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心者得天下
成奎安黑社会电影热映电视剧《潜伏铁面歌女结局》使我党的潜伏工作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关注。那么，我党早期真实潜伏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从1927年国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前，虽然被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因为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决心，致使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之前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
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外，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烂”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1928-1931年间，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我党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陈奕迅经典歌曲 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出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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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共最后破裂后，我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又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在国民党军队、政府内部中，到处有人为我党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特务对其中大多数人也侦破不了，事后，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优美的语句
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党的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样易于得情报。国民党在大陆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其原因就在于“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在于用正义性争取
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我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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