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水浒》评点的理论价值
冯仲平
关键词 金圣叹；《水浒》评点；理论价值
文学不但需要批评引导阅读，仰仗批评深入地揭示其艺术价值，同时还需要通过批评进行理论建构，以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创作实践。金圣叹《水浒》评点(以下简称“金批”)即在作品批评和理论创造两个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在当时成为我国小说理论发展的里程碑，而且当前仍然具有阐发的理论空间和现实意义。本文即着重探讨金批的主要理论建树及其宝贵价值。
一、因文生事——文本虚幻特性的深层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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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批”表面上虽然缺乏严整的文本样式和系统的逻辑结构，但其思想光芒却并不因此逊。金圣叹独具慧眼，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相比较，认为《水浒传》已从史传的樊笼里脱颖而出，不再依托历史(史事和史传)而成为完全独立的存在。金圣叹敏锐地发现并准确地抓住了小说的虚幻文本特性。
(一)史书“以文运事”。从时间流程来看，必须先有曾经发生过的真人真事，然后才有专门记述史实的著作；从内容联系来看，则后者是对前者的记录与摹写，并以前者为绝对参照。因此，评判史书的标准是“真实”，它要求“史记”必须与曾经发生过的人、事、情、景如合符契，不能随意虚构，即史书之“文”仅能充当史实之“事”的工具。如司马迁《史记》所写之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都应当被视为“实有”，即曾经真确地发生过。
因此，《三国演义》以史书为基本依托，在历史的基础上丰富与拓展，一方面作为优秀的艺术作品产生着巨大的审美效应，另一方面也使历史从庙堂走向了民间，使庄重的历史通俗化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虽然小说中或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和读者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虚妄，如左慈、于吉、管辂等带有神秘彩和超凡能力的人物，这些本届于非人间
狗洞打一字的虚幻形式，则仍被视为真实的存在，故《三国》有所谓“七实三虚”之说。“据史演义”，强调的是故事本身，是对史迹(史记)进行的丰富、润与重构，以写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但也正因如此，小说不可避免地由史书之记事转向了写人这个重心。金圣叹指出史书“以文运事”，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反面确立了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
(二)《水浒》“因文生事”。这是金圣叹从正面确立小说本质的一个重要命题。金圣叹认为，小说与史书有根本区别，它的基本方式“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皆由我”。创作小说之目的，重点不在讲述故事，而是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金批第三十三回评：“(作者)胸中自有一篇绝妙文字……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彼其意期于后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文而见也。”明确指出，小说重点在文，事为文料，而且先有文、后有事。与史书相较，小说中文与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文为主，事为宾，不是文表现事，而是事展示文。
金圣叹之“因文生事”，强调的是小说本体的虚幻特性。就人物而言，从《水浒》开头所言梁山英雄乃天罡地煞下界之虚幻预设与夫《三国演义》之历史分合规律引出《三国志平话》以“因果报应”解释显示着本质的区别。从不管佛教、道教还是历史循环论的观念而言，
虽然三者都属于对人物命运的超验解释，但有一点需特别注意，即《三国演义》《三国志平话》都是先有史事后有解释，而《水浒》与金批则异于此，它是先预设而后发生，在深层体现着“幻由心生”的观念。金圣叹立足《水浒》实际，把原来带有“反映”彩的文本态势扭向了“表现”的理论方向。那么，《水浒传》的创作虽有史的因由，即实事真人的依托，但更重要的是凭空杜撰。长篇巨制未必即是对已逝去的真人实事的追踪摹写，而是一种意识(即语言)的运作与展开。
(三)小说胜似《史记》。明代李贽认为《水浒传》与《史记》的价值同样重要，清代的张竹坡认为应该把《金瓶梅》当作史记来读，甚至称其本身就是一部“史记”。从中可以发现史学传统对艺术理论的深层影响，可以看到由李贽到金圣叹再到张竹坡的发展轨迹，其间既有贯穿始终的史学传统，更有对史学传统的摆脱与超越。
金批言小说胜似“史记”，道理何在?从史学传统看，小说继承了史传的“春秋笔法”，将作者对社会人生以及人物性格的理解和评价寄托在字里行间，寓道德褒贬和是非判断于具体形象的叙述描写，使读者不仅可以增加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而且可以获得道德提升和心灵净化。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看，则史书只能叙述人和事件的基本轮廓及主要梗概，而小说
可以表现更复杂的层面和更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人物的面貌、事件的细节、事物的神理和生活的趣味等等。金批指出，施耐庵不仅写出了人物的基本性格与精神风貌，而且写出了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栩栩如生，活脱灵现。《水浒传》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历史发展，而且写出了人物关系的深层内蕴，写出了细致入微的人情世态，读来令人趣味盎然，美感无限，这是史书难以企及的。
(四)小说是心造的虚幻意象。金批关于小说“因文生事”、“胜似史记”等观点，多从与史书的比较中侧面提出，而对小说虚幻本质的界定则是从正面直接阐述的。金批第五回评：“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人不造。’圣叹为之续曰：‘心如大火聚，坏种种五阴，一切过去者，无法而不坏。’今耐庵此篇之意，则又双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观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
