了睡，中间看一至两部好莱坞电影观摩学习。这样的状态让他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因为这6、7年在圈子里的摸爬滚打已经能保证有活干。王樵说,3年前，自己曾因为人际关系问题，半年没活干。最穷的时候，养车养房，口袋里就剩1000块钱。“不能跟家里人说，不能给媳妇说。每天呆在家里看电影，心想这些情节我也能写好，
别人怎么不用我呢。那个时候,300块钱的活都写。”
但并不是每个编剧都像王樵那么幸运。王樵一同班同学30多岁了，基本上每年没什么事干。他也在写东西，但别人看不上。他还在坚持。王樵同学的经历虽然辛酸，却是编剧行业金字塔尖光芒之下，大多数人的现实状况。和柳康一样，这些还未进入圈子的跃跃欲试者，在金字塔基苦苦坚持者都相信自己的作品有一天会被看上，然后一夜成名。
毕竟在圈子里，流传着不少尚待考证的传说。顾长卫电影《孔雀》的编剧,40多岁，在写《孔雀》高圣远和周迅婚变
之前一直靠圈里朋友接济度日。直到《孔雀》一飞冲天后，才陆续把钱还给朋友；姜伟在写《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时》，差点被影视公司换掉。但此剧大火后，影视公司敢于专门在他身上投钱，让他安心创作，于是才有了《潜伏》；至于兰晓龙，在《士兵突击》前，数年间默默无闻，靠同行接到活再分给自己为生……
“但编剧这一行，毕竟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只要能接到活，普通的一单也相当于蚁族干半年。”王樵说。
(王樵、刘歌、柳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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