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708)
    1941年5月22日，在旅馆中苦等了一周的沈醉，终于拿到了“派稽查处的命令”。 所谓“稽查处”，全称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这是在抗战期间军统所控制的近20个稽查处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前面说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系“中枢”迁到重庆后，由原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改建而来，因此首任处长也由原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赵世瑞担任，这是1939年春的事。 稽查处还有两个副处长，一个是王克全、另一个是陶一珊。 有意思的是，据陈恭澍说，这个处长的位置，原本是他的，那正是陈奉命在河内监视汪精卫的时候。许多年以后，陈恭澍回忆说： “在河内的时候，大概在（1939年）三月初旬，看到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不过几行小字，是发表笔者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少将稽查处处长’。当时，并未在意，我也想到，这或许故意发布的消息，以资掩护。可是用不着多此一举呵！回到重庆之后，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长一职，已由赵世瑞同学出任，副处长是陶一珊。据说当初的确是预备叫我干的，后来因为我在河内工作干砸了，才改变了主意。” 陈还说：“亏得没有叫我去，因为我不是那种材料。” 陈恭澍很有自知之明，以他之目无法纪，如果做这种公开管理的工作，不搞得一塌糊涂才怪！ 1939年夏，王克全因督察室主任刘培初的“弹劾”而自杀，次年，赵世瑞亦被免职。 赵的去职，源于一次“诬告”，据临训班学员、稽
死刑如何执行
查处干部易啸夫回忆： “1940年夏秋间，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军统局：‘据报重庆稽查处处长赵世瑞有贪污嫌疑，着即查办上报。’毛人凤急电向在西北视察的戴笠请示，回电先行扣押，将赵软禁在军统枣子岚垭漱庐招待所内。” 易啸夫说：“戴笠回渝后了解到内幕，原来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刘航琛、潘昌猷在重庆山洞何应钦公馆内面告赵世瑞对经过青木关、小龙坎检查哨的烟贩、军火贩索收贿赂，有大量贪污行为。而且中统也在背后支持刘、潘。戴笠调查后向何应钦报告，说此案查无实据，应无罪开释。” 易啸夫说：“赵世瑞回处后，当众宣称是被诬告的，应诉诸舆论，并要求对方必须公开声明，澄清是非。不久，刘航琛、潘昌猷确实在《大公报》上公开声明道歉了事。” 滑稽的是，赵世瑞曾多次被举报“贪墨”，戴笠均曲予优容，大家都感到“不平”。这回戴笠好不容易“公平”了一次，却又恰恰冤枉了赵世瑞。 冤枉归冤枉，问题在于，赵已经被“拿下”，新处长亦已经上任，不可能官复原职。赵世瑞怎么说也是“九年的老同志”、有功之臣，想个合适的地方“搁”，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 恰在此时，“人民动员委员会”成立，大量虚职可以安排。 “人民动员委员会”简称“人动会”，这个机构的成立，是戴笠从利用帮会到控制帮会的转变和尝试，是下得很大的一盘棋，在这里需要详细讲一讲。 众所周知，四川是帮会的天下，其“哥老会”天下闻名，而这种势力与地方军阀搅合在一块儿，就更不得了，川军中的很多部队本身就是“袍哥
”部队。前面说过的“范哈儿”——范绍增——其实不过是川军的一个师长，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来去自如，关键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袍哥”；像著名的“仁字大爷”唐绍武，原本在熊克武（亦是哥老会成员）手下当兵，后来通过袍哥组织倒卖军火，成了“人物“，四方通吃。 唐绍武说：“国民党人很多都是出身于青帮、洪门、袍哥等帮会，后来成了要人，也还没有脱离帮会组织，甚至还在继续搞帮会活动。四川袍哥组织的发展，特别是重庆袍哥组织的大大发展，曾经使国民党搞党务工作的党棍们心热，想设法如以利用来加强他们的反人民活动。” 唐绍武说的“党棍”，指的是力行社的“大太保”曾扩情，在他的主持下，曾经组织了一个重庆袍哥的统一组织——国民自强社，唐回忆说： “1932年，曾扩情（曾参加袍哥）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身分回四川吋，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书记长龙文治，筹谋掌握袍哥组织力量，约当时仁字‘紫云公’执事大爷余仕高、义字‘永和公’执事大爷鲁海林等商量，指示他们筹备重庆袍哥的统一组织，以合法民众团体名义向市党部呈请登记备案，然后在当局领导之下正式活动，‘国民自强社’这个名称也是曾扩情、龙文治代为拟定，由余仕高、鲁海林等去约集各堂公口袍哥大爷商量通过，接着进行筹备的。” 曾扩情的目的，当然是要将袍哥组织收为己用，但他知道，像袍哥、青洪帮这类黑社会组织，其威力在于社会影响力，但本身不具有任何政治地位，必须给他们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才能与党派、政府发原华个人资料
鞠婧祎
程琳被杀生联系，否则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他搞了“国民自强社”这样一个合法的“民间社团”，给重庆的几大袍哥组织戴上一个合法的“帽子”，便于操作后面的事情。 唐绍武回忆说：“国民自強社筹备期间，仁字李炳云、田得胜，义字谢德三，礼字巫平清、向占云，智字罗海清、牟三和，信字范化南等人，都表示赞成，并商得陈兰亭同意，由其担任首名发起人，余仕高、鲁海林等依次列名，共50人。具文以组织成立合法民众团体‘国民自强社’为缘由，向市党部申请登记备案，旋获批准，并发给一些民众团体应行遵守的规则文件。” 唐绍武说：“1932年夏，重庆袍哥在机房街召开国民自强社成立大会，各堂公口袍哥大爷石荣廷、杨巨卿、郭九皋、李炳云等均出席，当家管事兄弟伙也有—些列席，参加大会者共数百人。大会推举陈兰亭为名誉社长，余仕高为第一任社长，其下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干事、各组组长、组员等职。社址设在龙王庙街（今民族路）章华大戏院楼上，国民自强社牌子则挂在戏院侧门。一些袍哥弟兄反映说：‘现在袍哥出头了，政府许我们嗨了。’” 在唐绍武的回忆中，特别对上文这个“嗨”字做了解释，他说： “袍哥内部讲的江湖义气是：有钱有势的大爷，对一般经济困难的兄弟伙，经常施以小恩小惠，出手越大越漂亮。遇上外地袍哥闯了祸，跑来避风头，要尽量掩护营救，出钱出力，对一般过往的袍哥客伙，招待应酬，慷慨大方。遇有困难危险事情，挺身负责，不推脱畏缩。对袍哥兄弟间的纠葛，调解
小白船处理得当。凡是这样做得好的，江湖上称为‘嗨得开’，声名远播，一张名片亮出去。四方码头都走得通。” ——按照唐绍武的逻辑，国民自强社成立以后，既然牌子都可以公开挂出去了，在“袍哥弟兄”看来，那自然是“出头”了，因为“政府许我们嗨了”，不仅仅是在江湖上“嗨”的问题了。 唐绍武说：“国民自强社的权力，照当时各堂袍哥协议规定，是重庆五堂袍哥的总社。社长余仕高是总‘舵把子’，对各公口都有指挥约束的权力。”
赵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