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战争期间，中统负责内部忠诚调查和異党活动调查，军统负责军风纪督察、军事情报和日伪锄奸，基本工作范畴没有重合点，抗战时期以军领党，作为党部门的中统也没有和作为军部门的军统来抗衡的实力。至于小蒋接班情治工作，那是国府播迁金马台澎以后的事情，大概真正开始整合是到了1950年代中期，之前的小蒋一直在各个部门历练，反而从不接触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北平站在接受敌伪财产、清查汉奸官商时发生了严重的贪渎行为（和《潜伏》中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电视剧说的是天津站），这在军统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违法违纪大案，于是戴雨农极为震怒，亲自去北平彻查此事。因此，北平站的几位要人畏罪密谋，乘着戴还没有具体证据之时就下手暗杀，在飞机上动了手脚，于是戴雨农殉国。有兴趣的网友可以Google一下“马汉三”，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后来的北平行营督查室主任（保密局编制）。女朋友生日送什么礼物好
戴雨农此人终身效仿校长，对于内部下属一贯是“严以律己、严以待人”（戴笠死后，国府派
员为他整理遗物，发现他所有财产除了书籍以外，仅仅能够装满一个小皮箱，大多为衣物之类，值钱的东西也有，几枚瑞士名表罢了），他御下颇为苛刻，抗战8年还不觉得，但是期间军统伤亡实在太大，由于是正面和日伪汉奸厮杀的准军事组织，单单在抗战时期，军统核心高干就殉国18000人，加上编制成员共为45000人，再加上外围成员，8年之间整个组织殉国超过10万人，这些数字足以令人惊骇。
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以少将之尊，抗战期间一直作为黄包车夫潜伏于北平，为中国敌后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胜利以后贪点小钱的想法也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但戴笠眼中他却犯了滔天大罪，非要家法整治，难怪马汉三心生怨望，非得杀了戴老板。
这张照片中的灯笼是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来进行空袭报警的，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
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那全部是戴笠先生手下的军统英的贡献。重庆督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蒋委员长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初一不能洗澡
戴笠先生和他手下的军统英竟然做到了。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装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
日军自然慢慢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完成领袖之任务和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我们落后的祖国，为何能死扛14年，最后击溃雄霸东亚50年之久的日本，完美进入世界一流大国的俱乐部的？就是靠着国军将士那股为国为民为主义宁死不屈的壮志豪情。
戴笠与军统——军统 世界上最强大的特工力量之一
开干果店1937[size=9pt]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了五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使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但却加强了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戴笠是国民党内较早认识并运用新方法和手段与中共进行斗争的顽固派分子之一。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也在坚持反共的同时，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了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戴笠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
年7老八吃粑粑月至1938年3月，戴笠特务系统的主要活动有：
（二）1937年8月，破获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日本间谍案。
（三）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戴笠亲率特务处高级干部和骨干力量急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军实行决战，以挫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势（四）1937年9月，与杜月笙合作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特务武装游击部队，取名别动队。该别动队于10月在上海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与日军一触即溃，战斗力极差，但其中亦不乏忠勇之士，到淞沪之战结束时，别动队战死官兵1500人以上，受伤官兵500余人。
（五）1937年9月，在上海组织“文友社”，开展对上海的日本间谍机关“东亚同文书院”的反间谍活动。
（六）1937年9月至10月间，日本特派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潜赴上海，意图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部署机密，并伺机暗杀动员《九国公约》签字国外交调停的宋子文，戴笠亲自主持反间谍活动，骗取南本46万元，并终使南本无功而返。
（七）1937年10月，布置上海、南京潜伏区。12月南京沦陷后，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即投降日本特务机关，成为第一个背叛戴笠、投降日军的高级特务，南京潜伏区也成了特务处外勤组织中第一个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潜伏组织。
（八）1937年11月，戴笠主持特务处系统力量的大撤退，在安徽将残存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加上收容的其他力量，改编成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九）1937年12月，戴笠受蒋介石密令，在南昌诱捕回国参加抗战的杨虎城将军。
（十）1938年1月，在开封诱捕抗战中弃土失职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21日，韩复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24日秘密决。
（十一）1938年3月，在湖南临澧县举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内部称“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共收学员约1000人。“临训班”成为军统在抗战时期开展特工训
练的一次示范班，学生后来大都成为军统骨干，形成军统内的一个重要派别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决定撤销“力行社”等党内各派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决定对1935[size=9pt]年5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年9月成立的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进行改组，扩大为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二）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三）隶属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1938年5月，军统局正式在武昌成立，8月初，戴笠正式就任少将副局长职。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首先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然后逐渐扩展，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在此基础上，军统利用特工的特权，强抢强购，不断扩大地盘。戴笠在重庆安营后，便着手整理内部，将内部科、股逐次升格为处、科，并新设许多处、室、科、股，大量扩充人员。
揭密戴笠任军统局长八年 却为何坚决不入国民党
“中国的盖世太保”戴笠恶名昭著。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八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人士，但戴笠却没有加入国民党，这是为何？
赌博帮助戴笠成为黑帮份子
戴笠从少年时起便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总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和裹小脚的“青年会”的主席。
戴笠在1914年结婚，新娘毛秀丛的父亲毛应升是离县城仅有二三公里的枫林镇上的地主。1916年戴笠因偷窃被抓住，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后来戴笠在赌博中屡次作弊被抓住，为了保命，戴笠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也结交了一些地痞，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当这些夜间活动使戴笠遭到上司的惩罚时，他便当了逃兵。
获杜月笙垂青
到了1921土壤学实习报告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的关系离开了杭州去上海，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
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1923年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看出，年纪很轻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在1928湖心亭看雪翻译年报告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成就取决于在上海地下社会中建立同盟关系。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所以戴笠就把这个帮会头子称做“三哥”。
戴季陶赏识、蒋介石信任
胡宗南有一次来杭州时，戴笠有幸结识了他。在后来的年代里，胡宗南成了戴笠在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将军中至关重要的同盟。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戴笠被这些革命派当做“小瘪三”，戴季陶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跟他同姓的人，他对戴笠的态度也好起来，精明的戴笠猜想到他们是孙中山在广州的特工人员。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叔叔”了，他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
讨蒋介石欢心不加入国民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时，蒋介石欲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戴笠得知此事后，连忙向蒋介石报告：“我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又怎能当中央委员呢？”蒋听了非常惊奇，忙问：“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戴说：“我以往一心追随校长（指蒋介石），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蒋介石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刻写了一张条子。戴笠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他连忙推辞，坚决表示终生只做蒋的“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
1945年，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大”时，蒋介石又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戴又坚辞不受，并再三向蒋表示，“唯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蒋介石从此对戴更是垂青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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