佛之“心造诸法”，“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现象世界的生与灭都是主观精神
的表现。金圣叹借此说明《水浒传》文本的基本特性，小说意象的发生犹“如工画师，随手而成造”。在小说中，瓦官寺的出现是施耐庵主观意识的产物，它的消失也是施耐庵巧妙构思的结果，它(法)的存与灭都是人的主观精神(心)活动的结果。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一切叙述和描写)，都属于凭空杜撰，不必以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和客观存在过的人物做参照，因为小说的本质即是虚幻。金批贯华堂古本《水浒传自序》就认为小说是作家“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的产物。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水浒传》，当然可以说“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因而具有虚幻的特性。
二、因缘生法——创作根本规律的深刻揭示
金批的理论价值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小说创作规律的揭示。金圣叹自以为把捉到了施耐庵的创作秘诀，自以为窥见了《水浒》获得巨大成功的深层奥妙，他要把“金针”度与世人，认为如此方不负作者的惨淡经营和良苦用心。他在总结《水浒传》的创作经验时，提出了一
个核心论点，即以“因缘生法”为《水浒传》“文字总持”。“因缘生法”是《水浒传》的创作纲领，读者只有理解和掌握了这一点，才能真正领悟《水浒传》的艺术价值和思想精华，他进而认为，这一“总持”具有广泛的普适性，把握了《水浒传》的“文字总持”，就能掌握读通天下之书的不二法门。
(一)“因缘生法”。金批强调，创作必须做到“深达因缘”，即把握“因缘生法”的根本原理。金批第五十五回评：“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而耐庵作《水浒》—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宇宙万物的生灭，都是内外相因彼此作用的结果，离开了一定的内因外缘，事物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世间的人与事体现了“因缘生法”，小说中的人与事同样符合“因缘生法”的道理。作家的“亲动心”与“设身处地”，就是以己之心体会人事的“因缘”，从而使人物情节符合自身的逻辑关联，从而传神地展现出一个本质虚幻却给人以真实效果的艺术世界。所以金批认为，小说中的人和事似乎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而与作家施耐庵没有任何关系。
金圣叹用“因缘生法”分析了宋江杀惜的情节：“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真已深达十二因缘法也。”“十二因缘”指一系列因果关系形成的逻辑环节，金批借此分析小说情节发生、发展、结果之间的关联：宋江起初本不想杀阎婆惜，是婆惜的喊叫让他产生了杀人的念头，而婆惜喊叫又是因为看到宋江的鸾刀。小说之“文”随着事件的内在规律，一环紧扣一环地铺陈开来，形成了一个连续运动、关联紧密的情节序列。这一分析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和自身逻辑，把批评的目光凝聚于小说文本，借“法”的假有性揭示了小说的虚构特征，削弱了作品与现实联系的纽带，将文本作为一个自足圆成的对象来观照，显然有利于发掘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 公司实习报告
(二)“格物”与“忠恕”。金批认为，作家要使“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必须“深达因缘”，要想“深达因缘”，就必须“格物致知”，便又涉及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即“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格物”讲的是修齐治平之宏观程序的重要一环，是由内到外之逻辑序列的原初起点，“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金圣叹在这一儒学的命题中注入了佛学的内容，他说：“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认为施耐庵的创作得益于龙树之学，即“
女明星曝光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的缘起性空论。格物的前提是掌握“因缘生法”，格之于心就能获得良知，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逐渐由“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但金批之“格物”，既非通常理解的考察客观事物，也不是主张文学源于社会生活，而是“为圣人身通六艺，非物物而格之，只是识得矩字”，把“格”理解为“格式之格”，指作家内心对于情理的揣度功夫，即对情理的开悟。“忠”是指事物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恕”则是指认同以及认识这种具体性与特殊性的根本途径，即“以物种的尺度来建造”。佛典《中论》认为万事万物皆属假有，说它“有”，是肯定其现实存在；说它“假”，是从深层揭示其本质为虚无。金批的“忠恕”思想，深入地揭示了艺术作品与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
金圣叹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他认为“忠”是反思自我的方法，先确证“吾
忠”，进一步设身处地，于是延伸为“恕”，“忠恕”是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从“因缘生法”的角度看，事物都由因缘和合而成，认识自我个性须考虑相关因缘，推及他人也要分析相关因缘。致知在格物，格物在忠恕，而忠恕又须掌握因缘生法这一格物与忠恕的前提。作家进行艺术构思，必须充分考虑人物生存的条件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己之心推及他人，“心”临其境，使笔下的人物能“尽人之性”，“任其喜怒哀乐”，从而达到“各自人妙”，于是就涉及另一个相关命题——“亲动心”。
邓霓仪 (三)“亲动心”。在揭示作家创作成功的奥秘时，金圣叹提出了“亲动心而为”这一著名论断。“动心”一语，既有深远的儒学渊源(如孟子“动心忍性”之说)，同时亦注入了佛学的内容(如六祖慧能关于风吹幡动的公案)，当然还有明代心学的思想，如“吾心即是宇宙”之论等。金圣叹综合多种思想，把它改造成了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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