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最先罢官死后⼀年才获平反
1957年，正当埋头致⼒于将南京军事学院打造成“东⽅的伏龙芝”、“东⽅的西点军校”时，⼀场浩劫不期⽽⾄，他毫⽆思想准备地卷⼊了―场由彭德怀指挥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争之中，且⾸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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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争中，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指挥这场⽃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中央军委⽇常⼯作的国防部长，在他的错误引导下，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争之风，揪出了⼀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批⾼级将领和⾼中级⼲部被打成了“反党分⼦”。所幸，不与争锋的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1年后，彭德怀在庐⼭会议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彭德怀元帅在被“撤职”后，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我批评，后⼈“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挨整的始作俑者――彭德怀。
今天，两位⽼帅俱⼰去世多年，彭德怀⽣命结局的变数，令后⼈洒泪感喟，他的⾼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定论。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但这并不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其实，两位⽼帅有着太多相似的⼈⽣经历：同是出⾃贫寒的农家，同是起步于⾏伍，早年他们分别投⾝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的军旅⽣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国内武装割据⽃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的军事家，⼤智⼤勇中多了⼏分儒雅，彭德怀⼤智⼤勇中则多了⼏分刚毅。但由于个性、⽂化素养、⽣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表现出了⼀定的歧见。
被推上“反教条主义”的风⼝浪尖
1956年1⽉，⼀⼿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其中战史、防化⼆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750⼈增⾄3000余⼈，教员译员由290名增⾄1300多名。1⽉11⽇，⽑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该校，给予了⾼度的评价。
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林的秘密报告。报告⼀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对斯⼤林的评价。这年4⽉，《⼈民⽇报》发表了《关于⽆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章，⽑泽东写了《论⼗⼤关系》⼀⽂，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1956年6⽉，党中央再度发⽂通知全党，克服实际⼯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国实⾏的是⼀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套。
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他3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我们学校5年多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的⽃争，不要过分追究个⼈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我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
10⽉，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向反映：6⼩时⼀贯制的课业制度和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学院对学员要求太严。但院党委未能引起⾜够重视。对此，个别⼈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指名道姓指责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部”。信⾥还说，学校⾥甚⾄出现下级给上级擦⽪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常重视。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他⽴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将为⾸的包括⽢泗淇、陈⼠榘等3位上将在内的12⼈⼯作组，颇有声势地进驻军事学院。⼯作组采取两⼈⼀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张震和贾若愚两⼈为⼀组。经过⼀段时间的调查⾛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
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才有动⼒，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的认识⼤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个很⼤缺点，教学⼯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明眼⼈⼀看，就知道⾝为院长兼政委的难辞其咎。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明眼⼈⼀看，就知道⾝为院长兼政委的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锤定⾳：“教条主义的⼤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论⼀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号不⼤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的爱将、原⼆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争道：刘院长⼯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
多苏联专家，中央⼜⼀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因此，学院借鉴苏联经验是多了些。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针没有问题。
⽑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6⽇，他致信⽑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体，勉任六年学术⼯作，极感吃⼒。⾃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眼⼒、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个时期。⼀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作。”
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1958年5⽉，在⼋届五中全会上进⼊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1000多名⾼级⼲部参加的扩⼤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作的教条主义的⽃争推向了⾼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
这就是迷信，⼀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员⼀听，⼼照不宣。这显然是指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泽东对军事⼯作中有⽆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种是说没有，⼀种说有。⼀种是说很多，⼀种是说相当多。教条主义是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也不要缩⼩。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作，⽑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命战争⾃⼰的经验不讲，专门讲‘⼗⼤打击’，⽽我们⼏⼗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的，另外参考⼈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泽东直⾔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动的指南，⽽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泽东意犹未尽，转⽽对作了⼀些有⽋公允的评价。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泽东的批评分量是很重的。
