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俊 通讯员 陈鑫 陆阳
若非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年届九旬的魏宏运依旧声如洪钟、文思泉涌、精神矍铄。耄耋之年仍有如此精力，他说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自己毕生所挚爱的事业：“搞历史的人，脑子不能闲着，多用脑子，心智也就不会那么快地衰老。”
从参加革命的地下工作者到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是近一个世纪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研究者。他读历史、写历史，更是历史本身，与他交谈，便是与一段特殊的历史对话。
救国不忘读书
乡音难改，尽管离家已有60余载，但魏宏运的陕西口音仍清晰可辨。1925年，魏宏运出生在陕西农村的一个清贫之家，母亲早逝，父亲常年随杨虎城在外征战，他由祖父母抚养长大。
魏宏运的家乡有个习俗，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都要办社火，因为扮相好，他每次都被选中。乡亲们劝家里人把他送到西安学戏，多少能给家庭添点收入，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魏宏运11岁那年，父亲将他带到西安读书。
父亲爱读史书，受其影响，魏宏运对历史也渐生兴趣。1946年，出于对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的仰慕，魏宏运考入北平城的辅仁大学。原本希望专心读书，无奈世事动荡，内战爆发、物价飞涨，魏宏运愤然加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辅仁是一所私立大学，魏宏运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英文训练，但高昂的学费让出身寒门的他日渐感到难以支撑。1948年，他申请转学至国立南开大学读书。在插班考试中，魏宏运别出心裁，用英文作答试卷，如此功底让老师刮目相看，他被成功录取。
当时正值国共两军鏖战华北，解放军兵临平津城下。作为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天津支部3名成员之一，魏宏运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调查国民党在天津的军事部署及设施、军队布防情况。
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审查，及时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出去，魏宏运和同志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把印有共产党政策理论的油印小册子“改头换面”，封面印上“天方后谈”字样，很多伪装的小册子就从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那些特务们眼皮底下发散出去。
“当时年轻，人又有信仰，所以不觉得所从事的工作有多危险。”魏宏运回忆说，“参加革命实践开阔了视野。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成为我的信条。”
“南开一号”
革命是为了信仰，是对黑暗的反抗，而读书治学则是魏宏运的人生志趣。1951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魏宏运留校任教，从此再未离开过这座学府。
如今，走进位于南开大学西南村的魏宏运家中，迎面的墙上悬挂着书法家范曾手书的匾额：“南开一号”。南开人对他的这一敬称，来自于一段分房经历。当时，按照学术地位、供职时间、职位高低等多个标准排位，前后三次分房的公告中魏宏运皆名列首位，“南开一号”便由此而来。
事实上，南开大学跻身全国史学重镇，与“早上满满的正能量句子南开一号”魏宏运的贡献更是密不可分。
魏宏运毕业留校时，正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根据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两个历史系的主任郑天挺、雷海宗将调到南开工作。受学校之命，魏宏运多次赴京，联系这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来校事宜。后人评价，很多名校在那次院系调整中“丢了传统”，但南开历史系反而得到壮大，一时间名师荟萃，有历史学“小西南联大”之称。
令魏宏运惋惜的是，此后的各种“运动”中，师生大量的宝贵时间不能用于教研、学习。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会告诫学生：“有时间多读书。”
在“反右”“”等特殊时期，魏宏运以政治智慧和勇气设法保护了多位学者，为南开史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未曾想到，他保护教师和鼓励学生读书、治学的苦心，在运动中都成了他的蚊子咬了怎么消肿止痒最快用什么药“罪状”，而他当年对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更是被斥为“替蒋介石树碑立传，是在配合蒋帮反攻大陆”。
在外行看来，历史学家是埋首故纸堆中的一人，而在魏宏运的学术理念中，历史学时常要与现实紧密结合。
“”期间爆发了苏联军队侵犯我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尽管此时的魏宏运正遭受各种
打击，但他仍力争到塘沽、张贵庄、大直沽等地调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的沙俄暴行，记录了许多口述资料，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一文。
“有人说研究历史很枯燥，但一旦进入研究状态，就会感到其乐无穷。”魏宏运一生甚少参加娱乐活动，以至被人称为“四大皆空”，而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藏书。“”结束后，魏宏运终于迎来学术新春。
“守愚而能苦学”
魏宏运的家中有一个歌手2018第二期排名“书库”，他将这方散发着书香的小屋子命名为“锲斋”。在魏宏运的弟子看来，“锲”字很能反映魏宏运的个性、态度和理念，或可称为一种“锲斋精神”。
“我用‘锲’字作斋名的想法，已非一日了。还在幼年读书时，荀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名言即已铭刻于心，它时时鼓励我前进，使我受益颇多。”魏宏运的文集也多以“锲斋”命名——大专生出国留学条件《锲斋文存》《锲斋别录》《锲斋文稿》。
回首治学生涯，魏宏运给自己的画像是“守愚而能苦学”。他常说，学术征途上没有平坦的大路，要下苦功夫。只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上世纪50年代，教育部计划设立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系领导安排他讲授该课。当时，很多人不把中国近现代史当作一门“学问”，认为研究历史越古越好，魏宏运却乐于开此风气之先。
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没有现成教材，魏宏运买来《冯玉祥日记》等书开始钻研，尽管有了一些史料，但苦于“无论怎样也串不起来”。他意识到，研究中没有理论分析，就失去了灵魂。
后来，魏宏运率先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现代史领域，运用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华北区域史和抗日战争史，体现出春节习俗作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风范。他先后数十次到华北农村开展社会调查，采访过的农民不计其数，抢救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新青年》《向导》等中共早期刊物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有分析就有灵魂。”上世纪80年代初，为配合教学，魏宏运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先后被百余所大学选作本科教材，并远销海外。魏宏运由此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前不久，为庆祝魏宏运90岁诞辰，南开大学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人们看到，“90后”的魏宏运，洞悉了历史中的兴衰成败，品读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霜染华发，却终究改变不了他锲而不舍的秉性与心境。
“历史并不单纯，它复杂而曲折，当你有兴趣去深入探究，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十首关于黄鹤楼的诗”魏宏运将历史研究视为人生中最美好、最有趣的生活，他说自己还要继续耕耘，把“历史长河中形形的过往归纳整理，记录下来”。
《中国科学报》 (2014-11-14 第12版 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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