法国vs丹麦
委曲求全抱病在怀仁堂作检讨
⽑泽东定调后，彭德怀板着⾯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抬轿⼦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命同志的。”
彭德怀指的红军时期教条主义逼死过⾰命同志，其实也是⼀场误会。长征时，红⼀、四⽅⾯军会师后，四⽅⾯军主动提出送⼀些军、师⼀级的⾼级将领到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军三⼗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明敏捷，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校后，由于⽂化太浅，阅历有限，在好⼏个战术问题上与等教官发⽣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威胁、谩骂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学校就不能不管了。校长何畏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谁也没料到，⼼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在部队⾏⾄⼤⾦川激流时跳崖⾃杀了。对于此事，连⼀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取的，余天云之死，是⾃⾷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杀的，红军⾼级⼲部应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
⼏⼗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泽东对此并未过多说什么。他淡淡“唔”了⼀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争被推向了⾼潮，⼀批⾼级将领和⾼、中级⼲部受到冲击。
乳神张婉悠⽃争相当残酷。萧克遭到连续4个多⽉批⽃后，有⼀天⼤⼝吐⾎。医⽣端了吐满⾎的痰盂给有关⼈员
看，那些⼈不但没有表⽰同情，反⽽指责医⽣“同情反党分⼦，⽴场不稳”。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部蔡铁根⼤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1953年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和帽徽，关押了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争开了⼀个新中国成⽴后⽆限上纲、⽆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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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批⽃会开得如⽕如荼，⽃争完全偏离了⽅向。正在外地养病的⼼情异常沉重。1年以前，他对第⼗五军三⼗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孙⼦兵法》，马谡的⽤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可是⼀个是教条主义，⼀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个是教条主义，⼀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在学⽣；重点不在学，⽽在⽤。”这⼀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不能否定⼀切，采
取“左”的⼀套做法，采取虚⽆主义的态度。
显然，⼈们不难看出，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曾对⽑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
”更有⼈故作⾼深，说：“蒋介⽯可是靠黄埔起家的哟！”这些话，对于当时已渐⽣武断作风，⾏将迈上神坛的⽑泽东⽽⾔，不能不在⼼中引起⾼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的⽿朵⾥，尽管他痛⼼疾⾸，但却再不敢为⾃⼰辩解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的检讨，唯有如此，才会解脱⼤批同志。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层。深知党内⽃争残酷的他以⼀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事态的进⼀步扩展。
⼀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式被打倒。后来有⼈传出⽑泽东当时在批评彭德怀时说过的话：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个提前休息，⼀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之旅，命运之⾈，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泽东的指⽰精神，采取⼤鸣、⼤放、⼤字报、⼤辩论的⽅式，开展军队⼯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争。
军委扩⼤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接到军委指⽰，拖着病体回到北京出席会议。在回京的头⼀天，他思绪翻滚，⼀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车上，⼜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准备检讨材料。
对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泽东曾关照说：“让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平也说：“同志⼯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66岁了，⼜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这个样⼦，⼼⾥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协和医院，对
说：“你写啥⼦检讨嘛！要写，我替你代写，写100个字就⾏了。”
祝福老人的健康吉祥话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氛之下，深明⼤义的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10⽇，中南海怀仁堂座⽆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主席宣布⼤会开始时，鸦雀⽆声的会场上，笼罩着⼀种极其严肃⽽⼜令⼈压抑的沉重⽓氛。
年近古稀⽽⼜残病交加的被扶到讲台前，宣读⾃⼰的检讨。他表⽰拥护⽑泽东的指⽰，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严于责⼰是⼏⼗年来的⼀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点名批评，下⾯有⼈⾮议的情况下，⾃然更免不了对⾃⼰过分苛责。因⽽，每当说到委屈处、违⼼⾃责处，语调哽咽，⼏不成句。台下的⼈⾃然能明⽩，这⾥⾯既有真诚的反省，⼜有难以⾔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检讨的本意是想保护⼀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的意志为转移。愈到后期，“反教条主义
”的⽃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参谋长⽴即道：“你还不服⽓，再开⼏次会。”于是，批⽃会⼜接连开了好⼏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被降职到地⽅⼯作。⼤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校，在—所下放的“五七⼲校”“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反⾰命毙了。何鸿焱为什么叫赌王
⼀代“战神”挂印罢官
⼀代“战神”挂印罢官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
1959年1⽉19⽇，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官和学员⾃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强撑病体，⽴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家送他去浦⼝车站。⼀帆远去，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家相送⽽久久地挥舞着双⼿。望着凛冽寒风中倍显孤单的⽼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将军怆然叹道：“这个⽼⾸长，没有少受罪呵！”
⼀纸谪书传⽯头。就此举家进京闲居，数⼗载兵戎⽣涯遂告结束。
⽵可焚不可毁其节，⽟可碎不可抹其⽩。1980年秋，邓⼩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更是⼀针见⾎地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很⼤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亏，⼀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以94岁⾼龄逝世。党中央在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他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的错误处分，全部撤销。总算还了的清⽩之⾝。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